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印度的农民来说，他们需要去了解、讨论和提出一种替代工业化农业的方案，让政府直接为工人、农民和穷人提供支持。以不同的方式耕种，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技术，想出更民主的方式来利用政府的支持，而这些运动将触及地球上的每一个粮食食用者。但一切运动的前提，是印度的农民能拥有去批评、讨论、和发言的空间，而莫迪政府是否会进一步压榨这些空间已经成为了印度人民最需要担忧的问题之一。本文原载于《波士顿书评》，作者Raj Patel是一位获奖作家、电影制作人和学者。他是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林登·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的研究教授，南非罗兹大学（UHURU）人文学科高级研究员。
2021年3月6日，印度坤德里，抗议者参加集会
自去年12月以来，成千上万农民在首都郊区扎营，抗议印度政府提出的农业改革方案，3月6日标志着他们的抗议活动进入第100天。
2021年4月，当沙桑克·亚达夫（Shashank Yadav）在推特上请求政府为他垂死的祖父提供氧气时，印度政府立即采取了行动。他们逮捕了亚达夫，并根据印度刑法第269条，以“蓄意或可能造成公众恐惧或恐慌”的罪名起诉了他。尽管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政府尚未采取行动来应对第二波新冠大流行在印度引起的恐惧，但政府在管理有关政治和大流行的信息传播方面一直“异常勤奋”。这种能力的形成有着很长的历史。在2002年的一次采访中，时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的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对于针对穆斯林的残酷大屠杀表示，他唯一的遗憾是没有更好地管理媒体。当“让莫迪辞职”的标签在脸书上（莫迪在脸书上拥有4700万粉丝）成为热门话题时，含有这个标签的帖子都遭到了屏蔽。
自那以后，印度医疗保健系统的可怕之处变得显而易见，以至于无法加以审查。报纸头版报道了漂浮在恒河上的尸体，以及世界上最大的疫苗生产国无力为本国民众接种疫苗的灾难。印度政府不可能把所有记者都关起来，不论他们有多想这样做。媒体的关注让莫迪政府感到羞愧，但还不足以让政府承认其竞选活动需要为与地区选举相关的超级传播事件负上部分责任。尽管有大规模集会和大量投资，印度人民党并没有获得他们所寻求的收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农民，一个被驱逐出报道头条的选区（在印度境内外都是如此），但他们的问题在去年却团结了整个国家。
今天，在德里的酷热和疫情的肆虐下，农民的抗议活动仍在继续。抗议者宣布，他们将继续抗议，直到莫迪废除他的农业改革，或者他在2024年连任竞选中失败为止。这并不是说说而已——抗议营地里设有长期的基础设施，在城郊安营扎寨的农民建起了社区厨房、诊所、足底按摩室，以及许多农民抗议活动的固定场所：图书馆。农民明白他们的命运总是取决于他们的知识和他们被允许种植的作物。他们自由地交换来自书本和种子的知识。
印度是全球农业知识战争的前线战场。从卢旺达到美国，农民和反饥饿倡导者反对慈善家、农用化学品巨头和食品跨国公司，并与他们围绕政府、技术和食品系统在消除饥饿方面的未来作用展开争论。印度农民的命运关系到整个地球。
2020年3月24日，莫迪在晚间新闻上宣布，从节目播出开始不到4小时内，印度13亿人口将被迫遭到三周的封锁。印度新冠的感染水平不断上升，而其卫生基础设施在数十年来一直脆弱。如果没有封锁，在那时就会发生目前正在发生的灾难。
2020年的封锁被延长到4月，然后一直到5月底。移民工人被困住了。由于找不到回家的公共交通，并且会因为留在被封锁的地方而遭到定罪，一些人步行了数百公里，在途中死去。移民工人被警察殴打的画面被广泛传播。
随着封锁时间的延长，政府面临着要做更多工作的压力。政府没有在医疗保健方面进行投资，也没有为即将到来的灾难做好准备。在推特、脸书和WhatsApp上，印度人民党受到了打击。5月12日，纳伦德拉·莫迪作出了回应，宣布呼吁建立一个“自力更生”的印度（Atmanirbhar Bharat），由263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提供资金。接下来的一周，印度财政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举行了一系列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了该计划。
粮食援助、小企业贷款和租金减免等刺激措施，是世界上的财政刺激措施中力度最低的。西塔拉曼认为，新冠救济方案是对煤炭、能源、民航和农业部门进行彻底结构性改革的一种手段，这将帮助印度摆脱经济衰退。印度将通过开放化石燃料行业，出售矿业权和领空，为其大胆的“大流行后未来”做准备。这是教科书式的灾难资本主义。
此外，印度人民党宣布，印度最大的就业来源也将享受放松管制的成果；农民将从“可以追溯到印度独立初期的政府采购安排”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虽然农业、林业和渔业只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16%，但约有一半的人口以某种方式依赖于这些行业。
这些法案在印度人民党占多数的议会中获得了迅速通过；2020年6月5日，它们成为了政府管理大流行的紧急法令中的一部分。到6月底，美国农业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下属的外国农业局（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分析了这些提案，并称赞它们是“解放现有的市场限制、消除农业生产中的自由贸易壁垒并赋予农民权力的法令”。农民们自己成立了研究小组来分析这些改革提案，并得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农民们认为，这些法律是小规模农业终结的开始。让印度的1.46亿个农场进入自由市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更加巩固的、垄断的、破坏生态环境的、最终成为美国式的农业模式。
在三项新法案：《2020年农民的生产贸易和商业（促进和便利）条例草案》、《2020年农民价格保证和农业服务（赋权和保护）协议法案》和《2020年基本商品（修订）法案》出台之前，主要来自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的农民通过有执照的代理销售他们的农产品。至少在理论上，这些代理商帮助农民从州级农产品销售委员会的特许采购商那里找到了最高的价格。
第一个新法案将国家的监管范围限制在这些委员会中，同时允许新的参与者创造新的市场。第二个法案允许农民与任何他们愿意的人签订合同。第三个法案允许企业储存食物、建立仓库和供应管理系统，这也是沃尔玛在美国日常运作的特点。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驻德里的经济学家苏达·纳拉扬（Sudha Narayanan）告诉我：“农民比其他人更早看到了后果。”正如纳拉扬所言，这些法律似乎是为了帮助两个与莫迪关系良好的盟友：高塔姆·阿达尼（Gautam Adani）和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他们都来自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阿达尼是煤炭业的亿万富翁，经营着一个农业物流帝国，在2016年获得了一份为期30年的合同，为政府储存粮食。安巴尼拥有757亿美元的净资产，刚刚开始进军电子零售业。由于有能力建立不受国家监督的私人市场，农民担心他们会陷入美国农业特有的那种垄断。
没有人相信当前的体系是完美的。例如，对中介机构的依赖为贸易代理提供了机会，使农民陷入债务困境。改革的支持者主张，废除国家管理的粮食交易中的各种差异，将产生一个减少官僚主义、价格更加透明的全国市场。然而，我们几乎没有理由认为，阻止州政府对市场的监管，阻止农业合同受州法律的约束，会带来乌托邦式的自由市场交易。事实上，围绕私人合同的语言表述证明，农民将更难知道他们收成的实际公平价格。
其中一些改革已经在旁遮普省以外的地区进行了尝试。印度比哈尔邦的粮食贸易自由化印证了农民的担忧。比哈里地区的农民每100公斤小麦卖16美元，而旁遮普地区种植同样小麦的农民每100公斤能卖25美元。莫迪的政府坚持认为，它知道通过指导基础设施来为国家提供食物的最佳方式。与此同时，在德里以外的营地，你会听到“Sarkar ki Majboori-Adani, Ambani, Jamakhori”，或者说“政府对囤积者阿达尼和安巴尼有恩”。
这些法律是一种对农业的专制做法。这些法律未经辩论，也没有在透明的情况下得到通过，甚至禁止异议；它们包括一些条款，使任何人无法通过起诉“符合这些新农业法案的行动”而将政府告上法庭。
在6月、7月和8月，主要发生在旁遮普省举行的农民抗议基本上没有效果；农场条例于九月通过成为法律。法案通过后，农民团体提议重新选择抗议地点，称之为“Dilli chalo”——让我们去德里。但是他们从未真正到达那里。
德里位于印度北部首都地区，这是一个类似于华盛顿特区的“联邦领地”，有自己的中央警察部队。当抗议者于十月从旁遮普抵达那里时，他们遭遇了封锁和武力。农民们扎起了营地。消息传开后，来自哈里亚纳邦、北方邦和拉贾斯坦邦的农民来到了边境哨所。很快，成千上万的农民包围了德里。报道警察骚乱的媒体报道传播开来，随之而来的是对抗议者的同情。
人们在德里的这次集会打破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抗议活动的记录。12月，超过2.5亿人参加了全国罢工，政府拘留了支持农民的反对派领导人。1月26日，在印度宪法颁布72周年的纪念日，数千名农民开着拖拉机穿过新德里，警察和少数抗议者很快发生冲突。这些场景在网上疯传，印度政府的反应是将德里周围的网络中断数天。不过，世界已经开始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不谈论这个！？”蕾哈娜（Rihanna）问道，她在推特上发布了CNN关于印度抗议活动的报道，给她的1亿粉丝看。
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很快表达了对农民的支持，并重新发布了一份面向活动人士的工具包，那是一份三页长的文件，包含全球对农民的迫害的简短历史、一些标签、请愿书的链接，以及关于国际农民运动（La Via Campesina）的信息。蕾哈娜和桑伯格的帖子里很快出现了网络喷子，他们发布了厌恶女性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帖子，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臭名昭著的社交媒体评论相互呼应。
在现实生活中，印度警方没有浪费丝毫时间。在桑伯格发推之后不久，22岁的气候活动家迪沙·拉维因涉嫌编写工具包而被捕。政府搜索了推特、谷歌和脸书的产品，寻找她在羞辱国家方面的同谋。正如内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报道的那样，硅谷“尽职尽责”，迅速交出了两位年轻活动人士之间的通信。
这给蕾哈娜的问题带来了一个答案：我们没有谈论这个问题，是因为印度政府及其亲信正在针对那些在线和离线公开抗议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已经成功了。例如，在线网站NewsClick的编辑普拉比尔·普尔卡亚萨（Prabir Purkayastha）在今年早些时候因涉嫌金融犯罪而遭到了政府的突击搜查。他的网站深入报道了抗议活动，并指责了阿达尼和莫迪的裙带资本主义，这或许只是一个巧合，但这不太可能真的仅仅是一个巧合。几十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和撰写有关印度农业的文章，从未见过人们如此不愿意公开发表评论的情况。
2021年2月6日，印度哈里亚纳邦昆德利，农民堵路示威，抗议中央政府最近的农业改革。
湿婆神党（Shiv Sena）是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印度教至上主义的政党，在有组织的犯罪、宗教和政治方面蓬勃发展。然而，尽管他们与印度人民党结成了政治联盟，但就连湿婆神党也与“新的农场法律”划清了界限。建立在鲜血和土地的政党总是赞美勇敢的农民，反对城市的“滑头”，但当印度人民党不能带来它身穿藏红花袍的打手时，这就象征着印度教右翼的一个明显分裂。
尽管印度政府对“讨厌的外国人的干涉”感到厌恶，但长期以来，它一直在寻求与自己的盟友交好。印度政府的官方新闻来源将农民对政府的抗议比作白人至上主义者对国会大厦的袭击。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份未署名的温和指责，指出“我们认识到和平抗议是任何蓬勃发展的民主制度的标志，并注意到印度最高法院也有同样的表述。”
美国国务院没有更对印度政府发布更有力的谴责有两个原因。首先，它不能。其次，它不想这样做。美国政府的国际战略意味着它必须在四方会谈中与印度保持密切关系。即使它批评印度政府更为自由，美国政府总体还是赞同莫迪的政策。在同一份声明中，美国国务院对抗议者提供了并不充分的支持。国务院说：“总的来说，美国欢迎那些能够提高印度市场效率和吸引更多私营部门投资的步骤。”美国赞成莫迪的政策，因为它帮助制定了这些政策。
与全球南方的许多国家一样，印度农业政策的初稿是在美国起草的。莫迪正在试图取代的，是美国国务院在上世纪50年代引入印度的绿色革命的残余。在2020年出现的，这些法律的替代方案，早已写在1991年的世界银行（World Bank）备忘录中。当时，华盛顿共识已成定数，其反对者最终只能成为“被牺牲的知识分子”，会不可避免地被自由企业的强大力量所击垮。
最近，印度和美国政府合作创建了美国、印度农业知识计划，这是一个2005年的项目，试图影响农业知识的轮廓。该计划通过1亿美元的基金，旨在资助印度和美国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以改善农业技术，以实现“第二次绿色革命”。如果你认为农业政策只是种子技术，那么很容易将伴随它的法律和行政架构视为“偶然现象”，认为这些东西只需要维持运行，以便种子可以发挥它们的作用即可。这是一种复杂的诱骗，也是知识倡议的架构师所欣赏的。尽管他们声称要进行透明的跨国界科学合作，但公开记录请求显示，该倡议推动了有利于美国转基因作物供应商和那些希望推动合同化农业的监管改革。
外国势力搅乱印度农业市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欧洲殖民者已经这样做了几个世纪，而印度目前的农业法律框架是一系列微妙的历史力量影响下的结果。印度独立后的政府非常了解国内和国际农业市场是如何运作的。毕竟，他们看到过英国出口粮食，而当地的粮食囤积者却将粮食挡在市场的门外的历史，结果在1943-44年的孟加拉饥荒中，有300万人死亡。1955年的《基本商品法》（Essential Commodities Act）防止了农民在市场上被不择手段的中间商抬价倒卖，也防止了囤积。
绿色革命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尽管绿色革命是知识、技术和补贴的有力组合，但人们常常以错误的方式记住它。从《纽约客》（New Yorker）到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绿色革命被视为农业技术的奇迹，原因是印度在1965年至1972年的七年间小麦产量翻了一倍。这一切是事实，但重要的是要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增长，它在哪里发生，以什么代价发生。
德里周围的许多农民都来自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这并非偶然。这些邦是印度小麦作物的主要来源，也是近60年前绿色革命的中心。他们的农业系统来自美国政府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慈善家。“绿色革命”是在冷战时期通过提高小麦产量来防止饥饿的一种外交策略，旨在阻止苏联的“红色革命”。
尽管美国植物育种家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因绿色革命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这并不是由新种子推动的。1968年，时任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创造“绿色革命”一词的威廉·高德（William Gaud）接受了参议院的质询。高德断言：“博洛格的种子太贵了，作物价格又太低，无法让这项技术发挥作用；应该给予种植者的是补贴，而不是种子本身，来激励农民种植更多的种子。”
旁遮普的农民种植了更多的粮食，因为政府承诺给他们更多的报酬。同时，只有在对灌溉和化肥提供支持的情况下，这项技术才能发挥效用，这些昂贵的投入对只种植一种作物的大型农场的经济效益而言是最好的。（事实上，最近的学术研究表明，印度小麦产量的激增是由数千口小管井促成的。）政府的支持也体现在1970年专利法案上：该法放弃了肥料和药品等方面的专利权，规定同一产品如果用不同的方法生产，可以由不同的人申请专利（印度制药业正是从这一法案中发展而来的，而“知识倡议”等团体则试图纠正这些问题）。
小麦产量增加了，但却牺牲了饮食和生物多样性。农民在家种植的其他主食和蛋白质被挤掉，为单一作物让路；虽然一些农民从中获利，但最贫穷的农民却没有。虽然种植了更多的小麦，但在绿色革命的早期过程中，它并没有转化为针对饥饿状况的直接改善。今天，在全球饥饿指数中，印度在107个国家中的排名为94。
如今，印度农民正生活在工业化农业的末期。与衰落的美国农业带的农民一样，印度北部绿色革命带的年轻农民相较其他年轻人，有着更高的自杀率、债务率，他们面临生态破坏，同时他们当中也流行着药物滥用。土壤正在死亡，水正在枯竭，气候变化使未来更加不确定。农民们已经准备好接受一个不同的系统，因为他们知道过去的系统带来了什么后果。但印度政府只向他们提供了一套法律，让工业化农业的死亡螺旋为私营部门带来利润。这样一来，政府就剥夺了农民去讨论和辩论一个完全不同的农业系统的空间。事实上，莫迪正在很好地管理有关这场辩论的媒体环境。
印度农民是其他地方的兄弟们的预兆。今年晚些时候，联合国将举办一次粮食系统峰会。该会议由联合国秘书长召集，将由2008年至2014年的卢旺达农业和动物资源部长、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GRA）现任主席艾格尼丝·卡利巴塔（Agnes Kalibata）主持。盖茨基金会和世界经济论坛所倡导的方法，在卢旺达增加了粮食产量，但对饥饿却没有产生实质作用，这与印度的绿色革命有相似之处。
与最初的绿色革命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民的积极支持是不存在的。相反，峰会将利用碳密集型化肥、私有化的供应链以及由世界经济论坛召集的合作伙伴推动的“价值链伙伴关系”。这种想法，在峰会召开前已经在流传，将最贫穷的人排除在外，不允许他们去了解如何通过不同的经济政策养活自己。
最近，与公民社会和原住民机制有关的500个团体宣布，他们将不参与这一进程，因为他们担心这一进程会受制于企业对如何结束饥饿的“愿景”。这些代表了超过3亿农民选民的团体指出，绿色革命式的农业既不是减少饥饿的必然选择，也不是其最佳选择。
农民已经投资组织了农业同行教育网络，以开发替代方案。位于卡纳塔克邦的Amrita Bhoomi中心是一个农业生态研究和宣传中心，由印度对美国经济政策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M D Nanjundaswamy创立，该中心使用“自然耕作”方法来提高土壤的肥沃程度和生物多样性。这些做法增加了收入和土壤肥力，并以绿色革命尚未实现的方式来与饥饿作斗争。
这样的知识网络是常态，而不是例外。由英国学者Jules Pretty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得出结论，目前有超过800万组农民在研究这种农业生态技术。与世界粮食系统首脑会议上的技术、补贴和知识一揽子方案相比，其中许多方案在规模上展示出了更高的粮食产出和更好的饥饿指标。
这让我们回到图书馆和讨论空间的问题上，尽管新冠病毒的感染浪潮在德里仍然存在。但那里的农民已经成功地为辩论创造了空间。他们在反对农业法的问题上建立了看似不太可能的联盟，即使只是暂时的。在传统上一直是人民党坚定支持者的印度农民与旁遮普省的锡克教农民结盟。农场工人加入了他们的老板。人民党已经失去了在城市地区和印度南部的支持。莫迪的选举失败反映了人们对农场法的高度不满。
现在的问题是，是否有空间去了解、讨论和提出一种替代工业化农业的方案，让政府直接为工人、农民和穷人提供支持。让农民以不同的方式耕种，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技术，想出更民主的方式来利用政府的支持，这些运动将触及地球上的每一个粮食食用者。在拥有2亿成员的农民运动（La Via Campesina）等国际组织中，这些对话正在发生，这些知识也在自由地传播。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确保莫迪政府不会在印度扼杀这场对话。那么，就像前文提出的那个问题一样：我们为什么不谈谈这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