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上周，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在向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汇报经费使用建议时，公然说出：“我们已经审查了里面的‘敏感信息’。”
据报道，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ARC）已经承认，它在决定是否批准科研人员的科研经费时，会审查所谓潜在“敏感信息”，包括媒体的相关报道，以及是否存在与中国“高风险”机构的联系。
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分部经理凯莉·埃默里（Kylie Emery）解释说，他们一直在与澳安全机构合作，重点审查公共领域的项目。审查的“敏感信息”包括“过去在媒体上发布的内容”以及“是否与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布的‘涉华报告’'中列出的机构有联系”。
据《卫报》报道，这里提到的所谓“涉华报告”由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在2019年发布，实质上是由美国国务院资助完成的。报告列举了中国军工相关的所谓“高风险”科研机构，多次渲染中澳之间正常科学交流中的所谓“国家安全”风险。
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此举，遭到了澳学界人士的反对。面对无端的“诽谤和影射”，澳大利亚前研究部长、工党参议员金·卡尔（Kim Carr）表示，非常担心审查对研究人员学术声誉的影响。
金·卡尔指出，科研人员和大学校长“有权知道是否存在这种麦卡锡主义的黑名单”，“如果存在黑名单，我想知道操作的依据是什么”。他还提出了质疑与抗议：“如果这项秘密审查导致人们的生计、声誉和职业生涯受到明显威胁，那么个人的公民权利有权得到保护。”
澳大利亚前研究部长、工党参议员金·卡尔（Kim Carr）。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澳大利亚Mirage新闻网报道，澳大利亚全国高等教育联盟（NTEU）负责人艾莉森·巴恩斯（Alison Barnes）也提出了质疑：“如果情报部门将信息提供给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ARC），导致研究项目在完全不透明，或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被取消，那么这可能会为澳大利亚的学术自由和知识研究开启危险的先例。”
艾莉森·巴恩斯直接指出，这是在扼杀澳大利亚的学术自由：“事态的发展可能会为科研人员创造一种自我审查的恐怖环境，这样一来，学术自由也会由此丧失。”
澳大利亚全国高等教育联盟（NTEU）将向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ARC）正式提出担忧，并要求ARC对这些做法作出解释。艾莉森·巴恩斯说：“作为负责的资助机构，ARC应根据学术价值评估研究资助申请，而不是受政府的不当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并不陌生，媒体已经多次起底这个“谣言制造机”了。ASPI成立于2001年，资金来源主要为美国政府、西方军火公司以及美国科技巨头，是一家披着学术外衣炮制反华言论的机构。因其长期秉持反华立场，充当反华“急先锋”，炮制多篇虚假“报告”抹黑中方，散布“中国威胁论”，实际就是美国政府操纵的反华工具。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表示：“它（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自称是独立研究机构，（但）它既不独立，也不研究，在澳大利亚国内也不得人心。”
ASPI的部分资助者。包括欧美武器制造商、科技公司，以及外国或地区政府，其中许多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
去年年底，时任澳大利亚教育部长丹·特汉 (Dan Tehan)还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了5名学者申请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ARC）高达每年50万澳元的科研经费。不仅如此，他还拒绝了18项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ARC）经费申请，这些科研领域多涉及高科技领域，其中包括通信、电力传输、纳米技术应用以及尖端燃料电池技等。
此外，2020年12月，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通过了《对外关系法案》。根据法案，澳大利亚的大学与外国达成的所有合作协议都必须提交外交部，再由澳大利亚情报部门审议，就这些协议是否有害“国家安全”做出评估。根据法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有权单方面终止大学与任何外国实体之间的关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此前指出，中澳合作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一段时间来，澳方不顾中方严正立场和多次交涉，严重损害中澳两国互信，中方不得不作出必要的、正当的反应，澳方必须对此承担所有责任。中方敦促澳方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真正客观看待中国发展和中澳合作，立即回归理性、纠正错误，停止针对中澳合作的疯狂打压行径，停止把国家间正常交流政治化、污名化，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