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出发，深圳的最新举动，至少说明了两个趋势：一方面，人均指标愈加成为城市政策制定的依据；另一方面，长期位居第一的深圳“退步”，也意味着城市人均GDP的原有局面正在发生变化。
谁取代了深圳？
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城叔对“万亿俱乐部”城市2020年人均GDP进行了统计。其中，无锡、南京、苏州三座江苏城市同时超过深圳，成为最大“赢家”。而纵观所有“万亿俱乐部”城市，一个普遍趋势是，沿海城市在人均GDP上表现出更明显的增长优势。
16座城市人均GDP“回调”
最新数据显示，在人均GDP这个指标上，万亿城市中大多数都出现不同程度“挤水”。
深圳的表现最为突出。根据统计公报计算，深圳2019年人均GDP已超过20万元，成为唯一达到该门槛的万亿城市。而根据2020年数据，深圳不仅退回“15万元”量级，且不及无锡、北京、南京、苏州。
对比23座城市2019年和2020年两年的人均GDP数据，仅北京、南通、福州、泉州、济南、天津和重庆7座城市出现小幅度增长。换句话说，有16座城市该指标都出现回调。
“挤水”的一个结果是，与10年前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城市人均GDP排名出现明显变化。
分区域来看，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排名发生明显“互换”。2010年，位于第一、第四、第五的深圳、广州和佛山在去年分别下降至第5、第8和第16位；而长三角城市中，除新晋“登顶”的无锡外，南京从第12位升至第3位、南通由第15位升至第10位，进步最为明显，苏州、杭州排名也小幅上升。
有观点认为，人均GDP能部分反映城市经济与人口的增长关系。某种程度上，过去10年间，珠三角城市人口增速相对较快，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的依赖度高于长三角地区。
具体而言，深圳、广州、佛山三市十年的人口增速分别为69.54%、47.06%和32.03%；而长三角万亿城市中，仅增速为37.19%的杭州与其类似。
分梯队来看，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的万亿级城市共有6座：无锡、北京、南京、苏州、深圳、上海。
全球范围内，一般把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作为发达经济体的门槛。若以此为标准，上述6座城市均达到发达经济体经济水平。而2019年曾一同入围的广州、杭州、武汉和宁波，则退出此列。
强省会，经济赶不上人口增速？
对于大部分万亿城市而言，在经济总量不断做大同时，提升经济质量的需求更显迫切。这一点在省会城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23个GDP万亿城市，11个为省会城市，占比近半。2020年人均GDP排名后10位的万亿城市中，省会城市占据6席。而若与2019年排名相比，除南京、杭州、福州及济南外，广州、武汉、长沙、合肥、郑州、成都、西安等7个省会城市排名都出现下降。
若进一步比较十年间人均GDP排名变化，除南京、福州排名大幅拉升，武汉、杭州小幅上调外，广州、长沙、济南、合肥、郑州、西安等都出现下降。
城叔此前曾分析过七人普省会城市的人口变化情况。一个总的趋势是，人口加速向省会城市聚集，省会城市的人口首位度进一步提升。（猜你想看：《强省会时代，杭州郑州合肥上位，南京广州如何攻守？》）
但多个省会城市的排名下滑说明，其经济的增长速度似乎并未能赶上人口增长速度。换句话说，在省会城市实现人口聚集同时，尚未能出现足够的经济要素聚集。
一个原因是，一些省会人口增长来自行政手段的影响。比如，西安人口增长部分源自托管西咸新区，而2019年数据显示，西咸新区人均GDP为5.0万元，仅为同期西安全市9.3万元的一半左右。在提升西安人口总量同时，西咸新区也拖了人均GDP的“后腿”。
而在人口加速聚集之后，部分省会城市也尚未做好产业、社会发展的相应准备。特别是正处在承接沿海城市产业转移的内陆城市，尚需进一步布局城市产业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提供更有竞争力的发展机会。
这又牵涉到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城市应该先发展经济还是先集聚人口？
由此出发，对于已经初步累积起人口资源优势的省会城市而言，关键在于如何找到撬动规模效应的“支点”。
江苏的“胜利”与隐忧
江苏城市的上升态势同样值得关注。
作为全国GDP第二大省，江苏在人均GDP上的表现一直不俗。2019年，“江苏人均GDP比浙江多了1.6万元，为何人均收入只有浙江八成”的话题就曾经引发讨论。（猜你想看：《“苏大强”VS“浙经济”，谁更有钱？》）
从七人普数据看，该优势进一步扩大——江苏以12.1万元的人均GDP再次超过浙江的10.0万元，差距进一步增加至2.1万元。
从万亿城市层面来看，与浙江的杭州、宁波两市相比，江苏的无锡、南京和苏州三市人均GDP多出2～3万元左右，南通也紧追不舍，与宁波的差距只有2000元。
一种解释认为，江苏如今的经济发展得益于乡镇企业较早起步所累积的资本基础，而后顺应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又为江苏发展再添“一把柴”。排名靠前的无锡、苏州两市，无不是得益于“苏南模式”实现了快速发展。
但隐忧犹现。
尽管在代表经济质量的人均GDP上胜出一筹，但在反映生活水平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江苏城市却不及浙江、广东城市。以2020年各市统计公报公开数据为例，人均GDP居首的无锡，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上不及深圳、杭州和宁波。
一个原因是，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藏富于民”的市场经济发展逻辑，与江苏形成了鲜明对比。在2019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一档《有请发言人》节目中，浙江省统计局总统计师王美福就曾指出，11个浙江人里就有1个老板，金华老板最多，100个人中有16个老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缩小人均GDP和 民众感受之间的“温差”上，江苏城市有更大的发力空间。
此外，从人口结构来看，江苏城市的另一项“危机”已然迫近。
与浙江、广东万亿城市相比，江苏四市明显表现出“老态”。其中，以“长寿”著称的南通，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30.01%，65岁以上人口更是达到超老龄化社会20%的基准线；无锡该指标也超过14%，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而老龄化程度最轻的深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不到无锡的1/3。
对于“攻擂”成功的无锡及其他江苏城市而言，维持住人均GDP的优势，将是城市发展的一个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