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派与种族主义共生
记者问：澳大利亚专家和决策者对中国看法的负面转变在很多方面与美国类似，尤其是在时机方面。您认为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对抗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趋势，又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内政治和文化动态？
布罗菲答：显然一直在进行对话，但我并不认为澳大利亚的立场直接反映了美国的趋势。在华盛顿表示希望通过“转向亚洲”战略对抗北京之后，澳大利亚仍乐于继续从对华关系中获益。我认为，澳大利亚作出这一转变更多地是为了回应一种随着特朗普当选产生的看法，即面对中国崛起，美国要么不愿、要么无力维持其在亚洲的主导地位。
我没有过多地利用文化来解释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但显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合理的，即如果中国不是一个我们长期妖魔化的亚洲国家，澳大利亚对中国态度是否可能出现如此迅速的转变？如今，鹰派外交政策和国内种族主义无疑存在于危险的共生关系中。在新冠病毒疫情暴发后，将澳大利亚华人看作第五纵队的偏执与同样长期将亚洲人看作危险疾病携带者的理念，交织在一起，创造了一种现在有自己生命的有毒混合物。
问：您对目前澳大利亚关于中国的公开讨论深感忧虑。您的主要担忧是什么？
答：我的动机很简单：澳大利亚正在推行的政策使其公民不那么安全，置我们的公民自由于危险之中，并且正在煽动仇外情绪和种族主义。仅凭这些事实就应该促使我们大家寻求当前事态发展方向的替代品。但增强军力和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偏执并不能成为替代品。
“中国干涉论”只是借口
问：从政党政治到大学校园，澳大利亚安全评论一直被来自所谓“中国政府的‘外国干涉’威胁”所占据，这成为通过新法律和增强澳大利亚安全机构权力的借口。您认为这种威胁是作出回应的理由吗？您观察到的一些负面影响是什么？
答：不，我认为这个领域的很多说法是夸大其词，经不起推敲。我对媒体经常没有审慎调查或者不在乎这可能对澳大利亚华人产生的影响就传播站不住脚说法的方式持批评态度。但更深层次的问题与架构有关。过度以权谋私或腐败事件反映出澳大利亚政治制度的结构性缺陷，而不是源自中国的独特挑战。各种各样的外国游说团体只是可能破坏决策的众多利益集团中的一些。现在的挑战不是通过授权澳大利亚秘密安全机构来保护该体系，而是通过提高透明度和加强问责制来使该体系更加民主。迄今为止，澳大利亚采取的措施在这方面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但却污蔑了寻求行使民主权利的澳大利亚华人。
许多仇华政策应取消
问：对于当前澳中关系糟糕的状况，您会给澳大利亚领导人开出什么处方？
答：我开出的第一个处方是更加诚实。2017年，澳大利亚政府刻意转向与中国对抗，完全知道这可能引发贸易报复。当政策产生预料到的后果时，政治家所表达的任何愤怒都只能被描述为装样子。有关中国损害澳大利亚主权的言论并不反映现实，而是反映了政府煽动一种受害者民族主义的努力。
如果这里存在主权受损的问题，那就是美国在澳大利亚领土上驻军和建立情报设施。澳大利亚的姿态应该是寻求缓和及化解该地区紧张局势，使南海等热点问题非军事化，并坚定如一地拥护自主等原则。
在国内，我认为最近许多政策可以而且应该取消。外国干涉法做得太过火，将不应被定为犯罪的事情定为犯罪，令从事涉及国际网络政治活动的几乎所有人都处于某种风险之中。应该邀请签证被取消的中国学者再次申请。我认为，阻挠中国对奶牛场之类的领域进行投资没有任何价值。政治家们还需要弥补造成的破坏：对反亚裔偏见采取坚定立场，停止纵容有关中国移民缺乏某种虚构的“澳大利亚价值观”的说法。
然而，退后一步，这里的问题远不止是对华关系，还有澳大利亚在世界上的作用。澳大利亚决定升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并非出于对美国不假思索的支持，而是出于澳大利亚自身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野心，包括但不限于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专属势力范围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