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随着国家针对中小学校内校外“双减”政策的推行，现在线上和线下的培训机构基本都是哀鸿遍野。
山雨欲来风满楼，作为一个在教育行业工作了近10年的从业者，我深刻的感受到了来自决策领域“求变”的决心。
必须承认的是，想让大部分人受益，可能就得牺牲掉一部分选项。让大家干脆没培训班可选，自然而然就回到了一条起跑线了。一切的一切都还得说回到那句老话：
公平，还是公平。
如果在美国，这都不是事，你没钱上课外班你怪谁？甚至美国没有中国意义上的“义务教育”，你愿意去公立学校，国家会培养你，如果你不想去，也没人管，所以美国有两个特征，最穷的人可能根本没咋上学，最富的那些人也可能根本不去学校，比如那个马斯克，在家搞了个私立，找了一堆老师教自己的娃。
如果本着“顺其自然”的态度，那么这个世界的自发趋势便是：优质资源和财富会自发不断向顶层集中。追求公平的本质就是对抗这种趋势，过程会非常痛苦而且充满波折，我国恰好对公平这一目标非常在意。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政府后续可能会立法禁止周末和假期补课，甚至延长学生呆在学校的时间，让大家想补都没得补，强行把大家往一个赛道上摁。家长慢慢形成不补课的共识后，家庭教育经费开支才能缓慢降下来，说不定能不那么卷。
我毫不怀疑公平的重要性。不过在今天这篇文章里，我想重点谈一个事情，就是随着政策层面对培训行业的不断施压，最终，我们对公平的良好愿景能否实现呢？
如果您关注过美国的教育改革，就会发现在大洋彼岸，对教育公平的尝试已经有过好几轮了。
其实对于90%的普通家庭，大部分父母的态度是：“上小学之后，我就不太管孩子啦，我交了这么多的税给区里，教好孩子是学校的事情！放学回家之后有时间，不如让他们去踢踢球，多玩玩儿。”
而对10%的精英阶层来说，则希望自己的孩子好上加好，会选择各类的辅导产品，来提升孩子的竞争优势。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根据美联社和某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调查，有将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拿不出一千美元应急。而根据联准会去年的调查，47%的美国人甚至拿不出四百美元应急。
与此同时，一位二十年多前从北京移居美国、将孩子送进了“常春藤”的妈妈坦言，孩子每节钢琴课要上百美元。
以下这张图可以更加清楚地说明：该图展现了自1940年以来，来自美国收入前10%和后90%的家庭的孩子，在标准化考试中表现出的差距不断增大。也就是说，富人和穷人的差距在下一代身上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至此我们可以得知：美国的教育体系，是一个严重（且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式精英教育。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追求过公平。
为了提升教育公平化，从1983年里根政府提出了《国家告急：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以来，美国政府作出了很多努力，包括小布什的No Child Left Behind法案，以及奥巴马大力推广Common Core和标准化测试。
所以，联邦政府的工作，就是让后90%的人，能够在学校里面也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资源。
2011年，美国联邦政府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也被后世称为“有教无类”法案）下投资1.34亿美元用于低收入家庭学生的私人补习课程。
然而，根据《萨克拉门托商业杂志》（Sacramen to Business Journal）报道，由于该法案的实施，家境好的学生在校内接受辅导的机会减少，越来越多的私营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开始出现，以缩小与校内辅导差距。也就是说，富孩子都跑到校外上课去了。
另外，在法案实施期间，曾经有州的人文学科委员会报告，这一法案导致该地区学校1至5年级低收入家庭孩子们的社会学习课课时减少了3成以上。
因为学校为了达标，不少中小学延长了给穷孩子的学校上课时间，并且在放学后补课，缩减学生的休息时间。甚至有学校迫于考核的压力，取消了高年级学生午餐后的15分钟休息时间。理由是：在提高考分的压力下，教学比休息更重要，学生们在午餐时已经休息过了。
最终，这项吃力不讨好的法案在一地鸡毛之中收场，它也并没有在教育两极化的大潮中掀起什么波澜。
同时，很多人开始了解到一个残酷的真相：美国不仅不是孩子的天堂，而且，美国的孩子要成为世俗定义中“进入常青藤，签约牛公司，出任CEO，迎娶白富美”的“人生大赢家”，他需要吃的苦可能比中国的孩子还要多。
普利策奖得主爱德华·休姆斯就曾说过：
“4是有魔力的数字：4小时睡眠，4杯拿铁，4.0。”
这是爱德华·休姆斯在加州一所公立高中蹲点一学年后，写出的著作《梦想的学校》中的一句话。爱德华惊奇地发现，这些为了进入常青藤大学的高中生们，一天仅睡4小时，需要喝4杯拿铁，才能拼尽全力拿到那个魔力的数字——GPA4.0。
让我们再看向近邻日韩。
据韩国教育开发院的《教育统计年报》显示，2014年韩国私人教育机构数达到了近7万家，补习的学生人数超过了700万人，授课老师多达28万，达到了当时历史最高水平。
七年过去了，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刷新，而这个庞大的补习市场，背后是巨额的利润。
在韩国，一个学生上补习班得花费多少钱呢？
之前在热播剧《天空之城》中，里面的一个孩子，光补习费就花费了约1500万左右的人民币。很多人看的时候，都以为这不过是电视剧夸张而已，但是现实中却真实存在。
韩国2017年的纪录片《课外教育悖论》中，多数家庭每个月补习班花费都要超过100万韩元，甚至有的家庭超过了300万韩元（约17000元人民币）。
这还只是普通老师的价格，有些在补习班包装下的名师，收取的补习费更是天价。
如此巨大的补习费用，令韩国家长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根据韩国统计厅发布了“2017年度国税统计年报”显示，韩国人均年收入为3519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9.9万元），平均年收入最高的城市蔚山市是4216万韩元（约合23.9万元人民币），其次分别为世宗市（4108万韩元）和首尔市（3992万韩元）。
但这并没有阻挡韩国人补习的步伐，月收入不到100万韩元的家庭，其孩子参加私人辅导的比例能达到36%，月收入超过600万韩元的家庭更是舍得花钱，近90%都会让孩子去上补习班。
所以早在2010年的时候，韩国就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学生在课外补习，并且这个比例每年都在不断上涨。据2019年的相关数据显示，在韩国上补习班的学生比率高达74.8%，小学生就高达83.5%，而初中为71.4%，高中为61%。
这些学生中，随便找一个人问，开学期间至少要补四五门课，寒暑假则更多。如此强压之下，韩国的文盲率大幅度下降，识字率高达98%。
相关调查数据表示，韩国的一些小学生，早在五六年级就已经学完初中知识，每100名初中生里，就有8名超前学过高中内容。可以说，课外补习，已经让校内学习变得越来越形同虚设。
在这个巨大的练蛊场里，你会发现很多残酷的事实。
比如在大峙洞上补习班的学生，都会把其他学生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因为但凡能在这儿上补习班的学生，大多是平时成绩不错并且以进入名牌大学为目标的“潜力股”。因此，学生之间都保持高度警惕性，不会轻易告诉同学任何有关自己学习情况或私教方面的信息。
韩国著名的私立高中淑明女子高中，就盛传一个潜规则：每次拿到大峙洞补习班发放的试卷后，学生们都会第一时间把试卷上头的补习班名称撕掉，以免被学校的其他同学窥探到自己上哪家补习班。
在这样的大局之下，连政府都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培训机构，因为它们的需求量实在太大了。
去年3月疫情期间，全球有8.5亿学生处于停课状态，而韩国的补习班却已经开课。2020年3月5日，韩国KBS电台报道，首尔市瑞草区当时已有81个补习班正在开课。
同一时期，光州市共有650处补习班处于停课状态，仅为当地总补习班数的13.7%。韩联社电视台也称，韩国已有70%以上的补习班正式开课。
当时，韩国政府为了能让补习班可以停课，承诺为补习班企业提供低息贷款，以便于它们不用担心倒闭问题。但韩国补习班协会却以经营困难为由，希望政府能帮忙返还学费规模的一半。结果，双方最终没能达成协议。
虽然停课时间韩国补习班算是最短的了，但是韩国家长却十分着急。一家大型补习机构的负责人说：“许多父母给我们打电话，要求重新开班。”
可是即便卷成这样，一个顶尖的韩国普通高中生，再努力未必能上首尔大学。根据OECD的统计数据，98%的韩国年轻人完成了高中教育，其中75%会上大学，但只有2%才能进入SKY大学。
然而，私立高中的学生，即便排名再靠后都有可能上SKY，SKY指的是首尔大学、延世大学和高丽大学，是韩国顶尖的三大高校。
穷人的一切努力，终究被资本撞的稀碎。
日本的情况基本也一样。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2017年10月发布的《学校基本调査报告书》，早在2015年春季，所有申请上大学的考生中，93.3％最终都被录取（虽然不一定是第一志愿校），落榜者不到一成，“大学全入”几乎名副其实。
但有趣的是，很多人感觉日本高考的压力比中国还要大。甚至，很多高中生都因此出现了严重的精神问题。
日韩的内卷洪流让我不禁想到前几天在媒体上看到的郑州外国语中学“推外考试”。
纵然只是小升初，但“推外”的淘汰率极高，在郑州只有0.3%，也就是千分之三的小学生可以通过，这个比例甚至比100多万河南考生考上全国顶级985大学的比例还要低一倍多。
在一篇纪实当中，笔者回忆了他在“推外”考试当天看到的两个场景：
当一位父亲得知自己孩子通过了考试，一个大老爷们当场憋不住哭了。
大家都没有劝他，因为有过这种过程的家长都知道，这个成绩意味着他和他的孩子几年之内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这次考试他又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他需要用泪水释放这种压力。
另一位母亲，听说自己的孩子没有成功，呆若木鸡，然后颤抖着手拿出了速效救心丸放了一颗在口中，然后在以后一个小时钟，没有说一句话。很显然，她的孩子也付出了很多，没有成功更加难以接受。
我还想到了自己的一个朋友。
几个月前，当时正是海外疫情非常严重的时期，有一次我在常光顾的威士忌吧喝东西，碰到来喝酒的另一个熟人。几年前刚认识他时，他在国内一家高端境外旅游的大公司当客户经理，一年中在国外的时间占一半，做的风生水起。
当时他一见我就略带感伤的跟我说，Eric，我们现在是同行了，你要多教教我啊。
我说，此话怎讲啊。
他告诉我疫情一时半会是过不去了，境外旅游的线路都停了，当地的地接资源也都转行或者破产了。他现在跳槽到一家学科培训的公司，开始教初中数学。
“人嘛，不就是寻找自己的局部最优解吗。”他跟我碰杯，将一杯威士忌一饮而尽，“你说，教育行业应该还是更稳一点吧？”
我说，“现在哪里有稳定的行业啊？再说，我也不怎么教学生啦。”
我心想时代变得太快了，以至于到这把岁数我都没有任何把握讲以后自己会混的如何。唯一让我踏实的，是自己读过一些东西，也在坚持学习，当大潮拍到我脸上之前，我也许可以提前躲一步，或者拿起冲浪板。
此刻的我唯一确信的是，没有一条政策会做到完全的公平。那些被剧场效应折磨的家长和孩子需要被拯救，数以百万计的培训行业从业者里，也有很多需要用自己并不算多的收入养家糊口的人。
今天，精英群体和头部资本的虹吸效应让每个人意识到改变的重要性，却也让我对“改变”的可能性产生了些许怀疑。
几周前，国家开始严厉打击课内培训行业，酒吧碰到的那个朋友的那个机构同时出现在了“顶格罚款”和“降薪裁员”的名单之中。我没有联络他。
我只是突然想到那天他举杯的样子，以及北岛的那首《波兰来客》：
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时空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