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讨论深圳落户新政时,城叔曾提到一个观点:常住人口大增,对深圳有限的资源构成了新的挑战。一个明显的指标是,深圳跌出万亿城市人均GDP首位“宝座”,下滑至第5名,这某种程度上也助推了深圳人口政策“转向”。(猜你想看:《广州、上海加码引人,深圳真准备“调头”?》)

  从这个角度出发,深圳的最新举动,至少说明了两个趋势:一方面,人均指标愈加成为城市政策制定的依据;另一方面,长期位居第一的深圳“退步”,也意味着城市人均GDP的原有局面正在发生变化。

  谁取代了深圳?


  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城叔对“万亿俱乐部”城市2020年人均GDP进行了统计。其中,无锡、南京、苏州三座江苏城市同时超过深圳,成为最大“赢家”。而纵观所有“万亿俱乐部”城市,一个普遍趋势是,沿海城市在人均GDP上表现出更明显的增长优势。



  16座城市人均GDP“回调”

  最新数据显示,在人均GDP这个指标上,万亿城市中大多数都出现不同程度“挤水”。

  深圳的表现最为突出。根据统计公报计算,深圳2019年人均GDP已超过20万元,成为唯一达到该门槛的万亿城市。而根据2020年数据,深圳不仅退回“15万元”量级,且不及无锡、北京、南京、苏州。

  对比23座城市2019年和2020年两年的人均GDP数据,仅北京、南通、福州、泉州、济南、天津和重庆7座城市出现小幅度增长。换句话说,有16座城市该指标都出现回调。

  “挤水”的一个结果是,与10年前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城市人均GDP排名出现明显变化。



  分区域来看,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排名发生明显“互换”。2010年,位于第一、第四、第五的深圳、广州和佛山在去年分别下降至第5、第8和第16位;而长三角城市中,除新晋“登顶”的无锡外,南京从第12位升至第3位、南通由第15位升至第10位,进步最为明显,苏州、杭州排名也小幅上升。

  有观点认为,人均GDP能部分反映城市经济与人口的增长关系。某种程度上,过去10年间,珠三角城市人口增速相对较快,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的依赖度高于长三角地区。

  具体而言,深圳、广州、佛山三市十年的人口增速分别为69.54%、47.06%和32.03%;而长三角万亿城市中,仅增速为37.19%的杭州与其类似。

  分梯队来看,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的万亿级城市共有6座:无锡、北京、南京、苏州、深圳、上海。

  全球范围内,一般把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作为发达经济体的门槛。若以此为标准,上述6座城市均达到发达经济体经济水平。而2019年曾一同入围的广州、杭州、武汉和宁波,则退出此列。

  强省会,经济赶不上人口增速?

  对于大部分万亿城市而言,在经济总量不断做大同时,提升经济质量的需求更显迫切。这一点在省会城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23个GDP万亿城市,11个为省会城市,占比近半。2020年人均GDP排名后10位的万亿城市中,省会城市占据6席。而若与2019年排名相比,除南京、杭州、福州及济南外,广州、武汉、长沙、合肥、郑州、成都、西安等7个省会城市排名都出现下降。

  若进一步比较十年间人均GDP排名变化,除南京、福州排名大幅拉升,武汉、杭州小幅上调外,广州、长沙、济南、合肥、郑州、西安等都出现下降。

  城叔此前曾分析过七人普省会城市的人口变化情况。一个总的趋势是,人口加速向省会城市聚集,省会城市的人口首位度进一步提升。(猜你想看:《强省会时代,杭州郑州合肥上位,南京广州如何攻守?》)

  但多个省会城市的排名下滑说明,其经济的增长速度似乎并未能赶上人口增长速度。换句话说,在省会城市实现人口聚集同时,尚未能出现足够的经济要素聚集。

  一个原因是,一些省会人口增长来自行政手段的影响。比如,西安人口增长部分源自托管西咸新区,而2019年数据显示,西咸新区人均GDP为5.0万元,仅为同期西安全市9.3万元的一半左右。在提升西安人口总量同时,西咸新区也拖了人均GDP的“后腿”。

  而在人口加速聚集之后,部分省会城市也尚未做好产业、社会发展的相应准备。特别是正处在承接沿海城市产业转移的内陆城市,尚需进一步布局城市产业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提供更有竞争力的发展机会。

  这又牵涉到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城市应该先发展经济还是先集聚人口?

  有人认为,人口聚集将带来规模效应,而规模效应可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提升,通过提高单个人的产出,实现人均GDP的增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口增加可能短期内会造成人均GDP的减少,但长期来看,理论上最终会实现人均GDP的提升。

  由此出发,对于已经初步累积起人口资源优势的省会城市而言,关键在于如何找到撬动规模效应的“支点”。

  江苏的“胜利”与隐忧


  江苏城市的上升态势同样值得关注。

  作为全国GDP第二大省,江苏在人均GDP上的表现一直不俗。2019年,“江苏人均GDP比浙江多了1.6万元,为何人均收入只有浙江八成”的话题就曾经引发讨论。(猜你想看:《“苏大强”VS“浙经济”,谁更有钱?》)

  从七人普数据看,该优势进一步扩大——江苏以12.1万元的人均GDP再次超过浙江的10.0万元,差距进一步增加至2.1万元。

  从万亿城市层面来看,与浙江的杭州、宁波两市相比,江苏的无锡、南京和苏州三市人均GDP多出2~3万元左右,南通也紧追不舍,与宁波的差距只有2000元。

  一种解释认为,江苏如今的经济发展得益于乡镇企业较早起步所累积的资本基础,而后顺应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又为江苏发展再添“一把柴”。排名靠前的无锡、苏州两市,无不是得益于“苏南模式”实现了快速发展。

  但隐忧犹现。



  尽管在代表经济质量的人均GDP上胜出一筹,但在反映生活水平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江苏城市却不及浙江、广东城市。以2020年各市统计公报公开数据为例,人均GDP居首的无锡,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上不及深圳、杭州和宁波。

  一个原因是,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藏富于民”的市场经济发展逻辑,与江苏形成了鲜明对比。在2019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一档《有请发言人》节目中,浙江省统计局总统计师王美福就曾指出,11个浙江人里就有1个老板,金华老板最多,100个人中有16个老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缩小人均GDP和 民众感受之间的“温差”上,江苏城市有更大的发力空间。

  此外,从人口结构来看,江苏城市的另一项“危机”已然迫近。



  与浙江、广东万亿城市相比,江苏四市明显表现出“老态”。其中,以“长寿”著称的南通,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30.01%,65岁以上人口更是达到超老龄化社会20%的基准线;无锡该指标也超过14%,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而老龄化程度最轻的深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不到无锡的1/3。

  对于“攻擂”成功的无锡及其他江苏城市而言,维持住人均GDP的优势,将是城市发展的一个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