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基富海（ID：FOF_weekly），作者：Eyan，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最近，在6月12日央视《对话》栏目中，合肥市委书记虞爱华通过对合肥近年风险投资案例的分享，再一次让“中国最牛风投城市”合肥刷屏。
作为资本驱动地域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从去年开始，合肥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股权投资行业的关注，甚至被媒体称为“风投之城”。而合肥模式的爆火乃至成为一种现象级案例，将给股权投资和母基金行业带来什么借鉴意义？下一个“风投之城”又会出现在哪里？
一、合肥现象
2019年5月《第一财经》发布的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上，合肥还只是个二线城市，位列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之后的第三序列。甚至在当时的各大论坛和社交媒体上，充满着合肥是“强三线，弱二线”的争议。
诚然，当年的合肥并不那么起眼。而2020年，合肥则凭借 突破万亿的GDP，冲进新一线城市的行列。
合肥从2010年的城市排名40名开外，一个曾经还有“争议”的二线城市，再到GDP超万亿，冲进新一线城市，这10年来保持了接近年均17.5%的复合增长速度，高新技术企业增加超过800家，战略新兴产业增长超过18%。
而合肥为什么会成为一种现象，被誉为风投之城？这背后与我国的经济环境密不可分。由于我国地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大，纵深广，且呈阶梯状分布在不同地域的发展阶段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在经济发达、集中的北上广深等地，大环境已经从资本驱动的阶段进入到创新驱动的阶段，而第二梯队的地域，则依然处于资本驱动的发展阶段当中。资本招商、资本助力产业发展是最符合这一类地区的发展思路。
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京东方金亏损超10亿，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合肥驰援175亿：政府投入60亿，战略投资者投入30亿，以及85亿的贷款支持。
如今，京东方市值1343亿，在合肥本地投资超过千亿，合肥市政府持有的京东方股票，巅峰时期的浮盈就有上百亿。
京东方一战成名之后，合肥继续发力半导体，2017年，合肥政府与兆易创新分别出资75%与25%，成立合肥长鑫，专攻DRAM芯片研发生产。
2019年9月，合肥长鑫宣布总投资1500亿元的DRAM芯片自主制造项目投产，将生产国内第一代基于10nm级（19nm）制程工艺的8Gb DDR4内存。
2020年4月，当时亏损高达113亿的蔚来汽车与合肥市政府签署最终协议，获得了70亿元的战略投资，蔚来汽车总部落户合肥。
类似案例，在合肥的发展历程当中仍有许多，甚至合肥市政府似乎更关注那些“走投无路”的公司。因为目标公司经营情况顺风顺水的话，选择合肥的可能性不太大。就像是蔚来，也是被18个城市拒绝之后，落地在了合肥。
在“合肥现象”的背后，我们也总结出了“风投之城”所具有的属性——以“风险投资”为手段带来明显的地域增长驱动力的城市。而“风投之城”的属性，也意味着几个明显特征：
由风险投资带来了明确的产业转型，由新兴产业凝结，最终形成新的经济格局和增长引擎。
通过一套成体系的方法论，打造一系列的标杆项目，形成规模化传播效应。
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形成以某个城市为中心的新产业集群，明显区别于周围地区。
系统性的来看合肥的战略打法，我们不难发现其背后的特点：通过市场化运作的产业投资基金、母基金服务于招商引资和战略性企业；通过大手笔的资本招商来寻求重量级企业落户；通过投资收益反哺产业投资，持续的进行多产业布局。正是这种方式，让合肥一步一步被誉为中国的“风险投资之城”，成为中国阶梯化大纵深经济结构中，崛起的代表。
二、预备队是谁？
在改革开放后，一度以东部地区作为重心。近年来，东部对于改革开放之后的红利得到了充分的释放，经济飞速发展，明显与中西部地区拉开了差距，北上广深等超一线城市，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心。
而在实现国内大循环的经济设想下，弥合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是我国扩大内需，发展经济的必要路径。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这就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将需要更多的新的“地域引擎”。
合肥是一个很好的范式，从二线城市当中杀出，成为“风投之城”。但我国幅员辽阔，市场腹地极为广阔，大量有一定产业和经济基础的城市，仍然处于“资本驱动”的发展阶段，这也意味着，未来需要，也一定会有更多的“风投之城”的出现。
首先是苏州。在PEVC眼里，苏州可能是仅次于北上广深的投资高地。中国母基金鼻祖元禾辰坤就立足于苏州，布局了大量优质的股权投资基金，为苏州引入和借鉴了丰富的创新资本资源。
截至2020年二季度末，苏州市级共有15支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母基金共引导设立子基金45支，子基金投资企业近400家，直投基金投资企业超过100家，撬动社会资本后形成的投资总规模约为220亿元，放大财政资金超过12倍，支持创新产业发展引导基，培育创投基金和产业资本。
政策方面，支持做大做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支持央企资金、保险资金等在杭州设立创业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推进区域性股权市场创新试点，打造助力创新创业企业培育发展的综合服务体系，推动建立创投股权和私募基金份额报价转让平台，引导设立私募股权投资接力基金，促进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发展。
推动了信息服务与软件业、科技产业、大文娱产业、电商物流、数字产业发展，涌现出海康威视、吉利、百草味、蘑菇街、有赞、衣帮人等科技和新经济公司。
青岛在创业创新城市的打造方面，也走在全国的前列。2019年开始，青岛每年举办全球创投风投大会，通过风险投资的聚集，对创新要素和现有资源进行整合。截止今年3月，青岛市共有私募基金管理人数量为387家，进入全国前十位，管理基金数量为1063支，位居全国第13位，管理基金规模为1203.4亿元，位居全国第20位，比去年底增加164.1亿元，同比增长35.1%，增速位居全国第6位。
作为传统“工业强市”，青岛在注重工业发展的同时，也抓住了基础研究和创新的重要意义。在创新要素越来越全球化以及合作形式灵活的当下，通过对风险投资的集聚，以提高生产率、创新能力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也是成为了“风投之城”第二梯队中不可忽视的一员。
厦门作为与深圳同批设立的经济特区，在风险投资的发展上，也发力不小。并于近年来，持续发力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连续落地三届中国母基金峰会暨鹭江创投论坛，通过把基金作为重要抓手，建设金融强市。
目前，厦门地区管理基金超过1000多支，基金注册规模超过2000亿元。厦门通过构建全国领先的引导基金体系，共成立产业投资基金60多支，规模超过800亿，并且引进了中金资本、鼎晖资本、红杉资本、高瓴资本、深创投、前海母基金等私募股权行业的顶尖机构，同时也培育出厦门创投、建发新兴投资等产业基金和市场化母基金管理人。
厦门依托于对外服务贸易的产业优势，结合经济特区的立法优势，利用优秀的营商环境优势，通过做大做优产业投资基金，发挥出了基金引领示范带动作用，并在产业升级和招商引资工作方面取得了较大的优势。不仅仅在传统服装、外贸领域，走出了七匹狼等传统产业企业，同时也培育出美图、趣店等新优秀新经济公司。
此外，中部城市也持续发力。武汉将目光投向更早期的天使投资。武汉市副市长杨军此前宣布，武汉将出台促进天使投资发展的政策措施，培育和壮大合格投资者群体，推动湖北实验室科技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中心，对接天使投资。
杨军介绍，武汉将建立健全引导基金+天使投资的模式，联合天使投资和社会资金设立总规模3千亿元的产业投资基金，通过领投、跟投等方式强化对天使投资的定向支持。同时，武汉将建立健全产业引导基金退出机制，从天使投资，种子基金退出池可以只收回原始投资，对天使投资、种子基金收益最高返还40%。
西部城市争相打造“创投之都”。
成都在2017年就宣布设立1000亿政府引导基金，通过重大项目带动产业集群发展、产业基金支撑的产融一体化发展模式，来推动重大产业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创业企业的落地。近几年，成都在创投市场上活跃度不断提高，持续注入创新发展的新动能，成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谢瑞武称，成都已经具备了打造“创投之都”的条件。
而从2018年开始，西安全市累计新增各类风投、创投等机构203家。红杉资本、IDG资本、深创投、真格基金、达晨财智、君联资本、经纬创投、金沙江创投、华控资本、北极光创投等国内顶级投资机构相继投资当地科创企业，为西安注入强大资本动能。
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依托“一带一路”大力建设丝路金融中心，目前已形成特色金融集群并推动了西安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6月份在西安举办的《全球创投峰会》上，就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创投之都”城市标签。
此外，无锡、宁波、杭州、重庆、长沙、海南，均依托于自身的产业优势，希望通过风险投资和创投进一步提升经济和创新活力，也均有条件成为下一个“风投之城”。
在一线城市资源外溢，产业内卷逐渐加深的当下，以“合肥模式”为范本，投资驱动的第二梯队竞争也正式拉开帷幕，究竟怎样才能胜出呢？
三、下一个“风投之城”
从以上案例中不难看出，在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之下，诸多二线、甚至三线城市已经具备了承接创新和资本溢出，发展下一个“风投之城”的必要条件。但一个城市的崛起，仅仅靠资本投入就能完成么？答案是否定的。
地域差距明显，区域经济结构不协调，一定会是我国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必然现象。而如何突破当地经济环境瓶颈，成为下一个由资本驱动，形成明显的地域增长新驱动力的城市，我总结出以下几点：
1. 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是硬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于经济的发展，投资是加速器，也是放大器。没有一定的产业积累，投入再多的资本，引进再优质的GP，也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依托于风险投资来打造当地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力，一定要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和产业基础，要做到“有资本出去，有产业承载”。
正如前文所说，新的“风投之城”一定是进入到“资本驱动”的发展阶段，才能够承接新经济环境下的资本和创新外溢，来实现系统性的投资安排。
2. 明确的产业发展战略是必要路径
地方政府做投资，因地制宜的产业蓝图是必备的条件之一。现在，各地都在强调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但具体发展什么，很多地方政府想的都不够清楚。大健康的风口来了，发展大健康，半导体热了，发展半导体。这一方面是主政者战略定力不足的体现，另外一方面也显示出对于产业的规划不够实事求是。
当地的自然环境、教育背景、文化氛围、产业基础，这几点是必须要在进行产业战略规划当中考虑的要素。现在能做什么， 未来要做什么，政府能干什么，资本能带来什么，这几个问题，在利用“风险投资”的时候，是一定要搞清楚的。
3. 开放的心态和市场化的机制
市场化一直是政府投资当中的硬伤。作为政府行为在投资过程当中表现的保守一些，对合规和风控更严格一些，无可厚非。但这种严格，一定不能制约甚至扼杀市场的积极性。而对于控制投资风险，提高成功保障，则更多应该从科学的严谨的投资决策、公平互利的合作机制、明确有效的引导基金绩效评估机制上着手。
做到真正的专业严谨，才能有自信开放包容。让市场化机制将更多的资本力量放大出来，才能让“风险投资”发挥的更好，产业发展的更好。
4. 大胆引进，科学培育
对于符合产业发展战略，具有潜在商业价值的企业，要大胆引进。合肥对于京东方和蔚来的投资，都是在企业经营遇到明显困境的时候参与的，并且都给予了大量的资本和政策支持，只盯着发展良好的企业，就只能错过一次次机会。
同时，对于中小企业，也应进行科学的培育。一个产业的崛起，不仅仅是要依靠龙头的带动，更需要产业链上下游的支撑。
5. 主政者要敢于担风险
《对话》栏目中，合肥市委书记虞爱华直言：投资的风险肯定是党员干部担，特别是主政者，要敢于担风险。“只想保险，怕担风险”干不成事。
敢于担当的决策者，意味着他有着科学严密的决策程序，也有着敢作敢为的气魄。投资一定是不确定的，风险投资更不确定。地方政府想要通过风险投资来带动产业发展，那么敢于承担，就是核心竞争力。
结语
创新不能只靠北上广深，投资也不能只看北上广深。在国内大循环和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下，一批发展优秀的城市在下一个阶段的发展中崛起一定是必然事件。“风投之城”合肥只是区域发展中的一个成功缩影，而国家的崛起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又一个的“风投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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