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个堂堂的985研究生，为什么非要去当幼儿园老师，还把自己弄成了被告？”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慢热NoRush（ID：norushmanre），作者：雪竹，钱衍，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两年前，李惠被小区物业告上法庭，理由是每天早上家长送孩子到她开的托育园，进进出出影响小区的交通，还给其他业主平添安全隐患。
被问得多了，李惠偶尔也会怀疑自己。大学同学聚会时，体制内的同学到了不低的级别，在企业工作的同学年薪可观；而说到自己，她自嘲“我是个看小孩的”。
四年前，李惠和小珉、珊珊三个年轻二胎妈妈一起，创办了一家面向0~3岁孩子的家庭式托育园。这段“中国合伙人”的旅途开启得可以说是毫无波澜和野心，甚至充满了阴差阳错和意外。即便教育行业发展势头正劲、“孩子的钱容易赚”成了社会共识，驱使她们创业的不是前景，也不是“钱”景，仅仅是因为三位妈妈需要“赶紧把孩子托出去，好回去工作”。
相遇
李惠、小珉和珊珊因孩子而相遇。她们恰巧把孩子送到了同一家幼儿园的0~3岁托育班。
小珉是最早把孩子托出去的，当时她的一对双胞胎儿子刚刚一岁半。所有人都认为她应该待在家里全职照顾孩子，除了她父亲。孩子们满一岁，小珉的爸爸严肃地找她谈话，告诉她：“你不可以再在家里待下去了，你必须出去工作，你首先要成为你自己。”
小珉被父亲“推出家门”寻找托育孩子的方案，机缘巧合下发现离家不太远的地方新开了一家幼儿园，提供3岁以下孩子的托育服务。小珉把孩子托了出去，成为0~3岁班的第一位家长。每天，她上班前把孩子们送过去，放学由婆婆接回来家。婆婆对此有颇多犹豫，反复询问“你真的一定要去上班吗？”、“你可以不要去上班吗？”小珉告诉婆婆，先试试看一段时间，不行她再回归家庭。
回到熟悉的媒体行业，过去的积累让小珉对工作轻车熟路。每天接触新的东西，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即便上下班加起来需要将近4个小时的通勤，小珉都觉得自己更有活力了，面对孩子精神状态也变得更好。她很感激父亲把她“推”出家门。出来了，就回不去了。
小珉的双胞胎入园两个月后，珊珊和李惠在同一天把孩子送进了同一个班。两人一起陪孩子们度过了一周的适应期，友情也由此开启。
珊珊大学专业是计算机，毕业后一直在一家事业单位做技术工作，稳定且发展势头良好。由于在欧洲读书期间曾见过朋友把出生不久的孩子送到日托中心（daycare center），她对这种模式有大概的了解。
受邻居的邀请（邀请5位家长到幼儿园参观，费用可以打九五折），珊珊和爸妈一起去幼儿园参观。一进门，三人就被宽阔的室外活动场地吸引了。当时的珊珊有个朴素的育儿观：能让孩子在室外撒欢儿玩的幼儿园就是好的幼儿园。和负责0~3岁托育服务的王园长聊天后，珊珊迅速决定为自己的孩子报名。她不但给老大报了名，还给在计划中、尚未怀上的老二报了名。
很大的户外场地 | 图 李惠
当时的李惠正因科研论文和照顾孩子的双重压力焦头乱额，公公婆婆遛弯时发现了这家新开的幼儿园，便回家告诉了她。李惠早在怀孕时就看了大量的育儿书籍，社科学术出身的她会带着学术研究的心态对所读的资料进行“文献溯源”。她知道，托育的本质是一种非父母的替代看护，给长辈看、给阿姨看，其实都属于替代看护；对于小孩子，重要的是稳定而高质量的看护，而不是事无巨细的宠爱；在有专业和稳定照顾者的前提下，出生6个月的婴儿已经可以送托了。在王园长那里，她这些东拼西凑的理论得到了系统的梳理，“作为一个做学术的，你对很多知识信息都会刨根问底，而一旦通了、理顺了，我们就会特别信服，王园长就是这么把我拿下的。”
王园长在国外接受过系统的育儿培训，又有近40年的从业经历，她的教育理念、行事作风、言谈举止都令三位妈妈信服。她们成了王园长的“信徒”，甚至在她的鼓动下，纷纷怀上了二胎。
生变
可惜幼儿园0~3岁的小班始终没有招满。在2015年、2016年，把一两岁的孩子送到机构去，对许多人来说是不可理喻的事情。用李惠的话说，“这么小的孩子在集体照顾的环境里，大家一般都会想到孤儿院。” 虽然3~6岁孩子的招生情况不错，但这不足以缓解资方和王园长之间的矛盾。
李惠就曾经无意中听到过王园长和投资人的争执。在王园长的理论体系中，一个班现有的孩子是一个稳定的团体，新成员的加入最好慢一点，一周接一个新孩子进班，这样不仅不会破坏孩子们已经形成的秩序，老师也有足够的精力去照顾新来的孩子。投资人对此无法接受，按照这样的速度，达成盈利目标的速度会大大减慢，“后面还排着40个孩子呢，让他们一起进来一起哭多省事儿！”
作为家长，李惠自然支持王园长的观点。但是当时客观条件下，专家拗不过资本，双方的合作被迫提前终止。王老师黯然退场，带着学生回到老家，开始创办自己的小微园。
新来的园长和老师资历虽说不差，但她们大多只接受过针对3~6岁孩子的培训，在给家长们介绍园所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辅食机该如何操作、面对更小孩子们的哭闹也不知所措。不过，新换的园长是投资人喜欢的服从类型，排队的40个孩子一起进来了。每个人的班上突然多了很多陌生的孩子：原来通过排队等待、沟通等方式让大家都能玩儿到的玩具需要争抢才能得到；抢得多了，老师干脆把玩具都锁起来，一切变得跟传统幼儿园一样，大家背手坐好、集体唱歌画画。
三位妈妈发现，王园长离开三四个月后，已经满三岁进入小班的老大们，从原本非常自信、开朗、好沟通的“天使宝宝”变成了问题儿童：脾气暴躁、不停地尖叫、甚至开始咬人。
社科研究出身的李惠对老师们非常理解甚至同情：“一个老师要带那么多的孩子，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那个环境对于成年人来说非常不友好。但是资本为了降低成本、扩大规模，雇佣了大量低薪资的老师。这些老师们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拿着很低的薪水做着繁重而重复的工作，而且丝毫看不到职业成长的希望，其实她们也是受害者。”
但理解是从学者的角度出发，作为妈妈，三人都无法接受孩子们的照料质量有如此大的落差，更何况还有刚出生、以及即将出生的老二们。可放眼望去，周围也找不到任何可以替换的园所。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企事业单位开始剥离社会职能，公办托儿所与幼儿园大幅减少。与此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孩子数量减少、家庭视一个孩子为掌上明珠，导致幸存下来的机构也面临生源不足的局面。到2000年，国内托幼机构减少5万家以上，2010年公办托儿所基本消失了。之后的几年，有零星的民办托育机构出现，但不成气候；也有的企业会自办托儿所，但凤毛麟角。有学者统计，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选择本就少得可怜，更何况三位妈妈还曾经尝到过高品质托育服务的甜头。
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园所，李惠和珊珊在一次闲聊中提到：“要不我们开一个吧？”两人一拍即合。李惠和珊珊已经记不清到底是谁提议，是谁附和。这段已经被时间模糊的对话，改变了几位妈妈和一群宝宝们的命运。
创业
李惠跟小珉一说，小珉立刻入伙。小珉的头胎是双胞胎，二胎当时刚刚出生，照顾三个孩子的重压使得她成为最为迫切的那个妈妈。
李惠深知专业人士的重要性，她发信息给在老家的王园长请求帮助，希望她能担当指导。王园长爽快地答应了。事后，当托育园初成规模，王园长才告诉李惠，她以为李惠在开玩笑，才会随口应下。但在当时，王园长的承诺可谓给三人打了“强心剂”，三人立刻进入创业的第二个步骤——找场地。
当时小珉和珊珊的老二已经出生，李惠仍在孕期。三个人带着一群娃，肩上背着、手里抱着、牵着、肚子里还怀着一个，浩浩荡荡出现在房屋中介，场面颇为壮观。
由于当时仅仅是为了给自己家的孩子们凑个班，所以场地仅用十天就租到了：只要室内布局合理、户外空间安全就可以。三位妈妈完全没有考虑市场调研、投资回报、客户分析等“创业”必备的因素。
买好玩具和教具、布置完教室，再把老师招来，在三人的计划中，“业”就算创完了。接下来托育园的日常运作交给专业人士，三人便可以回归各自的领域，维系各自的事业。然而，面试了好几轮老师，三位妈妈发现，市面上根本没有合适的老师。
托育园的教具 | 图 李惠
我国主流的幼师培养系统是面向3~6岁儿童的，0~3岁年龄段几乎是一片空白，而在生命早期，孩子们不同阶段的照顾方式差异非常大。曾有业内人士指出，由于0~3岁儿童大多处于牙牙学语阶段不会表达，对从业人员的责任心要求更大。除了看护之外，老师还需要根据孩子身心发育的情况开展课程。但是现在的很多保育员只是普通的幼教从业者，培训七天到十五天左右就直接上岗。而事实上，专业的托育人员要求比幼儿园教师的要求还要高。
高质量的0~3岁托育是件成本投入很大的事情。除了包含良好户外环境的场地、丰富的教具，最大的投入是师资的培训，每个老师受训需要5~7万元左右的费用，师生比也有严格的要求，没有廉价的方案可以代替。因此，托育在商业上无法具形成具有诱人利润的商业模型，自然也没有行业培养出来的现成老师——无论是学制还是市场，都不能保证婴幼儿看护的专业人才储备。
培训如何摆放绘本 | 图 李惠
没有合适的老师怎么办？三人给出的答案是——把自己变成老师。三位妈妈把王园长从老家请来，带着从上个幼儿园挖来的年轻老师和几个有同样想法的父母，一起接受了一个多月长达400小时的脱产培训。
培训场地就在她们租下来的那栋别墅，孩子们放在一楼，二楼上课。培训理论课的时候，小珉和珊珊正好在休产假，而李惠刚刚生完老二不久，还在哺乳期。婆婆定时把孩子带来给李惠喂。经历过高强度科研工作捶打的她并不觉得这样的安排有多疯狂。同班另一位妈妈也是一边吸奶一边上课。七位想从事托育行业的妈妈们闻着奶香味儿，强迫自己对楼下的哭声无动于衷，认真听老师讲课。
别墅楼梯的安全防护网 | 图 钱衍
培训期间，李惠和一位美国的专业育儿培训师交流，问她为什么放弃原来的工作投身托育行业。对方回答说：“If I have done everything wrong，I'll do better than this.”
李惠深以为然。这句话可以粗糙地翻译成：“我就算做得再差，也比市面上现有的强”。
2017年5月，托育所正式开张。
开园几个月后，小珉和珊珊相继辞掉了原来的工作，李惠研究生毕业后没有找其他工作，三个人都把幼儿园当作新的事业起点，全心投入。
妈妈们
在珊珊所居住的小区，有很多差不多时间出生的孩子，产假期间珊珊经常跟这批妈妈们一起遛娃聊天。回归职场后，小区里的全职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甚至各家的阿姨们都开始质问她：“你竟然把那么小的孩子送托，你是后妈吗？”
据珊珊观察，在小区的“奶娃”鄙视链上，最高一级的是一个孩子两个大人，全职妈妈加育儿嫂或者老一辈共同看护孩子；次一级是一个孩子一个大人，全职妈妈或者老一辈或者育儿嫂负责看孩子；再次一级是一个大人看两个孩子。最末一级才是珊珊这样把孩子送到机构的。
这反应了大众对托育机构的普遍印象。通过口口相传，开园四个多月后，逐渐开始有家长主动来到托育园参观。不少来托育园参观的家长都认为，把孩子送过来是一件很可悲的事儿，“真的有妈妈在参观时当场哭了出来”，李惠说。
图 李惠
家长来参观前，李惠会先和家长交待，进入教室以后，不要主动和孩子交谈，要以旁观者的角色进行非参与式的观察。一次，小孩子吃午饭，一位妈妈在一旁看着很久，实在没忍住，上前用饱含同情的语气问孩子，“你的饭好吃吗？你嚼得动吗？你能吃饱吗？”
不过，在托育园创办伊始，孩子确实大多数来自迫不得已的“问题家庭”。比如一位把二个月大孩子送托的妈妈，是一家大型互联网教育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收入可观的她原本计划请自己的母亲来帮忙照顾刚出生的老二，但怀孕期间母亲查出了癌症，高昂的治疗费用和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逼得她必须想方设法保住自己的收入。于是，在孩子出生后的第二个月，非常忐忑地陪孩子度过了一个月的入园适应期后，这位妈妈决绝地返回工作岗位，去为自己的母亲和孩子赚医疗费、保姆费和奶粉钱。
当然也有部分家长特意把孩子送到托育园，不是因为现实原因无法看护，而是更认可李惠她们提供的看护模式。
杨慕在美国留学时就知道托育机构的存在。她曾和丈夫住在纽黑文附近的一个小镇。小镇上有个教堂，每天早晨杨慕都能看见抱着小孩子的家长出现在教堂，教堂里还经常传出弹唱的声音。那时，她第一次知道，原来那么小的孩子可以送到家庭之外的专门机构去看护。
杨慕的孩子在她和老公读博期间出生。两人学业压力不小，两边的老人都过来帮忙，还请过一段时间保姆。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二天，杨慕就着手寻找托育机构。同时，她以忙完博士论文有时间照顾孩子为由，把四位老人都“忽悠”回家了。等孩子送去托育中心一周后，她才告诉老人们真相。
婆婆得知消息后，当场哭了。作为山东传统家庭的婆婆，“不孝有三”——不给儿子买房不行，不带孙子不行，不干家务不行。而且，婆婆曾给杨慕大姑姐的孩子带孩子，一直带到三岁左右才放手。给女儿带孩子，不给儿子带孩子，“我婆婆就觉得，这要让别人知道了，不给我脊梁骨戳烂了？”
杨慕就安慰加“吹捧”婆婆，说二老是老年人的先驱，接受托育、有这种认识的老年人在国内寥寥无几，直到说得婆婆破涕为笑。之后，杨慕经常发孩子在园里快快乐乐的视频给婆婆，婆婆逐渐接受了，开始说老家怎么没有这种机构，谁谁家的孩子没人带。
在杨慕看来，这个决定不光关于孩子，还关于家庭的秩序。“我的行为是在划清底线，重组秩序。我是在宣告，我是这个家庭的女主人，我和老公有权进行决策。对于长辈，我尊重他们，会向他们解释，但是决策权应该在我们手里。”
在托育园，李惠有机会接触到不同风格的妈妈。
有土豪家的媳妇，有钱却没有话语权，送孩子来几趟之后便消失不见；有全职妈妈，定时定点来查看孩子的情况；也有全职妈妈，走出家庭，成为托育园的老师；有像杨慕一样的高知妈妈，把托育园当成学术研究的对象；还有更多的妈妈，出于各种各样的家庭原因，只能把孩子送到托育园。她从这几年的从业经验中总结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能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的，妈妈在家里一定有话语权。”
互助
托育园平稳运行，孩子越来越多，除了被物业告上法庭外，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和物业的官司也雷声大雨点小，以和解收场。2019年冬天是托育园最鼎盛的时期，园里共有四十个孩子。李惠在美国亚马逊上买了一辆能坐四个孩子的手推车，推着四个不到一岁的孩子在小区里遛弯看雪，引得邻居们纷纷围观，都以为是对四胞胎。“当时特别拉风，成了小区一景，因为大家都没见过这种集体看护。”李惠笑着从手机里翻出视频。
拉风的“四胞胎” | 图 李惠
为了让周围人对托育服务有更深刻的了解，托育园开启“时托”服务，家长可以在每天固定的时间把孩子送到园里待一个小时。起初，多数家长担心这么小的孩子适应不了，都会留在玻璃窗后面观察。到后来，从时托转到日托的孩子高达八成。李惠和小珉都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下暴雨，她们都以为不会有家长送孩子过来。结果，一个孩子都没少。这一个小时对于家长来说太宝贵了。
同为家长，小珉十分能理解这种感受。她说，如果不是当初王院长答应帮忙带，她绝对不会考虑生二胎，“想想再带一个就觉得身心疲惫。第一年当母亲，真的是挺艰难的。自己也没照顾好，孩子也没照顾好。你没有办法上班，还要面对初为人母的责任感和社会压力。你想成为一个好妈妈，可每个人心中的好妈妈又不一样。老人是想来帮你，可你又要处理成人之间的关系，可能还有跟老公之间的关系。”
时托中心 | 图 李惠
社会学学者郭戈2019年发表于《北京社会科学》的一项研究指出：随着儿童价值的变迁，社会对儿童抚育的评价标准一直在不断升高，生理抚育和社会抚育的边界开始模糊；在营养专家、医学专家、教育专家、心理学家等多方话语的参与下，“精细化育儿”的趋势越来越严重，抚养人变成了毫无喘息机会的“操心者”。
与此同时，现代社会中的消费主义与市场经济还对“辣妈”这个形象进行着商品化的塑造，让年轻妈妈们被裹挟着成为技术和消费支配的“新女性”和“新妈妈”。郭戈认为，在费孝通所研究时代的中国传统家庭中，父母双方对育儿有着各自的分工：父亲负责学业、道德等“社会性抚育”，母亲负责衣食住行等“生理性抚育”。而在现代社会，为了满足现代工业生产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与安排，育儿责任势不可挡地大部分转向了母亲。
简而言之，养一个孩子需要的工作量比过去有了巨大的增加，而女性则在此基础上承担了更多，“母亲”的职责变得前所未有的艰辛。作为社科博士的杨慕说：“你让这代女性太痛苦了。你什么时候让这代女性没那么痛苦，你再跟我谈生育问题。”
时托服务，相当于给了妈妈们喘息的机会。而0~3岁孩子的日托服务，“是希望给妈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李惠说。“作为机构的存在，不是要代替妈妈，而是如果除了当全职妈妈这个选项之外，你有别的人生梦想要去实现的时候，你可以把孩子交给我。”
最初，三人成立这间托育园，是为了各自不同的梦想。如今，三人怀揣同样的梦想，为更多的女性提供支持与帮助。
然而，这个梦想差点被现实戳得粉碎。
危机
小孩子多了，磕碰、打闹、受伤总是难免。
李惠家的老二有段时间因为出牙特别喜欢咬人，导致李惠一整个月都站在门口给家长道歉。最严重的时候，老二曾经半个月内连续咬了同一个小朋友三次，李惠当时不得不把老公叫来一起站在门口道歉。被咬的小朋友的爸爸非常生气，先是当面发了一顿火，让李惠先教育好自己的小孩，又质疑是不是园长的小孩就可以随便咬人，还在《事故报告书》的反馈栏里写道“咬人的小孩就该遣送回家”。
如今，李惠一家和那位爸爸的家庭关系十分要好，这位爸爸对园所工作也非常支持。所以，当一位一岁四个月大的孩子受伤时，李惠没想到事情会如此一发不可收拾，甚至威胁到托育园的存亡。
2020年12月18日，周五，一位孩子磕到了园里木质桌子的边缘，眼角缝了六针。由于孩子缝针有一周的看护期，周六起小珉和老师就去孩子家陪护。下周一到周五，几个老师轮流每天早上六点半到孩子家，孩子起床后，帮孩子梳洗穿衣，八点多带到托育园，下午五点把孩子送回家，直到孩子的爸爸妈妈回来才离开。
一周过后，又一个周五，恰好是圣诞节，小珉和老师一同与孩子的爸爸，把孩子送去医院拆线。下午回来后，小珉同孩子爸爸商量，既然孩子已经拆线，从明天起老师就不到家里了。老师们高强度工作了一周，需要好好休息。孩子爸爸同意了。当晚十一点多，孩子妈妈打电话来表示反对，要求老师明天还得继续来带孩子。小珉和家长约好第二天见面谈，也顺便谈谈赔偿的事情。
第二天，12月26号，孩子爸爸来了，没有谈赔偿，而是要求把孩子受伤当天的监控视频拷贝走。小珉没有同意，认为按法律规定，视频可以给警察，但不能给他。孩子爸爸当场报警。警察到场后，小珉把监控视频给了警察。小珉告诉孩子爸爸，大家是基于相互信任的原则来一起看孩子，现在孩子家长给老师这么大的压力，以后没人敢让孩子受一点伤，这样也不利于孩子的发展，所以决定停止看护。因为是单方面解约，愿意赔偿下个月的托育费或者阿姨一个月的工资，之后如果需要，也愿意配合走法律流程。
孩子家长同意停止看护，但对赔偿金额有异议。四天后，他们给出了自认合理的金额——20万。孩子爸爸认为，20万包括换日托机构的误工费、搬家费、孩子的精神损失费等等。
小珉没有答应对方提出的数字，希望孩子爸爸出具关于赔偿金额的书面材料。她和李惠在此前已经咨询过律师，园方需要承担孩子的所有医疗费、家长的误工费。如果孩子有功能性的损伤，园方需要按国家规定的赔偿标准去赔偿。怎么算都算不出20万这个数字。
本以为赔偿之后、双方结束合作关系，事情便能就此了结。没想到，这才是开始。
至暗
半个多月后，没等到孩子爸爸的书面材料，等来了警察。2021年1月19日，警察第二次上门，说接到举报，托育园有人虐童。警察进门不久，治安大队也派了两人上门调查，称接到了虐童举报。警察和治安大队并不知道对方要来，四名执法人员先跟小珉要了间办公室，开了碰头会才开始调查。调查完现场后，两个家长和小珉、老师一起去警局做了笔录，直到凌晨才从警局出来。
两三天后，朝阳工商和税务相继打来电话，称有人投诉小珉的公司异地经营、不开发票。1月26日，小珉去工商局配合问询。此前一天，工商局已经上门调查过一轮。面对工商的问询，小珉显得没有招架之力。工商说公司注册在朝阳，却不在本区办公，属于注册与经营分离。小珉说，她们所做不是经营，而是朋友一起共同育儿。工商问她收没收钱，收钱了就是经营。小珉说，和家长签的合同上都写明了，收钱只是为了分摊成本，并没有以盈利为目的，不能算是经营。
工商认为，企业有可能亏损，只收回成本不能证明小珉不是经营。而且，工商还警告小珉，如果拒绝合作，他们有权利查小珉的个人银行流水。如果查到小珉有收钱的记录，会接着查她有没有偷税漏税。如果有，这会影响到小珉的个人征信，导致她以后不能当法人、不能贷款买房等等。工商表示，如果小珉配合，可以从轻处罚。
从元旦前到元旦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小珉人生第一次进警局，第一次应付相关部门的连番询问，签字认罪似乎就能结束这一切。何况，她们的做法确实有法律瑕疵。面对警察和治安大队，小珉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托育园没有虐童，可面对工商和税务，却理亏一截。不是她们有意违法，而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托育园就合法不了。
和市面上所有托育园一样，小珉她们属于无证经营，无证的原因在于“政策空窗期”。2017年，上海市总工会发布的《关于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亟待解决0~3岁幼儿托育问题的建议》中提到，“0~3岁早教是个灰色地带，没有部门许可办幼托机构。工商、教委、卫计委都不管。没有部门发证，没有部门监管。”
此前的三年属于民不举，官不究。据李惠所知，其实街道、教委、工商早就知道她们这间小小的托育园的存在，“但是我们中间有一种默契，他们知道社会需要，他们也知道家长明知你无证无照，还愿意投奔你、让你提供服务，就说明你OK。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最大的风险是什么？一旦出了问题，我们要承担的是无限连带责任。”如果这次的事情出在正规的机构，机构该负怎样的责任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也有之前的判例可以参考。但对于托育园，“没有任何的依据来保护我们，但是有依据来处罚我们。”
又因为托育园在住宅内没办法注册公司，为了给老师和自己上保险，小珉她们把公司挂在朝阳区一个公司下面。这就导致托育场所和注册地点不统一。虽然市面上的大部分托育机构都用这种方式操作，托育园的运营不能说没有问题。
小珉签完字，工商告诉她，对方有和解的意向，问小珉愿不愿意赔偿。赔偿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依据。还是同样的数字——20万。对此，小珉和李惠的态度是一致的：可以接受处罚，但不能被敲诈。
小珉回忆当时的场景，想起工商还提到过孩子，说他们家的孩子很想念托育园。事实上，这份思念正是家长对孩子精神损失费的定义。“他说精神损失费是因为孩子很想念小朋友和阿姨，但又见不到。”李惠说。“我们一个家长说，这就像强奸犯对受害人说我很想念你一样。”
过完春节，2月22日，工商局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限期依法变更登记事项，要求托育园搬离。小珉告诉工商，新地址已经找好了，但是搬家和装修需要时间。对方表示，如果没人举报，时间可以宽限；如果再有人举报，会罚款、贴封条。
此后的两天，小珉分别接到教委和税务的电话，称有人投诉托育园。歇了一天，2月26日，警察再次打电话给小珉，说案子被朝阳分局打回来了，换警重新调查。
“他们打的是12345市长热线。这个热线很牛的，在规定时间内，必须给出回复。投诉人如果不满意，这个案子会在系统里转一圈，转到投诉人说我满意了为止。这也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李惠说。“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神奇，几个部门轮番调查，现在对儿童权益的重视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吗？”
黎明？
新址装修需要两个多月时间。这两个月里，托育园的前门紧闭，门口挂着“此屋出租”的牌子。隔壁邻居把两家院子中间的栅栏拆了，让孩子们可以从他家进出。
即将搬迁，小珉与李惠将事情原委告诉给家长，家长都觉得糟心，但也无计可施。杨慕从孩子一岁三个月就送孩子过来，如今孩子已经四岁多了。她知晓整个过程，也见证了寻找新址的艰难。她告诉李惠：“你们就应该在门口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孩子不是过街老鼠’。”
图 李惠
“为什么托育机构生存那么艰难？因为它关心的是孩子、是女性，都是弱势群体，没有生存空间。”杨慕以社会学博士的独特视角分析说，“为什么商场到处建，托育机构找个场地那么难？因为托育机构服务的对象是小孩，小孩是非劳动力。咖啡馆、餐馆是为能赚钱的年轻人准备的，非劳动力根本不再考虑的范围内。这是给谁准备的城市？生不出孩子又觉得是个问题了，开始大做文章。”
2016年，二胎政策放开后，生育率并没有显著提高，二孩生育意愿持续低迷。2016年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通过对北京、辽宁等10个省（区、市）0~15 岁儿童的父母的调查发现，有生育二孩意愿的仅为 20.5%，不想生育二孩的比例高达 53.3%。研究指出公共服务体系的不完善成为人们放弃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
而李惠、小珉和珊珊开的托育园，在公共服务尚未完备的情况下，为自己、也为其他家长们多提供了一个选项。不光是她们三个人，还有许多家长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在三人相遇的那个幼儿园，有家长挖走了幼儿园的外教，成立了自己的机构；跟李惠她们一起参加育儿培训的同学，有人也开了一间规模不大的幼儿园；李惠认识的一位家在海淀的高知妈妈，因为疫情被迫关园后，她的第二家幼儿园已经重新选址开张。要是细究起来，几乎没人是合法的。
《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招呼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2019年也被称为“托育元年”。根据天眼查专业版的数据，自2019年5月以来，经营托育服务的机构增加了约17000家，占到总数近八成。熟知政策风向的李惠知道今年很有可能出台家庭托育服务的管理办法，本以为黎明马上就要到了，她们需要做的是“默默等到合法的那一天”。就连疫情她们都靠着各自家庭的资助熬过来了。因此，李惠才会感慨这次危机十分讽刺，“我们一直以为自己会死于非法，但没想到其实我们是死在一个家长的手下。”
《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招呼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
2021年3月底，终于有了合法证照的新园正在紧锣密鼓地装修，现有场地在邻居们的“掩护”下安静维系了一个月。每个人都以为，这样悄悄再坚持一个月，搬到新园后就可以“光明正大”运行了。不曾想，工商又一次接到举报。在事先并未通知的情况下，四位工商的执法人员直接进入教室，仔细检查了房间的角角落落，没有发现安全隐患。执法人员又要求和每一个来接孩子的家长进行谈话。通过当场的视频监控可以看到，等待家长的过程中，四人接受了一群刚下课孩子们的轮番拥抱。
每来一个家长，执法人员都会上前询问，询问的重点放在托育园是否收钱了、是否在以公司的模式经营。每位家长都回答：“我们是共同育儿。”一位接孩子的爷爷还生气地对他们抱怨：“我们孩子要是没人看了，我就送到你们工商去，你们给我带！”
从下午折腾到晚上，工商最终查封了厨房。托育园请了两位厨师每天给孩子和老师做饭。李惠和小珉知道按规定应该和外部配餐公司签订合同，让有资质的配餐公司为孩子提供餐饮服务。但是，由于曾经爆出过太多负面新闻，孩子家长们一致希望托育园自聘厨师。
厨房被查封后，小珉和李惠连夜收拾桌椅教具，让孩子们第二天在一位亲戚提供的房子里过渡，避免“失学”；同时与新园的邻居机构商量，短租了一间教室，并在清明假期加班加点布置出来。新园与原址有十几公里的路程，作为给家长们的补偿，李惠动用所有资源以最快的速度租到了一辆校车，每天接送孩子们。李惠说：“原本期待合法是图个心安，现在被迫提前合法，反而激发了我们的斗志：有人恶意要搞死我们，我们偏要活下去，还要活得漂亮！”
孩子们的临时场地 | 图 李惠
从为自己的孩子办一个托育园，到通过口口相传聚集了一批孩子、让一批妈妈能够尽快回归职场，最后到被逼无奈转型成为“合法”机构，李惠和小珉、珊珊的经历可以被看作一段非典型的创业史，也可以被当成妈妈们自救与互助的故事，还可以被诠释成理想与坚硬现实的激烈碰撞。无论如何解读，背后驱使三位妈妈不断前行的原动力是一致的，那就是对孩子的爱和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一个家庭托育园长群里，她们每天跟很多处境相似的园长们热烈交流专业经营、政策风向以及应对危机的办法。以前总是听说别人的悲惨故事，这回自己亲历了一遍，才发现步步“致命”。倘若接受工商询问时有一位家长说托育园有经营性质，倘若没能通过人脉在被查后迅速找到合法的新场地，倘若三人没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资源……李惠坦言，如果换做其他的托育园，“可能已经死了一百次了。”
新园的装修还在忙碌地进行，李惠的床头书中多了一本《幼儿园容易忽略的30个刑事法律风险》。灰褐色的封皮上画了一个鲜黄色的卡通钟，上面醒目地写了四个字“警钟长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慢热NoRush（ID：norushmanre），作者：雪竹，钱衍，应被访者要求，李惠、小珉、珊珊、杨慕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