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香港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实际上是通过教育产业化实现的。这导致学生要负担高额的学费，数据显示大学毕业生平均负债是38万。在找工作时，他们发现一个更严酷的现实，那就是赚钱的金融和专业服务行业能够提供的职位是非常少的，大量的是低薪的劳动密集型服务性岗位。
2.教育普及化其实是全球的现象，高等教育的学位贬值其实在全球也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但是香港有一个特殊性，就是香港的劳动力市场是局限在一个城市内部的，和它直接腹地劳动力市场之间有一道边界。对绝大多数香港年轻人来说，要跨过这一道边界的挑战性是很大的。
3.对香港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来说，实际上是没有本钱“躺平”的。因为香港不管是从住房的压力，还是从生活成本来说都是很高的，如果自己完全不努力，恐怕生存都会有问题。随着房价的不断上升，对年轻一代来说，要实现安居和乐业这两个理想，挑战都是非常大的。
4.国家之所以要推出大湾区的规划，其实很大的一个战略性的考虑，就是要通过珠三角跟香港直接相连的腹地，来为香港的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这里包括就业机会，甚至也包括居住空间。
凤凰网香港號的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陈笺。近期“躺平”上了热搜，虽然对这个词各有解读，有人认为这是低欲望的代言词，是年轻人对资本的无声抵抗；也有把“躺平”意识诠释为年轻人首先不屈服于长辈为他设置的理想，其次自己也不预设理想，把每一天过好。无论这个词是情绪还是境界，都值得大家去探讨。说到香港前几年出现的社会问题，我们经常听到说是年轻人出了问题，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香港的年轻人有本钱“躺平”吗？相关话题今天我请来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监方舟博士，一起来聊聊。
香港年轻人的问题，实际是香港产业结构造成的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方博士您好。近年来我们经常听到社会各界在说，年轻人问题是香港社会问题其中一个重大的因素。您认为核心问题是因为当今香港年轻人缺乏向上的流动性，也就是说他们在职场上没有奔头看不到前景。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方舟：其实我们不能就年轻人本身来谈年轻人，而是应该看到香港社会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给年轻人造成的问题。香港其实在过去三四十年，产业结构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型。香港最早的时候是以做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起家的，进入80年代以后，成为以转口贸易为支柱产业的一个转口港。从90年代，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后，又是再一次转型，进入了一个主要依靠金融专业服务以及地产为核心产业的这样一个经济结构。
这个经济结构其实对年轻一代的发展和职业机会的影响是很大的。大家知道，香港现在的产业结构，其实是以服务业为主的一个体系。在服务业中又可以分成两大块，一块是以金融和专业服务为主的高增值行业，这些行业也是香港目前最有竞争力的行业。但是这些行业创造的就业机会是相对有限的，因为能够进入投资银行，能够成为律师、医生、会计师这样的专业人士机会相对是比较少的。
构成香港这种服务型经济体，另外很大一块是消费型服务业，我们通常所说的零售、餐饮、酒店、旅游等等这些行业。这些行业其实受惠于2003年之后，内地开放“自由行”，每年超过4000万的内地游客来到香港，所以这一块的行业在19年之前其实发展得也非常蓬勃。但是这些行业的性质决定了他们的管理岗位相对少，大量的是基层的劳动密集型的服务性岗位，这些行业相对来说整个工资水平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可以把香港的服务型经济形容为一个是两元的服务型经济。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除了前两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之外，我们看到从13-18年，香港的宏观经济数据都不错，每年GDP都有2%-4%的稳步增长，失业率也一直维持在3%左右，几乎全民就业。刚刚您提到的香港产业单一化，高端金融专业服务业的门槛高，而在消费服务业大量是属于劳动密集型岗位，年轻人就没有了向上的流动性。但这样的产业结构的问题已存在二三十年了，为什么到今天问题才特别凸显呢？
但是从就业人口看，只从6%上升到7%，只提高了1个百分点。过去十几二十年来，香港产业结构上像金融这样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它的集中度越来越高，使得香港好的就业机会是越来越窄了。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确实在香港年轻人升职加薪的机会并不多，人们往往只能通过跳槽来提高收入。我们知道在香港政府公务员体系当中，每年还会跟着通胀的比例来加薪，但是私人机构是不是可以不跟随政府这样的做法吗？
方舟：其实如果我们从工资收入的中位数来看，在过去十几年还是略有上升的。但是上升的速度赶不上经济增长速度，是慢于经济增长速度的。而且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在香港现在这种经济结构之下，其实对收入来源来说，工资性收入远远赶不上资产性收入的增长。
就是说你手上有房产、有股票的这种家庭，他通过资产性收入的增长是远远快于工资性收入，就是普通打工者完全靠每个月的薪水这样工资的增长。这其实也加剧了香港社会的一个不公平感。
高校毕业生难找工作，15万月薪的建筑工却无人做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确实在香港仅仅靠工资是不能够跑赢通胀的，年轻人只有在刚踏入就业市场打拼的时候，就要拼命攒钱，或者是得到父母的支持，有了首期买一个自己小小的居所，这样才能够跑赢通胀。说到年轻人缺乏上升的流动性，一方面是香港的产业结构单一所导致；另一方面也看到2000年开始政府提出说要让高等教育普及化。普及化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为什么又出现了香港的人才市场对职位的需求和劳动力的供应错配的情况呢？
方舟：当然高等教育普及率上升本来是一个好事，但是如果教育的普及导致劳动力的结构和产业需求职位的结构发生错配，也会产生很严重的社会问题。香港目前就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2000年以后，香港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实际上从大约25%左右上升到今天接近80%，但是香港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实际上是通过教育产业化实现的。
在2000年以前，香港的每年8间公立大学录取的新生大约是14,000-15,000个，他们每年交的学费是4万港币，而每年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成本，政府承担的费用实际上是20多万，也就是说这里大部分的费用是由政府来承担的。但是当政府决定要推动快速扩张高等教育普及率的时候，政府财政的资源又没有能力按照这种模式来补贴新录取的大学生，就走上了教育产业化的道路。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学生自己承担更多的学费来弥补教育的成本，这样来实现高等教育的普及化。
也就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之下，香港首先大规模地发展了副学士的这种课程，之后又发展了叫自资学士学位，就相当于我们内地讲的自费生这样概念的学士学位课程，这些学生每年可能要负担10~15万的学费。
对一些家境不是那么富裕的学生来说，他们还需要通过向政府贷款来支付学费，所以等3年4年高等教育读下来，很多的毕业生可能已经负债三四十万在身上。我看到的一个平均数字，一个抽样调查说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平均负债是38万。所以当他们到了就业市场上，首先他们已经是有相当大的负债了。其次，在寻找工作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个更严酷的现实，跟香港的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关系。香港的金融和专业服务这些行业能够提供的职位是相对比较少的，大量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就是普通消费型的这种行业。
而当一个年轻人他读了大学，尤其是借了债再去读了大学以后，他会有一个更高的期望，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份更体面，工资更高的工作。但是从雇主的角度来说，雇主更愿意招收那些由政府资助的公立学额，甚至更愿意招只是前几名大学的毕业生。
这就造成了一个情况，就是一个需求和供应的错配。那么对很多年轻的毕业生来说，他们想要的职位找不到，但是有很多的职位，特别是一些比较辛苦的服务型岗位，其实工资水平并不低，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去做这样的工作，形成了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这样一个情况。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香港的自费大学生刚毕业，很多人就已经是借贷了38万，肩负如此沉重的负债，还没有真正找到工作，压力确实是无法想象的大。那么刚刚就说到香港的产业也是非常单一化，高等教育普及后，学生大学毕业对于工作的期盼也就越高了。我有一点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在西方社会，雇主要找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的职位，你如果是博士毕业他是不会录用的，他认为你今天虽然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职位的 Offer，但是你的心态是不会平衡的。所以当你有了很高的教育学历之后，比较低下的职位你就不愿意去做，或者雇主也不愿意请你去做了。
我们还看到一点，香港的地产也是一个支柱性的产业，在建筑工人这方面是非常有需求性的。我经常看到广告，招一名建筑工人月收入最起码几万块，有的甚至更高。相比之下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起薪点就只有1万多块钱。那香港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有没有意愿或者能力去从事这样的建筑工人的职位呢？
方舟：这个您刚才描述得非常形象，香港长期比较轻视职业教育。大家读书的心态都是说我要去读一个正规大学的有学位的项目，而不是去读一个也许更实用、更好找工作，但是看起来不是那么光鲜的职业教育项目。大部分人实际上不愿意去从事这样比较辛苦的工作，虽然收入可能也很高，但是他觉得跟他读了大学以后的期望值和身份不相符合。
像香港的建筑行业实际上长期以来一直是劳工短缺的，尤其是需要一定技术性的，香港称为“扎铁”工人，就是扎钢筋的工人这样的职位。最高峰的时期，他们按照每小时的时薪计工资，折换成月薪超过15万，所以是一个很夸张的程度。
|港媒截图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如果月薪15万，年薪就是180万，那差不多是一个教授的年薪了。但是大学毕业生既放不下面子去做，或许也没能力去做，因为这也需要技能和体力。人才和职位的错配，那是当时教育产业化的问题吗？
方舟：这里有两个原因，教育普及化其实是全球的现象，高等教育的学位贬值其实在全球也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但是香港有一个特殊性，可能说是非常罕见的，就是香港的劳动力市场是局限在一个城市内部的。我们看一下其他例子，美国的纽约、日本的东京、英国的伦敦，他们的劳动力市场和它腹地的劳动力市场都是直接是流动的。
如果一个生活在曼哈顿的年轻人在金融行业找不到工作，比如他有兴趣从事IT或者其他的一些技术性行业，他完全可以去美国的其他地方，例如加州、得州找工作。
但是香港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劳动力市场被局限在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和它直接的腹地之间劳动力市场上是有一道边界的。对绝大多数香港年轻人来说，要跨过这一道边界的挑战性是很大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城市，尤其是这种国际化的大都市，它的产业结构必然是相对比较专一，如果要让香港所有的年轻人都局限在这种相对比较狭窄的产业结构上，这里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港青要“躺平”，还没本钱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您就认为说香港年轻人今天出现的尴尬或者是迷茫，是因为缺乏向上的流动性，最主要的就是香港的产业单一化，另一方面就是香港高等教育普及产业化之后，人才和劳动市场的需求出现了严重错配所导致。那您觉得年轻人有没有自身的因素呢？
方舟：这其实也不是完全香港才有，一般到了比较富裕的社会，年轻一代的进取心就会相对比较降低、会削弱。我们普遍看到在很多相对富裕的社会里头也都是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日本NHK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结百元的青年们》
过去我们香港有一个说法叫“狮子山精神”，你只要肯拼搏，脑子灵活就一定能够有发达的机会。年轻一代打工的心态就会比较强，从一开始读书就想到我以后怎么找一份薪水比较好的工作。所以也可以看到为什么每年香港中学毕业的状元学生几乎都集中在像医科这样的一些非常少数的行业，就因为这些行业的薪水比较高。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确实刚才您就说到任何富裕社会的年轻人奋斗动力是相对要弱一点。其实您看在10多年前，很多国外朋友都说：我从全世界走到中国内地，才看到年轻人的眼光个个都是放光的，很有拼劲儿。但是经历过了1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发展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年轻人的压力越来越大，内地有一个词非常流行，就是“躺平”。有人解读年轻人他们选择低消费，低欲望，或者不做事情，不结婚，不生孩子的方式，以此抵抗他们内心觉得资本对他们的不公平。也有人认为“躺平”是相对于“鸡血”的一种境界。您觉得在香港的年轻人有没有同样的想法，或者他们有没有本钱“躺平”呢？
方舟：香港现在有一个词很流行叫“靠父干”，就是如果父母有资产留给你的话，那么你就有本钱这样干，也许能够过上一个相对比较休闲的、相对安逸的生活。但是对香港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来说，实际上是没有本钱这样干的。因为香港不管是从住房的压力，还是从生活成本来说都是很高的，比内地相对来说还是要高很多。如果自己完全不努力，恐怕生存都会有问题。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确实香港年轻人也有不为人知的苦衷啊？
方舟：客观上说，每一个富裕社会一定程度上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当然内地的压力跟香港比始终还是没有那么大，因为内地首先空间比较广阔，而且经济新的增长点还是比较多，就是说让年轻人发挥的空间还是比较大，实在不行做一个直播带货也可以，有各种新的机会。
香港的问题是它的产业发展到今天，整个经济格局包括利益格局相对固化，经济上缺乏新的增长点，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一代就会觉得更难寻找新的发展的机会。
房价不断上升，港青如何实现安居和乐业？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20多年前我在香港做“大专普通话辩论赛”大学生之间的交流节目时，有内地来的学生，也有本土的学生。在不同环境成长起来的年轻人都有各自的特点，在一起可以碰撞出很多思想的火花。内地的学生学习很用功，很认真，注重考出好成绩；那时候香港的年轻人都很自立，很勤奋，说自己的人生不依靠父母靠自己奋斗就行。比如说他们一出来工作就会给妈妈家用（零花钱），没有说结婚一定要家长准备好房子，租房也可以啊！当然也会羡慕内地年轻人要买了房子才结婚，而且是父母“赠送”的，不过他们也自豪于自己的自力更生。到了今天为什么住房问题也成了香港年轻人心头永远的痛了呢？
方舟：香港的产业结构因为比较窄，生活成本压力比较大，当它这个矛盾上升到一定阶段以后，对很多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感觉是再努力也很难跳出这样的一个圈子，那么一种失望或者不满甚至绝望的这种情绪就会大大地加强。另外除了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之外，其实住房对香港年轻人来说，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香港现在的住房平均的面积是越建越小，现在不但出现了“纳米房”，还出现了一个“龙床房”。什么叫“龙床房”？相当于整一套房子，只能放下一张大床那么大的一个面积。这个其实客观上反映了随着房价的不断上升，对年轻一代来说，要实现安居和乐业这两个理想，挑战都是非常大的。
|电影《一念无明》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确实在香港和内地两地年轻人最能够产生共鸣的就是高房价这个问题了。您刚才也说了，为什么香港的年轻人特别缺少向上的流动性，因为如果在内地的话，你不能够在这个城市当中找到好的发展好的岗位，你可以去其他的城市，对吧？如果在美国的话，你在东岸不行，纽约不行，你也可以去西岸；如果在东京不行也可以去大阪京都，所以香港的年轻人最大的局限就是局限在这个城市当中了。所以您觉得未来香港年轻人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是要放眼大湾区吗？
方舟：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其实国家领导人最近10年来视察香港的时候经常会讲一句话：香港要努力解决经济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其实国家领导人也看到了香港现在面临的这些经济和社会结构性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国家推出了大湾区的规划。之所以要推出大湾区的规划，其实很大的一个战略性的考虑在后面，就是要通过珠三角跟香港直接相连的腹地，来为香港的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这里包括就业机会，甚至也包括居住空间。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好的，谢谢方博士用很多数据给我们做出的分析。其实我们一直在关注香港社会问题的时候，也要关注年轻人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苦衷。他们真正的苦衷是现在不像以前我们在狮子山下不需要有背景，不要有后台，也不要有父母的支撑，大家只要努力就可以成就自己的人生。如今，这个“歌仔”现在已经是没有了。这是或许是所有发达社会都会面临的窘境。因此在香港这个“一国两制”的国际性大都市，年轻人不能只把把发展眼光局限在1100平方公里，大家的眼界要更加的开阔，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