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发表于20日的评论文章指出，尽管拜登刚对欧洲进行了旋风式访问，试图联合盟友发起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全球竞争，但实际上，拜登尚未正式任命美国驻七国集团（G7）中其他任何一国以及欧盟的大使。
文章点明，就算如拜登喜欢宣称的那样，美国可能“回来了”，但在大使的任命上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他过于缓慢的外交任命节奏，可能会对其外交政策的实施造成阻碍。
《经济学人》：美国说自己回来了，但他们的大使哪去了？
在今年4月及6月中旬，拜登共宣布了18名美国驻外大使提名，但这些提名人尚需经参议院确认方可上任。在大使尚未到任之前，临时代办将担负起相关职责，这一岗位通常由具有经验的外交官员担任。
“很难衡量大使缺席所带来的的影响。”文章称，有时候一些缺乏外交经验的大使，反而会阻碍两国关系推进。但正如拜登上周在日内瓦会晤普京时所言，外交政策“是个人关系的合理延伸”。大使越早到位，双方就能越早知道谁是真正的“玩家”，从而开始建立信任。
无论对东道国还是本国政府而言，身为总统选择的大使都有着特别的权威。以拜登15日提名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托马斯·尼德斯（Thomas Nides）为例，此人曾在奥巴马时期担任负责管理和资源的副国务卿，还拥有在国会多年的工作经历。在上月加沙局势骤然升级之际，倘若尼德斯已经在任的话，他就能够动用权力和关系让政府重视这一问题，亲自进行有效干预。
托马斯·尼德斯（图自推特）
就任五个多月来，拜登已经67项人事任命得到了国会确认，而奥巴马同期已确认了149名官员。不过与前任特朗普比起来，拜登的动作似乎又不是太慢，因为特朗普同期的这一数据仅为41项。
总体而言，文章认为拜登提出了积极的外交政策和大胆的国内议程，但他依然缺少许多重要岗位的人选来帮助自己推行政策。比如人事管理局、总务管理局及管理预算局三个部门的高级岗位依然空缺。
在各类人事事项中，挑选大使又尤为棘手。有些总统倾向于“政治任命”，将自己的竞选金主或其他政治盟友安排到一些轻松舒适的岗位，比如特朗普政治任命的大使比例高达43%。而自1974年以来，专业外交人士的任命比例一直接近67%。
但拜登政府的做法有所不同。比如拜登4月提名的9名驻外大使都是美国国务院下属的资深驻外事务处（Senior Foreign Service）的职业成员。一位拜登政府官员曾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表示，比起特朗普，拜登政府计划提高职业外交官员的比例。
值得一提，文章特别提到了美国国会低下的行政效率，认为拜登之所以人事任命上步伐缓慢，与参议院的拖延脱不了干系。比如拜登在4月中旬就提名了很多人选，但参议院尚未批准任何一项。在奥巴马政府，助理国务卿获得最终任命历时510天，特朗普政府则为525天。
那些现任官员要么忙于处理危机，要么忙于制定新政策。人事问题的缺点是既枯燥又敏感，这容易导致拖延。
多年来，人们提出了各种改革试图加快进程，比如减少政治任命的人数、减少需经参议院批准的岗位数量甚至完全取消一些岗位，但立法和行政部门都在小心翼翼保护着自己的特权，以致于推进改革十分艰难。
那些现任官员要么忙于处理危机，要么忙于制定新政策。人事问题的缺点是既枯燥又敏感，这容易导致拖延。
多年来，人们提出了各种改革试图加快进程，比如减少政治任命的人数、减少需经参议院批准的岗位数量甚至完全取消一些岗位，但立法和行政部门都在小心翼翼保护着自己的特权，以致于推进改革十分艰难。
“拜登想要证明政府可以成为一股对国内外都有益的力量。如果这一进程被无能的行政管理所阻碍，那就太可惜了。”文章写到。
尼古拉斯·伯恩斯（图自澎湃影像）
目前，拜登政府驻华大使提名人选也尚未出炉。《纽约时报》上月末援引知情人士的话透露说，拜登政府预计提名美国务院前高级官员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担任美驻华大使。
有外媒报道指出，伯恩斯没有任何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在谈到中国时经常使用“对抗（stand up to）”一词，立场偏向“鹰派”。不过他此前在接受德媒访问时也曾表示，中美关系正来到一个关键时刻，“经济脱钩”不是现实选项，美欧日应联手“制衡”中国，并在特定领域与中国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