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夏威夷国民兵所属C-17战略运输机，降落在狭小的台北松山机场，让人联想到松山机场未来恐是北京当局发动对台斩首战的首发地点。（AIT美国在台协会提供）
此次出动C-17战略运输机，仅驱驱运载三名联邦参议员，连美方首肯的74万剂疫苗都没有在机上，为何如此？主要是因为此次访台的三名联邦参议员中，一位民主党籍的中生代参议员Tammy Duckworth是美国战争英雄，在伊拉克战争服役时其驾驶的UH-60黑鹰直升机遭到敌火击落导致伤重截肢，行动都须使用轮椅。
美军会出动战略运输机，运送仅仅三名联邦参议员访台，连疫苗都没有运送，就仅是因为美军礼遇战争英雄、民主党籍参议员Tammy Duckworth行动不便、需用轮椅上下机的问题，并无其他太多的政治暗示。（AIT美国在台协会提供）
美军一向礼遇战争英雄，对于联邦参议员的战争资历通常都以隆重礼典待遇之，故美国夏威夷国民兵派出其所属的C-17运输机，就仅是为了联邦参议员的行动方便而已。至于为何是夏威夷空中国民兵所属的运输机，看其机尾翼上的HH字样即可辨识，并非属于美国空军运输司令部（USTRANSCOM）的现役战略运输机。故也跟所谓美军在台首度展现战略运输能量沒有太多关系。
降落松山机场的美军C-17战略运输机，从机尾HH字样，即可识别其为夏威夷空中国民兵所属运输机，并非属于美国空军运输司令部（USTRANSCOM）的现役战略运输机。（中央社）
台湾许多媒体，皆谓此次为美国“史上第一次派运输机降落松山机场”、“台美断交后首次有战略运输机抵台”等等，其实资讯皆不正确。台美有邦交时，松山机场常常使用C-5、C-141等战略运输机搭载驻日美军来台，装备、雷达、导弹等战略物资多半使用松山机场，故松山机场历史上已经无数次接收美军重型战略运输机。
而论台美断交之后，其实此次也非第一次有战略运输机抵台。1999年921地震期间，一架比C-17载运量更大的C-5银河式（Galaxy）战略运输机，就降落在重灾区台中清泉岗基地，卸下美国官方、民间的特殊搜救队人员，以及相关搜救轻重器材，大剌剌地漆着美军国徽降落台湾，当时因为救灾状况紧急，并未循例漆去国徽避免政治问题。
台美断交之后，1999年921大地震，美军也出动过较C-17更大型的C-5银河式运输机，降落在重灾区台中清泉岗基地，进行救难队员与辎重的紧急运送任务。（U.S.A.F.）
而见到狭小的松山机场降落庞大的C-17战略运输机，也让人联想到松山机场作为未来解放军向台北市政经军区域实施斩首战的影像。根据相关推论，一旦解放军启动对台斩首战，松山机场将是第一个突破点。
由于该机场是两岸直航的重要民用机场，军方的松指部就在旁边，只要解放军使用运20担任先锋，用民航机无线电通讯信号欺瞒松山机场塔台，一般并不会被识别，等到运20临空已经来不及，松山机场指挥部防守兵力薄弱，将很快被首批运20上下来的解放军特种部队轻型载具、防空导弹与各式临时部署的雷达导引装置占满，后续运20、运8等战略、战术运输机将鱼贯降落松山机场，带来更多的辎重武器。
解放军的运20，未来也可能是对台施展斩首战、占领松山机场的开路先锋，此次C-17降落松山机场的影像，让人联想到吨位相差不多的运20降落松山机场的可能性。（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一旦运20突围成功，从松山机场展开的解放军特种部队，将兵分数路，先跨过松山机场旁的大直桥，直接占领台国防部后方的衡山指挥所以及圆山指挥所，瘫痪台湾战时指挥中心的运作。此外，松山机场旁的蟾蜍山雷达站也将被第一时间攻占，控制北台湾领空的电磁制动权，确保解放军在作战初期能够维持局部空优。
运20性能稳定，量产将近60架，可实现全亚洲武力投射，未来将是攻台的战略运输主力。（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至于紧急想要从博爱特区总统府，搭乘万钧车队直驶衡山指挥所的总统车队，将面临无指挥所可去的窘境，仅能在塞满车辆的公路上不知所措，由于台军缺乏万钧计画使用的总统专用直升机，故整个斩首作战即可能以此种尴尬面貌结束。
运20与C-17比较，仅小了一个级数，载重少了10吨左右，一架运20可以搭载一辆99A型主战坦克，或者是二架武直10攻击直升机，解放军至2020年底已经量产50余架运20运输机，其运量庞大、性能稳定，且多次派往亚洲各地进行人道救援任务，发动机也实现国产化，是对台作战不可忽视的闪电兵种。
此次C-17起降松山机场，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差不多体格的运20在松山机场的突袭降落，以及从此开始的斩首作战，可能都在台湾方面还未反应过来时，就已经结束。
安刚：美国正在研判台海现状是否不再“可持续”
拜登（Joe Biden）政府从上台伊始，便开始进行美国对华政策的重新审议，这场审议现正处于“下半场”。
在历时两个月的“上半场”里，拜登政府预置了“长期战略竞争”的基调，确立了“始于国内”的原则和“服务中产阶级”的目标，并且强调对华战略竞争须有边界、受管控，避免引发灾难。
这样一种长期战略竞争框架与特朗普（Donald Trump）时期的“野蛮竞争”有所异同。所“异”之处在于，强调通过办好美国自己的事，而非全力打压对手，重新激发制度自信和创新优势；“同”在于，谈论内外事务言必称中国，以应对“中国挑战”为美国内外政策调整的总驱动器。
特朗普后期，“敌化”中国成为对华政策特点，白宫和美国国务院打压中国的言行近乎歇斯底里。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严肃的长期对手，在对华开展竞争的同时不排斥合作，这样的“新站位”看来在美国学界已经得到认同和支持。
在“有边界的战略竞争框架”指导下，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审议的“上半场”主要做了四件事：
一是清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遗产”，有弃有承。
抛弃或搁置的，是以贸易战为中心的无序打法，包括针对微信、Tik Tok的禁用令；承袭甚至扩大的则是以国家安全、非正当竞争、香港、新疆、人权等为借口，针对中国企业、官员和个人发起的制裁或限制。
二是推进全球战略收缩，从中东、阿富汗撤出实际力量，对缅甸变局仅作象征性介入，集中精力实施升级版的“印太战略”。
属于拜登政府的这套“印太战略”，围堵、制衡中国的目标更加明确，维度也更加立体。具体表现是：实施更加密集和危险的抵近侦察、“航行自由”、联演备战等军事威慑行动；推动美日印澳四方合作（QUAD）实化发展并企图建立“四国+”模式；以数字等关键和新兴技术对冲“一带一路”。
拜登政府非常重视与盟友协调立场。（Reuters）
三是举价值观和多边主义旗号，以放宽防务分担要求、提供疫苗等为工具，与盟友伙伴国家协调对华政策。
这种协调虽没有取得法德日韩印等盟国的明确选边，但也得到了它们“对美关系重于对华关系”的实际姿态。特别是在跨大西洋关系方面，拜登政府利用新疆问题策动了美欧协同制裁行动，产生了欧洲议会搁置中欧投资协定审批进程的实际后果，在不断深化的中欧合作中打入楔子。
四是将应对气候变化放在中美合作篮子的首要位置。
拜登政府重新激活应对气变全球议程，以此作为重建美国全球领导力的抓手。拜登政府气候变化特使克里（John Kerry）第一时间与中方气候团队建立联系，随后放低身段来上海，在碳达峰与碳中和时间表等问题上做出让步，随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线上方式出席拜登总统发起的气候峰会。目前，中美气候团队保持密切沟通，讨论焦点已转入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执行问题。
中美高官安克雷奇会晤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重审转入“下半场”的重要标志。会晤后，美方加紧推进以“长期战略竞争”为基本定位的对华政策动员和布局。
“下半场”的重审呈现“场内”布局与“场外”立法缠绕进行、交相呼应的局面。美国行政当局以科技、军事、价值观为重点，推进有边界有管控的竞争。国会则快轨审议内容险恶的涉华法案，拜登政府和两党议员纷纷往里塞私货，“抗衡中国、赢得竞争”这口锅里“沸腾乱炖”。
有评论说，对华政策俨然成为两党合作领域，拜登政府似乎将推行激进的对华政策视为与共和党人寻找共同点的一种手段。
截止2021年4月，366个涉华议案在美国国会排队等待通过，“2021战略竞争法案”、“无尽边疆法案”、“芯片法案”（隶属于拜登竭力推动的“就业法案”）等在审议过程中被加以整合，重新推出厚达1400多页的“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S.1260）。中美建交以来最重大的涉华立法活动对美国对华长期战略和中美关系形态的塑造意义重大且深远。
“下半场”的美国对华政策重审，台湾问题更加突出。美国战略界正在对台海形势重新进行研判，焦点在于“现状”是否不再“可持续”，美国要不要转向“战略清晰”。
不管结果如何，美方已经认定台湾问题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美中最危险的“冲突源”，其次是南海。与之相关联，美国军方急于同中国军方开展指挥层级的沟通，但其推动的“沟通”只看重技术层面的军事行为管控，而非体现战略层面的协调诚意。
“下半场”的审议，是否重启经贸谈判的问题恐难再拖下去。5月27日美方贸易代表戴琦（Katherine Tai）与中国副总理刘鹤首次通话。但拜登政府内部尚未就如何处理特朗普政府遗留关税问题达成一致，贸易团队的人事安排也不明朗，加之美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还在变化，美元的弱势、通胀的压力等都在影响其判断，总体看美方并没有显示出重启谈判的足够紧迫感。
如果经贸谈判能够重启，将与气候谈判一道形成“两轮驱动”模式，对遏制双边关系持续下滑起到一定作用，但两个谈判均切乎重大发展利益，不可能不艰难，积极势头能否得到维护取决于双方的各自目标到底是什么。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重审的“下半场”，两国领导人层级的接触可能不会明显恢复，这会加剧两国关系的“漂流”状态。
高层交往的“失活”不仅要归因于两国关系的实际状态和拜登本人的认知变化，也与美国对俄关系的重置有关。拜登上台后，以下快步跳棋的方式处理对俄关系，先是与俄就《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延期迅速达成共识，接着在重振跨大西洋关系的过程中借助乌克兰东部边境紧张事态极力渲染“俄罗斯威胁”，尔后在复杂的美欧俄互动中为“北溪-2”天然气管线项目“放行”，随即美俄元首确定6月在瑞士举行会晤，欧洲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将是主要议题。
在无力全面改善美俄关系的情况下，拜登政府的三条重要考虑是：稳住欧盟伙伴；避免与中俄同时极度交恶；限制中俄关系“同盟化”的步速和幅度。
对美国的对华政策重审而言，“战略竞争”既定，是否继续强调意识形态冲突仍存争议。
美国战略界不由自主地将中美竞争比作一场“自由民主”与“威权专制”的竞赛。有人已经意识到，这将反向强化两国各自国内敌化对方的动员，与避免新冷战的初衷相悖，逻辑上难以自洽。现实是，以新冠疫情、科技竞赛等为催化，“制度之争”的叙事在中美两国还在不断强化，对实际政策形成未必可逆的影响。
美媒预测，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审议将在“夏天”结束。似乎可以判断，在审议结束前的有限时间里，中美关系整体氛围不会明显好转，相反还可能因具体事件而持续螺旋下滑。要看到，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审议总体上是先内核后外围、先举纲后张目，因而也是谋定而后动的。
对中方而言，比跟踪美国对华政策重审更重要的，是准备好应对重审结束后的行动力，准备好应对由此正式全面揭幕的“竞争时代”。拜登政府聚合了民主党内不同派系的人力资源，又大量任用新生代，虽然内部盘根错节，但也并非可以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