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是，疫情发生后，中国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报告疫情，第一时间分享病毒基因序列，更早已开放世卫组织专家组展开病毒溯源工作。
反观美国，从2019年德特里克堡实验室泄漏事故，到同时期暴发的“电子烟疾病”；从“精准预测”展开多场疫情演习，到多家权威机构指出病毒2019年12月即在美出现。在新冠溯源问题上，有太多的疑点，有待美国政府给全世界一个交代。
位于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
突然关闭的德特里克堡实验室
美国首都华盛顿以北约70公里，就是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军事基地，那里坐落着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USAMRIID）。2019年7月，这个拥有美国军方唯一一个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的机构突然停止了研究工作。
《纽约时报》2019年8月援引该机构的一份声明称，由于“没有完善的系统”净化来自其最高级别实验室的废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要求USAMRIID停止研究，其在“联邦特定生物制剂计划（Federal Select Agent Program）”中的注册同时被暂停。
《纽约时报》报道截图
报道指出，USAMRIID暂停的实验室研究中，涉及某些已被政府认定为“对公众、动植物健康或动植物产品构成严重威胁”的细菌。
USAMRIID发言人范德·林登（Caree Vander Linden）当时表示，该机构的问题可以追溯到2018年5月，当时，暴雨淹没了其用来处理实验室废水的蒸汽灭菌设备，致使研究中断了数月，直至新的去污系统被开发出来。不过，在2019年6月的一次检查中，CDC检查人员发现新设备没有遵循一些实验室程序，且存在机械故障及泄漏问题。
对于污染物泄漏，范德·林登坚称这只发生在“实验室内部”，公众健康“没有受到威胁”，实验室员工也没有受伤。
在对USAMRIID进行最后一次检查后，CDC于2020年3月27日发出信函，恢复了USAMRIID在“特定生物制剂计划”中的注册，该机构的研究也得以全面恢复。
美国陆军网站2020年4月1日发布题为“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继续研究冠状病毒”的报道，指出虽然USAMRIID的一些项目由于潜在的安全问题而暂时中止，但由于新冠病毒并没有被列入“特定生物制剂计划”，USAMRIID的新冠病毒研究工作“从未受到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就在USAMRIID被停止研究的同时，2019年7月，一场 “电子烟疾病”席卷美国多州。据美国CDC数据，与电子烟有关的急诊就诊人数在2019年大幅攀升，9月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截至2020年2月18日，全美报告了2807例电子烟导致的“肺损伤”住院或死亡病例。尽管CDC指出，这种疾病可能与含四氢大麻酚（THC）产品电子烟中使用的维生素E醋酸酯有关，但并没有给出最终结论。
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成立于1969年，一直是美军最重要的生物防御技术研究机构。就是这样一个高级别病毒研究机构，数十年来却多次发生安全事故。
2001年美国发生炭疽攻击事件，导致5人死亡，另有17人被感染，嫌疑人爱德华兹·艾文斯（Bruce Edwards Ivins）曾在USAMRIID工作。2008年，艾文斯在被逮捕前服药自杀。2009年，USAMRIID曾被暂停研究接受调查，原因是其储存了数据库中没有列出的病原体。2010年3月，一位年轻的女生物学家被困在零下30度的冷冻室中超过40分钟。
“今日美国”2015年报道称，其获得的实验室事故报告显示，2013年至2014年的20个月里，USAMRIID报告了至少37起防护服破裂事件，其中一些是防护服存在缺陷导致，另一些则是防护服使用年份过长，例如2013年的一份报告就显示，有使用9年的防护服“由于反复弯曲/折叠导致材料失效而开裂”。
“今日美国”报道截图
早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成立之间，德特里克堡就是臭名昭著的美军生化武器研究中心。就连美媒都毫不讳言地称其为“美国政府最黑暗实验的中心”。
美国“政客”（Politico）杂志2019年9月刊文称，德特里克堡在冷战时期，曾经是中央情报局（CIA）进行秘密化学实验及精神控制计划（MK-ULTRA）的基地，甚至还在制造毒药毒杀外国领导人的计划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政客”杂志报道截图
德特里克堡更继承了日军“731部队”的魔鬼遗产。当年美国以豁免侵华日军“731部队”战犯战争责任为条件，获取“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方面数据进行生物武器研究。
2021年6月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点名了三份关于侵华日军“731部队”的报告。这三份名为《炭疽菌实验报告》《鼻疽菌实验报告》《鼠疫菌实验报告》的人体实验报告，封面赫然印着“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基地生物战实验室”的清晰字样。
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炭疽菌实验报告》封面图
汪文斌指出，美国媒体披露，德特里克堡存放着大量严重威胁人类安全的病毒，并且存在许多安全隐患和漏洞。据专家分析，美国遍布全球的200多个实验室分布同近年来一些危险疾病和病毒蔓延始发地分布情况非常相似。联系到上述美国军方与“731部队”互相勾连的历史，我们很想知道，美国在境内外开展生物军事化活动的重重疑云什么时候才能揭开？美国什么时候能给国际社会一个交待？
巧合的“流行病演习”
2019年10月18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和世界经济论坛、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合作举办了名为“事件201（Event 201）”的高级别流行病演习。
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事件201”页面介绍，此次演习模拟的是一种新型人畜共患病冠状病毒的暴发。该病毒始于巴西一处养猪场，最初由蝙蝠传给猪，再由猪传播给人。此外，该病毒与SARS非常相似，但在社区环境中更容易通过症状轻微的人传播。
“虽然一开始一些国家能控制住它，但随着病毒继续蔓延并重新传入，最终没有一个国家能持续控制它……这种情况将持续到第18个月，（那时全球）有6500万人死亡。由于易感人群数量的减少，大流行的传播速度开始放缓，但还会以一定的速度持续传播，直到研发出有效疫苗或全球80%至90%的人口受到感染。”演习介绍写道。
在新冠疫情导致数十万美国人丧生之际，不少网民也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质疑：对于新冠病毒，美国好像“手握剧本”？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2019年进行的病毒演习还不止这一场。当年另一场由联邦政府、地方政府、私营部门参与的大规模联合演习，直接模拟了一种“起源于中国”的病毒。
在2019年1月至8月间，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举行了一场名为“赤色传染（Crimson Contagion）”的演习。按照美国政府的预设，这种呼吸道病毒“始于中国”，由发烧的旅客传播到世界各地。在美国，首名感染者在芝加哥被发现，47天后，世卫组织正式“宣布”了这场流行病。最终，1.1亿美国人感染病毒，770万人住院，58.6万人死亡。
美媒对“赤色传染”演习的报道
这场演习堪称“全国动员”，涉及全美至少12个州以及包括五角大楼、退伍军人事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内的十多个联邦机构的官员，此外，美国红十字会和美国护士协会等组织，以及一些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也受邀参加。
明明在新冠疫情暴发前举行了多场演习，为何在疫情发生后，美国政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是消极应对？直至3月13日才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美国政府的行为实在匪夷所思。
被曝早向盟友“通风报信”
2020年4月，在新冠疫情开始在美国大规模蔓延之际，接连有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曝出，美国情报机构早在2019年11月就已向以色列及北约国家通报了疫情。
美国广播公司（ABC）2020年4月9日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国防情报局辖下的国家医学情报中心（NCMI）在2019年11月出具了一份报告，称一种传染病正“席卷武汉”。NCMI的报告基于对截获的通信和卫星图像的详细分析，报告预测该病毒将“威胁中国”，还会威胁在亚洲驻扎的美军”。
ABC报道截图
消息人士表示，为了让美国政府尽早采取缓解和遏制措施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NCMI早就多次将报告通报给国防情报局、五角大楼联合参谋部和白宫。整个12月，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内的政府部门都在就此反复举行简报会。
不过，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被问及此事时，则表示自己“不记得”也“不知道”是否收到过相关情报。
但埃斯珀话音刚落，以色列媒体的爆料又来了。
《以色列时报》2020年4月16日援引以媒Channel 12（Keshet 12）消息，称美国情报机构在2019年11月就已经提醒以色列注意“中国的冠状病毒疫情”。
《以色列时报》截图
报道称，美国情报部门先是将疫情通报给特朗普政府，但后者“对此不感兴趣”，最终，美国还是决定向北约及以色列通报了消息。
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色列军方官员在11月晚些时候讨论了新冠病毒向本地区传播的可能性，以及它将如何影响以色列和邻国，不过以色列政府和卫生部门在收到情报后“什么也没做”。
如果上述报道属实，为什么美国能在2019年11月就能得知“中国暴发冠状病毒”，还提前告诉了以色列和北约？如果美国早已知情，为何他们在疫情初期要淡化疫情？
美权威机构的两份报告
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首批新冠确诊患者信息，他们均有中国大陆旅行史或是其密切接触者，而美国对新冠病毒的检测始于2020年1月中旬，当时联邦政府也只是建议对有中国旅行史或其接触者进行检测。直至2月26日，美国才通报首例社区传播（无旅行史）病例。
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一开始就把目标锁定在从中国赴美的人员身上。不过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早在美国各州通报首例确诊病例之前，新冠病毒就已经出现在美国。
2020年12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美国感染病协会（IDSA）官方出版物《临床感染疾病》杂志（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发布研究报告，研究人员通过对美国红十字会血样追溯发现，在2019年12月13日至16日期间，美国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盛顿三州至少39人的血液中已经出现新冠病毒抗体。
时隔7个月，同样隶属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也发布研究报告，指出在美国多地采集的血液样本中检测到新冠病毒抗体，显示早在2019年12月，新冠病毒就已经在美国本土传播。
NIH研究报告截图（部分）
具体而言，研究人员对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威斯康星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的血样采集时间分别是2020年1月7日、1月8日、2月3日、2月15日、3月6日；而这5个州首次报告新冠确诊病例的时间分别是2020年1月24日、2月1日、2月5日、3月6日、3月11日。
由于感染病毒后大约需要两周时间才能产生抗体，按照抗体检测时间向前推，那么伊利诺伊州在2019年12月24日就已经出现了新冠病毒，报告指出，“这项研究证明新冠在美国流行之初就已在很多州低水平传播。”
除了上述两份美国权威机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研究同样表明，新冠病毒可能早在2019年12月就已存在于洛杉矶。
新冠病毒到底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美国新冠疫情在社区的传播是否早已开始？这些问题同样有待美国政府回答。
2021年5月26日，美国总统拜登下令要求美国情报部门“加倍调查”，声称要收集和分析可以更接近新冠病毒来源明确结论的信息，并在90天内给出说法。
在世卫组织专家组已经明确给出“实验室事故引发病毒是极不可能的”结论后，美国却仍急不可耐地推动“病毒源自中国实验室”的叙事，还让情报机构在短时间内主导调查严谨的科学工作。正如中国驻法大使馆所言，美方此举的真实意图不外乎重拾在涉疆等问题上抹黑中国的惯用手法，制造向中国“问罪追责”的声势，借此牵制打压中国。即使无法打垮中国，也要让中国“惹上一身臊”。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客们一边污蔑武汉实验室“泄漏病毒”，一边还担心起这种污蔑会反噬到美国。
美国《名利场》杂志6月3日就发布长文，在多方采访的基础上披露，美国政府围绕“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出现了内部分歧与激烈内斗。有美国国务院官员声称，能源部官员拒绝让他们采访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报告”作者；还有同事警告“不要深挖‘实验室泄露’说”，以避免外界对美国政府长期资助功能增益（gain of function）试验一事产生“不受欢迎的关注”，而这将“揭开一罐装满蠕虫的罐头”，牵扯到一批官员与科学家等利益群体。
在新冠溯源问题上，中国一贯本着开放、透明的态度同世卫组织开展合作，已两次邀请世卫专家来华进行溯源研究，专家也到访了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内的各类生物实验室。
反观美国，对于与德特里克堡相关的猜测，美国政府的态度自始至终都是回避。如果美国足够自信，什么时候可以邀请世卫专家去德特里克堡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