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随着日本外务省披露“中国知识分子获得日方资助”的审计文件，出现在名单里的蒋方舟等人一时间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今天（8日），又有网友敏锐地发现，蒋方舟曾在去年7月播出的日本纪录片中露面，谈及疫情时代下的“制度”等问题，该采访片段迅速引发网友关注。
观察者网查询发现，相关纪录片名为《中国巨龙正在改变的世界 后疫情时代的市民》（巨龍・中国が変えゆく世界 “ポストコロナ”を迎える市民は），2020年7月23日在日本广播协会（NHK）的BS1频道首播。
节目中，NHK先是“回忆”19年3月去蒋方舟家拜会时的情景。
“市民纷纷被‘贴上标签’并且被严格管理……”日语旁白首先描写了蒋方舟笔下的虚拟社会，但她随即解释说“这是架空的舞台，我也没有明确说是中国”。
但日语旁白直截了当地称，“令蒋方舟感到震惊的是，在一个越来越被控制的社会中，人们却太过简单地顺从了（管制）”。
镜头随即转回了疫情下的2020年。
在采访中，蒋方舟一开始就说，“你看到，（在疫情中）人们也都很快地适应了被分类。如果是放在去年（2019年），你可能很难去想象。现在大家似乎都接受了”。
关于这里提到的“被分类”，蒋方舟曾在19年的采访中介绍过：在她的小说中，“每个人都会有积分，看积分来决定你住的区域，还有财富、表现、例如闯红灯之类的”。她称，“这个其实也是现在很多社会在探讨的一种方式”。
与她对话的日本记者却似乎并不赞同她的态度，用中文说道：“疫情发生后，我们都发现，为了很多人的安全，还是强制性强的话比较有效果”。
蒋方舟迅速接过话茬，“但是…但是我觉得，如果那么轻率地给出这种解答本身也是一个很危险的想法吧”。
本来聊的是抗疫状态下的人员管理问题，蒋方舟却话锋一转，主动将话题提升至“政治制度”层面。
“因为人类历史上都在思考和争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最好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用一种非常时期（指疫情）的状态去判断哪种（制度）好哪种不好，这种思维的武断本身就是一个挺危险的事情”。
随即，采访画面戛然而止。
看到这一幕，许多中国网友表达了不同的意见。“面临生死考验的大疫情，中国人民给出了完美的答案，可她硬是要想方设法再找角度证明中国的体制有问题。”
还有人认为蒋方舟“什么都没说，却也什么都说了”。
但也有人觉得她说的“没问题”。
“这视频里有说中国不好吗…不是说的很客观吗，比如‘一个制度好不好是人类一直在探讨的问题，直接说定论会有些武断’这类话…有什么问题吗…”
也有网友反驳这条评论称“记者用的是‘强制’，意味着民众与政府对立，但只要是个正常人都明白隔离防疫是全社会普遍认同的措施，结果蒋直接把这个归结为制度…”
其实，在蒋方舟采访片段的前面，日本记者也采访了几位年轻的中国女士，她们既直言了中国在抗疫初期由于准备不足导致产生过一些问题，又积极肯定了中国在抗疫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大家比以前更爱国了，对中国政府的信赖感也增强了”、“控制了疫情后，中国人都更支持祖国了。”在听到了受访者这样说后，日本记者也露出了略带欣慰的表情。
在此时，纪录片“画风一转”，被旁白称为“青年意见领袖”（若きオピニオンリーダー）的蒋方舟便作为引出“强力管制对个体产生影响”的“导语”登场了。
而在蒋方舟采访片段后，该纪录片使用了一个显然是“精心挑选”过的画面（如下图），开始讲述“疫情下中国的严格管制对个人的影响”了…
而本文的“主角”蒋方舟，近日随着日本外务省披露“中国知识分子获得日方资助”的审计文件，与同在名单上的学者何兵、作家熊培云等人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
部分网友批评这类“拿钱办事”的行为，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7日下午也发文表示“由一个国家出资邀请他国各种人士前往本国旅行、学习，是国际交流的通行做法，不能因为中国某些人参加了西方国家出资的交流活动，就对他们加以指责或进行严厉的意识形态定性”。
但是，胡锡进也表示，随着美国与中国的对立加剧和中西意识形态冲突的增加，中西的上述交流在急剧减少，相互对对方借国际交流搞“渗透”的防范都前所未有提升了。在当前的大环境下，开展国际交流必须面对中西意识形态隔阂的加深，穿越各种复杂性，探索建设性扩大这种交流的渠道。爱国是绝大多数人的天性，至于有人在爱国这一点上受到质疑，需要他们自己进行个人的反思，而不是中国的对外开放关上某一扇门。
面对争议，蒋方舟7号在微博通过图片回应称“此次（赴日）交流为公开正常的文化交流，特此声明”。
今天（8日），她再次作出回应，称“日本二战犯下罪行，至今没有道歉，这一点不可原谅，也毋庸置疑。”她还澄清，在日期间除生活研究费用外，没收任何额外费用。
蒋方舟最后说道，在日交流期间，我还看到一个社会的复杂面向，观察到了日本老龄少子，日本年轻人缺乏活力甚至心理扭曲，日本社会对女性的物化和压制等等社会问题，记录在了书中。
“我尊重为国家发声的网友，相信误解总会过去，我也衷心祝福祖国，希望国家越来越好。”
蒋方舟微博回应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