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中国城在华盛顿中国城经营中餐馆的高健麟，每天从中午就开始在厨房准备食材。餐馆要开到翌日的凌晨两、三点，因为那时其他餐馆都关门了，他们的顾客反而会多一些；但这也难以弥补新冠疫情爆发后、餐馆所损失的八成生意。
高健麟
他无奈叹息：“我们中餐馆生意是比较差一点的。反而是日本餐、韩国餐、泰国餐，他们的影响都没有中餐影响得那么厉害。”
每天，高健麟从中午就开始在厨房准备食材
2020年3月，华盛顿特区政府下达居家令，所有餐馆禁止堂食；外卖软件便成了不少餐馆的维生工具。这些平台通常会从订单总额抽取33%费用，也让实行低价策略的高健麟、利润空间缩小。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连打电话订餐都懒，他们喜欢在电脑上打打打⋯⋯” 高健麟说，“每一份餐点，我们赚也只能赚1/3，但这1/3就已经给了送外卖的公司了。”
我问他：“那岂不是最后变成了亏钱？” 他承认，“是亏钱的啊，你这样的疫情之下，只是做他们，你无论再怎么吃亏也得做⋯⋯”
外卖软件
他还说，使用外卖平台期间，还遭遇过订单缺失、投诉无门的情况：“尤其是UberEats（优食），你没法和他们对话的。他们没有正式与公司交流的渠道。我们做了六十单外卖，他们会说只有五十五单，我们要找他们投诉，他们就说'这是其他部门管的，我会发这个出去'⋯⋯诸多理由。”
优食的母公司优步、暂未向我们回应相关指控，公司也没有提供热线电话供查询。
据统计，去年美国外卖软件的利润再创新高、达到265亿美元。
同样依靠外卖平台的中餐业主张鹏亮，在大华府地区经营十家连锁中餐馆，由于店面多、配送量大，他选择跟部分外卖平台合作，作为回报，这些平台收取不到25%的费用。不过，他并不完全靠着外卖来经营餐馆：疫情期间，他探索到了新的运营模式，开始做外送团购生意。
张鹏亮
“我们原来从来没有考虑买专业的冷藏车去送菜，而现在，我们从去年的六月份开始呢，我们就把各种硬件准备好了以后，建冰库、买冷藏车、厨房里加强设备，也就是做大型的团购，” 他说，“你要是考虑靠着客人上门的话呢，我们就完了，这个餐馆就已经生存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走出去。”
张鹏亮：我们必须要走出去
目前，张鹏亮的餐馆总营业额中，40%是外卖、而团购则占了近50%。虽然相比疫情前、餐馆的利润减少了三四成，但张鹏亮还是能够保持收支平衡、更得以继续雇佣所有员工；他将这归功于商业模式的转型。
我问他，能撑到现在是不是大多靠着他的雄厚资本。他回答：“资本雄厚撑不下这么多的店的。我们就是在市场找到了我们的生意，这个生意我们做得很不错，至少通过外送的平台，我们的生意达到了一定程度，特别是社区的团购为我们带来了相当一部分的回血的空间。” 他也表示，这是他们在疫情期间的一个收获，就算恢复到疫情之前，他们也会继续团购服务。
来自湖北的张鹏亮，在武汉疫情爆发后参与募捐。去年春节，他的餐馆接下的上百桌宴会订单、都因顾客担心风险而全被取消。
一样损失惨重的，还有我们在去年二月采访过的华盛顿中餐馆老板娘刘凤芳，当时她刚接手餐厅三个多月、生意就受中国疫情影响大跌30-40%，后来随着美国疫情恶化，餐馆也被迫暂停营业一个半月。
重开的时候，正遇上反种族主义示威浪潮蔓延至首都。
华盛顿反种族主义示威
刘凤芳说：“我们都怕啊，因为游街呢，在我们（餐馆）前面这里游街，每天骑着单车，在这里游街，有时候在这里走，每天夜晚就开始了。”
在同一条街上的高健麟也回忆起当时的情况：“那一晚我最记得，五月最后一天，他们暴动的时候，我们还在做生意，十点多的时候就开始警车鸣笛，接着我们出门看一看，看到那些人跑来跑去、跑来跑去，那我开始觉得危险了，不要了，不如锁门吧。我唯有一边看着、一边把灯都关了，免得被人看见你有灯，只能把灯都关了，在厨房赶紧收拾好东西。”
我问他：”最后怎么跑出去的？“ 他答：”后门走，不敢走前门啊。“
高健麟：他们暴动的时候，我们当时不敢走前门啊
当晚刘凤芳和高健麟的餐馆窗门均被打烂，翌日他们回来、看见满地的碎玻璃，唯有想办法买木板钉在窗门框上，防止更多的破坏。
那一周里，在大规模示威与市政府的宵禁令之下，中国城的商店都无法正常营业，高健麟说，他的餐馆甚至丢了整整九成生意。约一个月后，他刚换好的新窗户又被砸烂了。
高健麟十分无奈：”好像那些警察，我们叫他们来，他们自己都说，我们做不了什么事，他们说因为现在那些示威，连警察都怕了他们。那些警察就说，我想帮你都帮不了。新冠疫情已经弄得我们生意不好了，你再有整帮年轻人在这里，他们又吃大麻、又卖大麻⋯⋯你是顾客，你走在这里过，你想进来买东西吃，你也不敢。”
他和中国城其他商户一同向市政府及警局反映情况，投诉多次后，警方终于跟商家们当面开会，承诺会尽量加强巡逻。
华盛顿大都会警方下属的亚裔联络分队，负责协助案件调查、用多种语言与社区进行沟通、开展安全宣传；警监洪大卫认为，增加与市民的交流能够减少民众的顾虑：”最重要的是，我们持续在社区中，反映社区，派遣说亚裔语言、明白亚裔文化的警员，我知道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希望那些对警员仍有顾虑的民众，在跟亚裔警员交谈时，能够感到更舒服。”
分队里有近五十名会说多种亚裔语言的警员，其中包括来自香港的黄若岚。
她在加入分队前，曾有近三年的巡逻经验，我问她服务亚裔民众时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她说：”很多时候，我不得不向民众询问他们需要什么，即使是作为个人、而不是社区，比如他们需要我们、或者政府提供什么⋯⋯“
据大都会警方统计，中国城是华盛顿犯罪热点区域之一，在近期反亚裔仇恨案件激增的情况下，亚裔联络分队也在街头派发宣传单张、鼓励民众报案。
华盛顿大都会警方亚裔联络分队
我问高健麟，他们有没有遇到过仇恨案件。他说有两次，“黑人在门口像是要叫我打架一样，我只能是当成听不到一样了，他还走过来专门吐痰，吐到你的裤子上，警察还在那里。正好是警察还在那里，接着然后，我还向警察招手，说喂，警察就说，你走吧，你走吧。警察都说，我做不到，警察自己都怕，他说，这么多示威全部都说警察不对，他们说，我们也不想惹事。“
他有些无助，“那你说了，连警察都无法保护我们，他们都不想惹事，我们做市民的能做到什么？”
今年年初，张鹏亮和他的女儿在马里兰州的两家餐馆也遭到破坏，张鹏亮说，这是他在美国二十年来、从未遇到过的状况。
“原来我们没有感觉到大家下了班以后要这么的小心，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必须要，特别是跟前面的经理，包括厨房的，我们交代好，大家下班，一定要成群结队地下班，不能够一个人留在最后，”他说，“既然我们正常地缴税了，我们正常地遵纪守法，那么我们希望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安全的、正常的运作的环境，这个肯定是我们需要的。”
今年五月，总统拜登签署了《新冠仇恨犯罪法案》，加强打击反亚裔仇恨罪案。在过去的一年里，国会也通过几轮防疫纾困案，包括设立“薪资保护计划”、为小企业提供援助。但全美亚太裔总商会调研发现，许多亚裔商家都没能从中受益。
全美亚太裔总商会会长董继玲告诉我们：“60%的亚裔企业，他们没有申请PPP(薪资保护计划)贷款，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够资格来申请这个PPP贷款，所以这个事情呢是真的蛮可惜的。很多中餐厅，或者其他的企业呢他们是新移民来经营的，所以在语言方面呢，还是会有一些问题。”
对于贷款的申请过程，高健麟满腹苦水。由于语言障碍，他的两次申请都不得不各花费两、三千美元、请会计师完成；款项批下来后，当局便开始监督资金使用情况、要求他提高雇员保险级别，他又得再花几千美元满足当局指示。
他一肚子气：“开头贷款宣布出来的时候，没说要买保险，没说要多少员工保险、没说要多少物业保险，你当时没说清楚的？你只是说帮助小企业，还有帮助你们复苏，你们这怎么叫复苏呢？”
根据联邦政府资料，高健麟两次申请、共拿到三万三千多美元的贷款，除去相关费用后，他说，剩下的钱连交一个月的店租都不够。刘凤芳也申请到两万七千多美元的贷款，他们都觉得、中餐馆得到的贷款额、与其他类型的餐馆获批的数目相去甚远。但我们查阅政府数据后发现，一些雇员人数与他们相若的中餐馆也能拿到六位数的贷款额。
小企业管理局网站信息列出贷款额度判断标准，包括商户雇员薪资、报税记录等。当局也通过一份声明回应本台查询，表示小企业管理局致力于为受灾最严重的小型企业提供公平的救济。
在亚裔商业权益组织的敦促下，小企业管理局在网站增设了简体与繁体中文的贷款申请介绍。
美国小企业管理局
如今，拿到纾困金的餐馆、随着大华府地区逐渐放开防疫限制、迎来全面重启。刘凤芳出于谨慎、还是坚持防疫，不时开门保持空气流通，她希望疫情赶紧过去、这样就有更多游客与白领光顾；但在张鹏亮看来，即使一切都回到疫情前，他也对中餐业的前景不乐观：他认为，业界老龄化、人力匮乏、风味墨守陈规等问题，或将制约中餐在美国的发展。
他还向专注做新式中餐的女儿传授营商建议：“我就是教她，你必须要改变我们现在中餐操作的一个模式，运作的这么一个模式，跟这个市场接轨，在这个市场找人力，在这个市场找物流，在这个市场找管理⋯⋯”
张鹏亮和女儿
他还说：“你如果想在这个市场有一点作为，想在这个市场上把中餐传承下去，必须要在这个新的现实的面前，大家要正视这么一个问题。”
采访最后，我问这些中餐业主们，他们靠着什么支撑下去。张鹏亮答：“自己一路走来，因为我老家是湖北农村的。农村的孩子们出来的就是，一路就是对自己的坚持，” 他说，“不管从思考、从其他的各个方面探索也好，纠结也好、开心也好，反正就是保持着自己的一个理念，一定要坚持。”
高健麟则回答：“我很老实地说，我很感谢我的家人、我的母亲、我的儿女，个个都在帮我的忙，以及兄弟姊妹。如果不是家人的支持呢，我是没办法支持到现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