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她继续留在香港，就一定没有将来”，52岁的徐妈妈指着身边的女儿阿颖说到。她的语气斩钉截铁，眼神略带几分焦灼，似怕嘴巴传达不了心中那份迫切。

自《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社会迎来另一波移民潮。英国政府开放签证计划予持英国海外国民（BNO）身份的港人与其家人移民。据悉，从一月底计划生效起至三月，已经收到超过3.4万份申请。英国政府估计5年内会有约30万香港人移民英国。

在决意离开香港的人群中，不只有过往的典型中产家庭，也有像徐妈妈这样虽然积蓄不多，但拼尽家财，也要毅然带女儿移居英国的家庭。

徐妈妈回想起今年一月下旬，母女二人挥别土生土长的香港，抵达当时尚在疫情封城的伦敦的情形：下飞机时只有两个背包、六件行李，和一笔徐母提早取回的15万港元强积金（香港强制储蓄退休金）。

她们离开的是一个局势“风雨飘摇”的香港，而来到的则是一个举目无亲，四处是难的新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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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香港爆发反修例示威，她们寓所的窗户正正面对着维多利亚公园，一幕幕催泪烟横飞，警员与示威者街头激冲突的画面，频频上演。

不甘作“温水蛙”

谈起为何要决意独自带着17岁女儿阿颖移居英时，两人自比是不甘安于温水的蛙。即使跳出温水锅外，举步维艰，徐母亦深信香港这锅温水不宜久留。

2019年中，香港爆发反修例示威，她们寓所的窗户正正面对着维多利亚公园，一幕幕催泪烟横飞，警员与示威者街头激冲突的画面，频频上演。原已受情绪病困扰的阿颖，受政治氛围刺激，情绪越见波动，恶梦频频，寝食难安。

焦急的徐母，眼见香港社会变得“荒谬”，警员无故截查年轻人的情况屡见不鲜，教育课程历翻天覆地的变革，深知性格不愿妥协的女儿，定必难受，便立心要送走她，“我有很强烈的感觉，无论如何都要先离开， 女儿不宜再留在这里”。

不是谁都能洒脱离开，女儿阿颖便曾断言拒绝母亲的移英提议，“香港是我的家，为何香港发生事，人家迫我离开，我便要离开呢？” 徐母的前夫更泼来一盘冷水，“这样的疫情下，你到英国去，是不是要去送死？”

但阿颖挣扎良久后，也体会到母亲一翻苦心，“我妈这样的年纪没必要那样辛苦，跳出香港的舒适圈。面对未知的前路，她也愿意去踏出，我没借口不放手一试”。而其父，亦知两母女下的决定不可挡，反对的口吻在两人离开前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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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伦敦的徐妈妈和女儿发现新移民的生活充满艰辛

初到举步维艰

下决心容易，但是真正远赴英国生活的难度，可是完全超乎徐母从前的想像。

“我从来没想过能有机会带着女儿过来英国”，她说。

持中学学历的她，任职过电讯服务推销经理和资料输入员，为帮补租金，也曾在晚间兼职洗碗。她从未踏足过英国，女儿更是从未离开亚洲，两人对英国社会仅略懂皮毛，勉强能以英文沟通。

抵埗后，两母女边四周打问公立学校学位，边出外寻觅住处，屡屡碰壁。

租地方时，徐妈妈忆述，“人家问你有没有工作证明，有没有国家保险号码，能否预缴六个月租金”，她们都能摇头。觅学位时，阿颖对英国校区学制全无头绪，作了入学查询，不是毫无回音，便是遭学校以“无合适课程”回绝。

说起话时，徐母快人快语，从不拖泥带水，最懊恼的是因为不谙英语，话于嘴边却说不出口，她曾想投诉房东煤气收费无理，却反被问至语塞。

寸步难行的日子过了约两个月，花费的积蓄愈来愈多，还未能搬离酒店的两人格外焦急，“金钱有限，没可能长住酒店，很节俭，很节俭”。有次，难得约到地产经纪，却遭对方爽约，两人无助得空坐于公园，一脸彷徨。

就在那茫然之际，两人恰巧在公园认识了一位居英澳门人。在她介绍下，母女在西伦敦短租一间小房间。徐母也开始在这位友人经营的按摩店当兼职接待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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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妈妈在女儿陪伴下外出寻找工作机会

民间援助组织

过往在香港主权移交前移民海外的港人，普遍为具一定经济基础的专业人士及中产阶层。但英国政府今次开放的签证计划，经济要求门槛较低。申请人只要缴付签证费用和医疗附加费，并能证明有经济能力在英国独立生活六个月，便符合申请资格。政策容许了更多不同背景的港人移民，当中一些未必拥有充裕资金、移民顾问指点与当地人脉。

英国港侨协会于去年秋季访问了300多位计划移居英国的港人，纵然逾70%受访者持大学学士或以上的教育程度，但调查发现38%的受访者每月收入少于两万港元，月入三万港元以下者则占64%。

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指，组织现时每天会接到约十宗查询，大多求助人都是带着生活过的疑实际问。他们发现，不少移英港人租住地方时，面临无法出示信用纪录和工作收入证明的困难，也有业主不理解签证计划，不愿长租出地方。就学方面，不少家长在搜集学校资讯和报读入学时，无从入手，大多依赖网上经验分享，把资讯东凑西拼；另有部分热门地区的公立学校学位爆满，子女要跨区上学。

协会的公共事务主管Julian Chan指，“资讯是存在，但香港人很难找到，也很难去理解”，因此他们正跟当局商讨要，如何为港人整理实际移英过渡的生活资讯。协会亦正与当局讨论要如何调整教育等配套，准备应对这个或会是英国“数十年来最大的人口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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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三度转换落脚地后，终于觅得一间长租的套房，安顿下来。

冬去春来 前途漫漫

冬去春来，随着伦敦的疫情缓和，逐渐解封，徐母与女儿得友人指路与本地华人社会服务中心协助，事情也稍有转机。

她们三度转换落脚地后，终于觅得一间长租的套房，安顿下来。女儿在就读辅助衔接升学的短期课程，渐对未来的读书路向有了头绪，望能在九月入读心仪课程。徐母亦在觅其他工作上，也略有起色。

这天，徐母喜获通知，可面试一份餐饮宴会工作。她与随行帮忙翻译的女儿，罕有地，舍得坐上繁忙时间3.4英镑一程的地铁，前往伦敦市中心。路途上，她紧盯着手机，反覆温习阐述自己签证状况的英文段落。

庆幸，招聘的宴会公司老板格罗夫一听两人从港赴英，似乎也明了状况，赞港人勤劳兼适应力强，还幽默说笑，“我们不走共产主义，是会支薪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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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步难行的日子过了约两个月，花费的积蓄愈来愈多，母女二人节俭度日

翌日，徐母便出席该公司的职前培训。上了三小时多听得半懂的英文简介，她也显出疲态，看看时间，已是晚上七时许，想到还要回家买菜煮饭才有食物下肚，能屈能伸的她还是微言了一句，“从前走在街上，肚子饿了还可去买烧卖吃。现在天天吃面包，一想起面包就怕了”，隐约流露出思乡之慨。

徐母押上一切，带着女儿跳离熟悉的温水，为的是她终能回去为锅里的人做点事。她说，“如果没有她，我必定不会离开，我已年过半百，也不是有钱”。

谈到未来，她唯一专注的就是对女儿的盼望：“要先保命，好好读书，将来有天香港光复，一定要回去帮助其他香港人。而我，也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