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硅谷加先生（ID：guigujiaxiansheng），作者：garnett ge，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0，一个举足轻重的日子
2020年02月02日，一个在新冠疫情中，时年中国本纪里，甚至中国工业史上都有着不容忽视地位的一天。
这一天，武汉方舱医院建成。
超过3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近两千间的架设箱式板房，接诊区病房楼一应俱全的施工规划……这个建筑面积相当于半个北京“水立方”的“战地医院”，从开始设计到建成完工，历时10天。
10天，一个具备流动水卫生设施、无菌物品存储、消毒灭菌器械、持续的电源供应等条件，可开展手术进行检验、彩超、X射线等检查，无菌程度达到三级甲等医院标准的方舱医院在大国制造的加持下完成修建并投入使用。
按常规流程，3万平方米的建筑量建成需要至少两年，还不包括传染病医院所需要的一切特殊诉求。
方舱医院建成的那一天，人们在风声鹤唳的疫情肆虐中，在寒风凛冽的大门紧闭里，在草木皆兵的神州大地上，看到了希望。
同日，大洋彼岸的美国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过去14天内到过中国的非美国公民（或其家属）禁止入境；过去14天从湖北返回的美国公民强制隔离14天。然而，不到2个月内，美国新冠确诊病例便超过82000例，达到全球最高，这一记录美国保持至今（日前，累计确诊新冠超三千四百三十万）。
潮水褪去才知道谁在裸泳：
2020年2月起，美国新冠疫情爆发。口罩等医疗物资供不应求，价格一路飙升：N95从2美元涨到40美元，电商平台最高价格1000美元。即便如此，线下供货仍“一罩难求”，亚马逊、eBay等电商平台口罩全面断货。彼时，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表示，若疫情爆发，现有N95口罩库存只占需求的1%。
全美市长调查中，213个城市里近90%的市长表示缺乏足够的试剂盒、口罩以及其他防护措施，85%表示当地医院呼吸机短缺。更可怕的是，哪怕政府启用“战时法律”，也难以满足当时的医疗物资供给短缺。
核心原因在于，美国已将超过90%产量的口罩工厂迁到中国，一时无力扩大生产。有美国进口商承认，“医用口罩的全球生产范围基本仅限于中国，而改用美国或第三国制造商既不实际，也不具有竞争力。”可以说，一直以来的产业导向，使美国的医疗物资之缺，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自给。
在美国新冠病例冲上第一后的15个月里，疫情在美利坚的土地上肆虐成性，其引以为豪的医疗体系被折磨地千疮百孔，吞下其在苏联解体后任由制造业外移的苦果，甚至还粉碎了不少人认为十拿九稳的特朗普总统连任梦。
反观中国，基本控制住疫情后建立了强大的预警和调配系统，全国范围内对病毒来源围追堵截严防死守，世界抗疫史中出人出力广结善缘，2020年更是顶着全球经济下滑4.4%的压力逆势上扬：GDP突破百万亿元人民币，领先排名第三的日本10万亿美金以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当之无愧。
为什么会这样？
后来的人们会从大国博弈、民族人格、社会制度、医疗体系等多个角度分析问题，比对疫情下的封城措施、组织能力、物资调配、疫苗研发等多个执行措施与战术维度。但无法忽视的是：中国是如何在短短几十年内发展如火如荼、不但自给自足还能对外救援大国担当的？美国又是如何在冷战后瓜分万苏联遗产从一超多强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走向衰落的？
答案是工业，现代工业（工业亦称制造业，下文同）。它存在于在每一份口罩的面纱下，每一台呼吸机的氧气瓶里；它最上得去殿堂，也最卑微到尘埃；它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的驱动机，以千姿百态的形态出现在千家万户；它可以让中国在短短十天内建立方舱医院，一声令下开足马力救人于水火；也可以迅速击垮无力自己自足的美国，令各州在病毒面前无力地哀叹。
正如我在《工业互联网：前世今生，万物升腾》中写到：“从工业化体系到人工智能，从传统制造到万物互联，这个国家一步一步的产业升级，筚路蓝缕，终于走向了世界的前列。纵使各国围追堵截，纵使克服千难万险，也不能阻挡这个国家走向未来的决心。“
现代工业，我们从哪里来？
1978，几次决定命运的出访
中国现代化工业体系的进程源于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的20人欧洲出访团。其中包括至少6名部级领导，农业部和水利部副部长，广东省省委书记等。
考察团的访问受到高规格待遇。他们乘坐汽车、轮船和火车旅行，参访发电厂、农场、工厂、商场、研究所、生活区，考察了5个国家15个城市80个不同的地点。考察团被欧洲各国高度的机械自动化水平和生产效率折服：1978年，瑞士发电厂已用计算机进行管理，戴高乐机场用电子设备引导飞机起降，不来梅港现代化物流体系可以用吊车将集装箱直接装船……
这一切令考察团大受震撼，也促成了邓小平同年的两次出访。
在日本，他在松下看到了日本家庭必备的量产彩电（当时中国每千人不足一台）、尚未进入中国的传真和微波设备；他发现新日铁旗下一家工厂钢产量相当于中国全部钢铁厂总产量的一半；他还参观了平均工人年产量94台的日产汽车神奈川自动化工厂，而当时中国第一的长春汽车厂工人平均年产量是——1台。
日本访问后，邓小平决心发展现代化。那时他还不奢望有一天能赶英超美，“我们所说的在本世纪末实现的现代化，是指比较接近当时的水平。世界在突飞猛进地前进……我们要达到日本、欧洲、美国现在的水平就很不容易，要达到22年以后的水平就更难。我们清醒地估计了这个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树立了这么一个雄心壮志。”
在美国，除了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为中国谋求贸易最惠国待遇、就外交关系进行领导人会晤和磋商外，中国工业和经济发展依然是行程的重中之重：他在休斯敦参观了美国航空航天总署的设施和最先进的油井钻探技术，在西雅图考察了波音公司生产的新型喷气式客机，在亚特兰大参观了福特公司的一家最先进的汽车厂，为他导游的是他曾在北京接见过的亨利·福特二世。
他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中国有很多商品可供出口，中国有很多机会可以投资。实因那时的中国发展惨淡——人均生产总值385元，粮食产量3.1亿吨（挣扎在温饱线），原煤产量6.2亿吨，粗钢产量0.3亿吨，发电量2566亿瓦时（工业几乎可以忽略）。按2010年标准，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97.5%，这意味着当时中国贫困人口数量是：7.7亿。
于是才有了邓小平的访日访美，和宁可改变经济体制也要发展的决心。
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中写：“在参观现代工业场所和航天中心时，邓小平及其随行人员进一步加强了他们访日时得到的印象：中国为了实现现代化，在组织与管理上必须进行巨大的改革。”
这是一个国家对现代工业的渴望。
1997，近二十年的高歌猛进
邓小平访美后的20年是中国夯实工业基础、发展经济的黄金时期：轰轰烈烈的日子里，工业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1979～1997，工业企业数量由34.8万发展到972.3万，产值由4237亿增加到113733亿，增长2518倍。
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2倍。
这是一个精彩纷呈的故事，中国搭上了工业发展的快车道：20世纪80年代，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转移，大量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建厂，中国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优势得以发展，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
这个阶段的成果不仅体现在劳动力的密集投入赢得出口和市场，还体现在中国逐步掌握低技术含量消费品工业的技术与品牌。当年，除胶卷、可乐、咖啡等少数消费品外，中国多数消费品市场都被国产品牌主导，特别是在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市场，市场占有率前十位皆为国产品牌（容声、小天鹅、海尔、美的等）。
这也是老百姓的生活消费需求不断增加，促进了相关消费品产业发展的体现。《中国制造业的历史变迁》中写，“通过发挥劳动力丰富和成本低的对比优势，中国制造业凭借价格优势初露峥嵘......中国制造因此逐渐在服装、电子、家电等领域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规模，成为了全世界熟知的中国符号。”
这样的大步前进，牺牲和隐患重重：重工业促进了经济结构快速升级，亦因其先污染后治理的粗放式发展为日后国民健康和环境治理埋下隐患；轻工业以来料加工和劳动密集型为主，位于产业价值链底端，带动就业产生税收外无法完成产业升级的历史使命；人均可支配消费虽有上浮，但远达不到内需消费刺激经济发展的水平；独具特色的国企复合体，让产能过剩和生产力闲置成为泡沫中的乐园。
但纵观历史，这是一个落后国家发展和工业的必经之路：只有这样，才能逐渐靠土地人力的优势学习技术，发展工业化体系，缓慢增加国内消费水平，用高污染、多人力、廉土地的生产资料完成原始积累，以几代人的血泪弥补缺失世界发展数十年的工业基础。
瑕不掩瑜，那是中国工业起步如火如荼的时代：国外资本带来资金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与订单，和现代工厂规范化流程的雏形；中国几次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精神解放，让民营的市场与活力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依靠劳动力、出口与市场，时势造就了前仆后继的英雄，也点燃了未来燎原的星星之火。
有期刊这样形容当时的景象，“国营、私营和个体、乡镇企业、外资“四龙腾飞”：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第三产业并驾齐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共同发展。”
然而美好的日子不会一路长久，等待中国的是刻骨铭心的阵痛与转折，这孕育着焚烧殆尽的痛苦和凤凰涅槃的机会：改革开放来高歌猛进的弊端将在其中生存或死亡，它将侧面印证粗放型工业发展和外向型经济模式失控时的兵败如山倒，也将决定未来中国工业的基础、物质的积淀、产业的调整、乃至世界的格局。
这是一个壮士断腕慷慨悲歌的痛苦过程，是一个刚刚启蒙国家追赶工业化步伐的荆棘道路，也是一个国家企图在三四十年走完三四百年工业化道路的筚路蓝缕。
1997，亚洲金融危机。
1998，筚路蓝缕的壮士断腕
1997年，亚洲风雨飘摇：从泰铢动荡的蔓延，到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地的相继失守，再到地方货币大幅贬值、股市恐慌性下跌、以至于冲击实体经济与大量失业、甚至影响政治体制。金融危机山呼海啸，东南亚各国哀鸿遍野，综合国力摇摇欲坠。
此前，东南亚国家通过承接日韩等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普遍实施出口替代战略，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发展初期速度惊人。
但东南亚诸国融入全球化的同时，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易受到外部经济影响。此外，了更多地吸引外资，在保持固定汇率制度的同时，各国纷纷放开资本市场外汇管制，资本在本地市场自由流通，最终酿成大祸。
于是1997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突然下滑：GDP低于去年1.1%，通货膨胀率从8.3%骤降至0.8%。此前，中国还严防死守的高通胀转眼消散，最大的困难变为通缩“脱轨”的风险：人们低估了亚州金融危机的影响，他们甚至预期1998年外需增长10%。未来三年，外需负增长成为常态，再不见这份天真乐观。
外需疲软，内需亦是乏力。过去的经济高增长源于工业基础的薄弱，彼时的中国城市化率仅达30%，国民人均收入不过700多美元，按照世行标准处于中下收入水平最低限，群众自然没有预算刺激消费。出口消费一路飘红，经济随时可能进一步恶化。数据显示，1997年底经济已处在“正常”与“偏冷”的交界处，客观上存在继续减缓的惯性。
内外需萧条外，市场供给过剩和高额国企负债率是中国工业最大的定时炸弹。
据当时统计：全国96%左右工业消费品处于供过于求或供需平衡；六成以上企业生产资料供过于求；部分工业中生产利用率不足一半的企业超过33%。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的亏损额达到831亿元，比1987年上升了12倍；盈亏相抵后实现的利润只有428亿元，比1987年下降了42%。
彼时，国有工业企业不合理债务达到500-600亿元，占实现利税20%，超过调查企业当年实际利润。
多米诺骨牌的下一站就是银行。当时国企亏损通过贷款，逐渐蔓延到刚刚建立企业制度的商业银行，风险从而渗透进整个金融体系。1998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33%，已接近破产边缘；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为28.66%，到1998年9月甚至上升到31.38％。
1998年的形式有多危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说，“三年脱困中央下决心了，如果到第三年不能完成脱困的目标要求，我辞职以谢天下。”
退路已被封死，冲破困局唯有壮士断腕：财政刺激、产业结构调整、国企改革、拉动内需。
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保证8%增长率,考虑到亚洲金融危机后出口拉动有限，消费贡献难有起色，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调整上扬，总投资增加2200亿元。增发国债和配套信贷各1000亿来保驾护航。铁路投资由380亿提高到450亿，公路投资由1200亿增加到1600亿。
从此开启中国的大基建时代。
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出口需求减少，低水平和重复建设的外延型经济扩张已无立足之地。基于科技含量低的日用消费品市场已经饱和，放任自流只能过度竞争，亦无力发展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和产业。中央做主，裁撤国有企业亏损比高供过于求的轻工业，集中力量发展科技含量高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工业。
以纺织行业为例，1996年底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亏损37%。其中纺织亏损企业1031户，亏损额96.3亿，涉及职工180万人，分别占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的17.5%、17.2%、19.6%，比例在各行业中均占第一。当时，棉纺产能已达4600万锭，全国需求仅3600万锭，严重供过于求。
既然要产业结构调整，既然要改革，那就先从国企下手。1998年中央要求国企改革三年基本见效：全国国有企业单位由2612万降到1714万，职工数量锐减。这次转型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大批工人在当打之年下岗，另谋出路。
据统计，全国6659家国企三年内共计下岗2600万人。对比数据：2020年全国研究生新入学人数110.66万人，中国研究生总数313.96万人。整个2021年，全国新增劳动力1600万人。
以及种类繁杂的刺激消费：五一黄金周、教育产业化、房地产市场化……闸门骤开，洪水倾泻而出。
1998年，顶着960亿的财政赤字和挥之不去的通缩阴影，东方的巨人步履艰难。
2001，WTO与全球化发展
三年，中国经济初出泥潭：煤炭行业总计压产4亿吨，钢铁、有色、军工、建材、制糖、石化、电力相继改革。1999年重点扶植的520家国企中430家制改，282家整体或部分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这次改革，国企回归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电力90%，铁路80%，船舶与航空航天近85%，石油90%，石化近70%，汽车70%，冶金65%，兵器几乎100%；竞争性行业：食品制造比重从80.16%下降到31.15%，纺织从57.12%下降到31.11%，造纸从60%下降到26.14%。
由此开启国企的大国重器时代。
国企的改革也释放了私营企业的活力：从机电制造到装备制造再到军重工业制造，乃至后来的基础设施，都能看到私营企业活跃的身影——年增长率平均30%，对GDP贡献率从1989年的1%，到2002年的23%。
200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突破4万亿元。次年，中国终于迎来了崛起的机会：加入142个成员间贸易额占世界总额95％、投资额占全球总量80％的WTO。这意味着中国真正加入了全球化工业体系，同时拿到国际市场的多张通行证。
加入WTO对工业化的第一个影响是加入了世界贸易体系。此前，虽然中国工业已在诸多领域具备了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能力。但长期被排斥在多边贸易体系外，主要依靠双边磋商和协议来协调对外经贸关系，国内企业和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时受到多项歧视性或不公正待遇。
人民日报举例，“我国是最大的纺织品和服装生产、出口国，却受“多种纤维协定”下主要进口国的配额限制，竞争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又如，丰富低廉的劳动力是我国最突出的比较优势，我国出口产品价格也极具竞争力，但不少发达国家将我视同非市场经济国家，利用第三国价格对我出口产品予以反倾销调查，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受反倾销危害最深的国家之一。”
加入WTO对工业化的第二个影响是加速了中国制造的产业升级。从此，中国有了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中国制造”推向了全球。2003年以后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不断攀升，工业品的出口结构以此为分界线，入世前二十年以轻纺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1994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达到60.5%的历史最高值。
入世之后，以2003年机电、高新技术产品等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47.3%）首次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为标志，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实现了从低附加值的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向较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重要转变，工业品占世界市场份额大幅提高。
加入WTO对工业化的第三个影响是全面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比2000年到2008年数据，中国GDP总量从9.9万亿元到30万亿元，翻三倍，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从7858元增长到22698元，也翻三倍，进出口总额从3.9万亿元增长到18万亿元，外汇储备从0.16万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底的1.94万亿美元，翻十余倍。
铁路从6.8万公里增长到12.1万公里，公路从167万公里增长到457万公里，内陆航运11.9万公里增长到12.7万公里，航班里程从150万公里增长到531万公里，输油管道从2.47万公里增长到10.87万公里，万吨码头增长至1723个，煤炭产量增至39.74亿吨。
2003年，一个久违的词汇，“过热”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这一年的中国经济同比增长了9.1%。官方确认，中国进入了一个新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此后的十年间，平均经济增速均超过10%。
发展之下，隐忧再现：出口型企业多属于来料加工型，位于产业价值链底端。虽然加工生产能力迅速提高，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粗放式增长模式。当人民币升值和国内生产成本上升时，依靠低成本竞争的模式走到尽头，沿海地区出现劳工荒，加工型产业随之转移。
另一方面，内需消费能力的不足和大规模的出口使我国外贸依存度年年攀高，从40％左右迅速增长至65％，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过度依赖外需市场，日后全球体系的风吹草动都将成为出口型企业挥之不去的梦魇。
此外，中国对外开放的目标是通过市场换技术，而技术的转化和应用能力薄弱。很多外资进入中国本身就带有垄断市场和恶意收购的目的，在一些领域内，外资事实上已经完成了控制和垄断。2009年中国出口信息产品4572亿中，外国独资企业3015亿。
粗放型的发展模式，高度依赖的外贸，薄弱的技术应用和转化能力。这与1997年的东南亚何其相似。几年后，中国迎来新一轮的生死存亡。
现代工业涅槃的第二个机会。
2008，四万亿与大国崛起
2008年对于普通国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北京奥运会，从大国形象到民族自信，一次国际体育盛典让崛起中的中国全面展示在了世界的舞台上。
但对世界经济和中国产业发展影响最大的，是金融危机，是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与膨胀：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欧盟、日本世界前三大经济体山呼海啸，各国经济一片狼藉。彼时，我国外贸依存度高达69%，在享受过往增长红利的同时也与世界经济体系唇齿相依。也相应先后出现出口企业坏账增多，出口贸易量缩减的情况。随即，就业形势开始恶化，消费量风险增加。
直到今天，欧洲传统强国如英、法、西、意等都还未恢复到2008年前的GDP水平。
受此影响，2008第三季度经济增速骤降：出口企业订单大规模减少，大批企业资金链断裂破产，净出口GDP贡献率从10%左右迅速下降到3.5%、次年更是下降为-44.8%。轻工业产能过剩，企业扩大再生产意愿下降，甚至波及到重工业。
全球金融危机终于暴露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严重缺陷：过度依赖于出口和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汇率波动和人民币升值压力等因素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形成了严峻挑战。工业月度增长率由2月的17.8%下降到次年的3.8%。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从2008年2月的8.7%直落到年底的1.2%（通货紧缩）。近7万个中小企业破产和2000多万人失业。
次年是中国20年来最大规模民工返乡潮，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
中国的又一次危机，来了。
历史何其相似，回溯1997年的外需乏力与内需消费不足，彼时的不良债务高筑。这次，中国又要数年的卧薪尝胆？放眼寰宇，已无下一个WTO。
但与历史不同，中国国力已非往昔，过去十年的积淀让中国已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消费能力均非吴下阿蒙：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正式提出“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计划在两年内新增加约4万亿元的投资，这相当于200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9.2％，史称“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不少项目被提前集中安排到两年内实施。宏观政策从上半年的“防过热、控通胀”变成“迅速出手，争分夺秒，不可贻误时机”。从财政政策到货币政策，央行降准降息，信贷保驾护航，地方紧密跟进。2008年12月中旬18个省市公布了未来计划，总规模超过25万亿元，撬动数倍地方投资。
四万亿和随之出台的国十条，主要建设方向围绕灾后重建、加快保障房建设，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加快铁路公路机场建设。
这一次，决定了中国工业的未来，也决定了中国经济的未来。
大投资时代的弊端显而易见，但这是无奈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顶着美联储释放的5600亿美金，四万亿的内伤中国忍痛消化，四万亿的红利中国紧紧把握。
四万亿让中国成为少数经济危机时GDP正向增长的国家，打开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增长的黄金十年，创造了多领域的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以及地方政府的债务高筑和卖地为生；也开启了家电汽车双下乡的民生补贴，一带一路援驰四方的高出口模式，以及大规模投资带来的内需增长和技术红利。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在《4万亿投资计划回顾与评价》中写，在四万亿的带动下，
1、经济增长实现V型反转。自2009年1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陷入谷底的6.2%之后，2009年第2、3、4季度，我国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7.9%、8.9%和10.7%，全年增速保持9.2%，工业增速持续上升。
2、投资平稳较快增长。2009年各月累计投资增长基本超过30%，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9%，同比增加4.1%。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扩大。资本对GDP的贡献率升到87.6%，有力对冲了净出口贡献率下降37.4%对经济增长的负影响。
3、经济景气显著提高。2009年工业生产逐季回升，企业利润由负转正，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3%，38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或降幅缩小。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先后结束连续9个月和12个月的同比负增长。全国财政预算收入同比增速从1月的-17.1%攀升至12月的55.8%。宏观经济基本面好转。
4万亿对中国最大的影响，一是在新的发展阶段和更高层次上调整和优化了产业结构。时值全球新一轮产业升级，中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最终推动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二为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夯实了基础。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的投入，人员物资流动速度的加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医疗卫生和教育文化的发展，最终带动了基础建设的完备和消费结构的升级。
日后，中国靠着广泛局部的基站与美国同步角逐移动互联网，在5G技术上一步快步步快，在新能源领域同时起跑身位领先，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长的高速铁路，逐渐完善现代工业化全领域体系，都是四万亿夯实的基础。
那一次，中国工业由劳力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逐渐转型。
2020，岁月如歌
197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85元人民币。2020年，这个数字是10504美元。
纵观改革开放来的经济国情，考虑到工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农业、服务业对工业的依附关系，以及中国以工业制成品贸易为主的出口情况，中国现代工业的进步就是中国国力的积累和民族崛起的积淀。纵观中国现代工业四十余年，目前我国工业产能增加，门类齐全。1978年工业增加值1622亿元，1992年工业增加值突破1万亿元，2007年突破10万亿元，2012年突破20万亿，2018年突破3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2018年比1978年增长56.4倍，年均增长10.7%。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自此以后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
目前，中国也是唯一拥有所有联合国工业门类制造能力的国家，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有220多种产量位居全球第一。
工业出口国际竞争力增强。2016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突破3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达到25.78%，比世界第二位的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多出近万亿美元，几乎是世界第二位美国和第三位日本的总和。
1978年，我国货物出口总额仅为168亿元人民币，2018年已达到16.4万亿元，增长979倍。自2009年起，我国已连续多年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
工业结构逐步调整，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和消费品产业对工业增长的带动作用增强。2014年，技术和资本密集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比重30.4%，高技术产业10.6%，消费品制造业3.1%，这3类行业对工业经济的支撑作用增强。同时，投资带动的高耗能行业和采矿业比重下降，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从2008年的32.2%和12.4%下降至2014年的28.4%和11%，对工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下降。
随着工业整体水平的不断提高，信息化、智能产品、服务产品对工业生产的作用明显增强。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工业机器人最大的消费市场，约占全球销量的1/5。2014年，工业企业在研发设计方面应用数字化工具的普及率达到54%，工业发展过程中机器化、智能化投入加大。
这背后，是工业门类体系的建设完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发展，是新型产业的孕育喷涌，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进展，是工业从劳力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的不断升级。
时至2021年，中国工业又有了革命性的变化；随着国际地位与综合国力的提升，新时代国际关系下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同时，中国开始直面工信融合的诸多问题：产业基础创新不足、科技含量不高、生态系统缺失......
尾声
随着工业的崛起，全球化体系中，中国应对风险的能力也在加强。根据朱格拉周期理论，资本主义每10年就会出现一次经济危机：
1990年石油危机爆发，国际油价暴涨3倍，全球GDP增速跌到2%以下，美英等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之时，中国进行了市场体制改革。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东南亚诸国哀鸿遍野，国企不良负债率超过30%，银行系统摇摇欲坠，靠着国企重组、职工下岗、税制改革艰难度日。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美国市场的下跌引发全球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时中国已经有勇气和能力推出国十条，用国家宏观调控扩大内需，输出产品，顶着各种压力稳步增长，在此打下产业和消费双升级的基础，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必要条件。
然后是疫情和危机共舞的今天，昨日刷屏的神州十二号，与文章开头的沧海横流。
前一阵热播的神剧《觉醒年代》里，群众纷纷问到续集。知乎高赞回答，你现在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这样的幸福不空中楼阁，不海市蜃楼，不花里胡哨也不虚无缥缈。这样的幸福生活要卧薪尝胆，要夜以继日，要高屋建瓴也要脚踏实地。
回望现代中国工业四十年，有筚路蓝缕，有砥砺前行，有鸿鹄之志，有风雨兼程；纵观环球近代史，从人力劳作到工业时代，从蒸汽动力到信息革命，从欧亚大陆到大西洋畔，从东亚病夫到民族崛起，放眼寰宇，能在四十年内走完工业化二三百年路程的国家，天下英雄，无出其右。
记往昔筚路蓝缕卧薪尝胆，壮士断腕慷慨悲歌；看今朝金戈铁马风雨兼程，岁月如歌气壮山河。
壮哉华夏，壮哉大国崛起的现代工业四十年。
注：关于现代中国工业起点，时有争议，此处作者选择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引用资料：
1、林民书，《新中国60年经济增长方式的历史演变及其展望》
2、经济经融网，《1998年中国经济发生了什么？了解这些你才能看懂现在》
3、中国社会科学网，《新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史论纲（1978-2009）》
4、人民日报，《让历史铭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备忘录》
5、前瞻经济研究院，《百年工业史：全球制造业迁徙启示录（上篇）》
6、武力&温锐，《1949 年以来中国工业化的“轻、重”之辨》
7、傅高义，《邓小平时代》
8、邵宇，《重回1997亚洲金融危机现场》
9、黄群慧，《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产业发展与工业化进程》
10、周毅，《亚洲金融保卫战》
11、《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浅析》
12、王琦，《建国以来我国工业化建设与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选择》
13、钟钰，《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14、郑建红，《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15、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变及转型升级研究》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硅谷加先生（ID：guigujiaxiansheng），作者：garnett 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