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高考好好考,考到北京后我们就在北京的四环内买个独栋。”五一期间去鄂尔多斯自驾游的谢柯,在康巴什美食广场吃饭时,听到邻桌父亲对儿子的高考激励承诺后,瞬间觉得手里的羊排不香了。

  谢柯早有耳闻鄂尔多斯属于内陆富裕之城,但实地见证后仍然令她大开眼界。“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谢柯感叹。

  有钱,是外地人对鄂尔多斯最直接的共识。提起鄂尔多斯,是羊绒衫,是煤炭,是富豪,后两者在陌生人寒暄中可划等号,就像一提起山西,就会联想到煤老板一样。如果要说这两座资源型城市的区别,那就是资源共享程度的不同,山西更多是煤老板通过煤炭资源实现财富积累,鄂尔多斯则是让一批普遍百姓也跟着富裕起来。

  与本地人发家致富一起流传出来的故事是,当地人购豪宅、买豪车,当时有两个村子因此被称为“路虎村”和“霸道村”,便是因为村里征收后,村民在获得补偿款后,购买路虎和霸道车辆而得名。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成为鄂尔多斯的代名词,在鄂尔多斯的发展史上勾上了浓重的一笔。

  发展到现在,鄂尔多斯富裕的底色也并未褪色。根据鄂尔多斯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0年,全市GDP为3533.66亿元,连续三年稳坐内蒙古自治区GDP头把交椅,财政收入为464.9亿元,这项数据在省会呼和浩特是217.1亿元。

  政府财政充裕的直接体现是,鄂尔多斯在城市建设上的大手笔。去过鄂尔多斯尤其是康巴什的人都能感觉到,政府很有钱。“康巴什的绿化,让我觉得身处南方城市。”谢柯告诉燃财经。康巴什的建设目标是“国家森林城市”,这在土壤以沙土为主的库布齐沙漠边缘地带形成了巨大反差,绿化成本成倍上升,但鄂尔多斯仍不惜重金投入,可见政府的阔绰作风。

  另一个例子是,鄂尔多斯在今年1月宣布免费为本市户籍13-18岁女性接种宫颈癌疫苗,成为全国首创,引来网友一片叫好与欢呼,并再一次感叹了政府在财政支出上的大手笔。这是鄂尔多斯近半年来为数不多的热搜话题,其它多数时间在话题性上存在感很弱,声量不高,有人评价:“闷声发大财。”

  一项数据或许可以印证,2020年,鄂尔多斯人均GDP16.93万元,在人均GDP20强的城市中排名第7。相应地,当地工资水平也很高。根据官方回应,2019年鄂尔多斯平均工资为8177元,当年内蒙古自治区的平均工资为5688元。



 来源 / 鄂尔多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 燃财经截图

  煤矿经济带动下,当地整体的平均工资不断被拔高,水涨船高下,消费水平也在同步提升。在鄂尔多斯工作10余年的王林告诉燃财经,当地煤矿员工的税后年薪在15-20万元之间,是周边煤矿片区工资最高的城市。GQ实验室《2-18线城市的人不懂内卷》一文报道中,一对来自鄂尔多斯情侣月薪超8000元,他们会经常去北京与朋友“小聚”,北京对他们来说是周末可以随时去逛街的城市。

  鄂尔多斯虽位居内陆四线城市,消费却在比肩北上广。王林告诉燃财经,2021年春节档的热门电影在当地万达影城的价格不低于65元,但相同时间段包头万达影院的票价为30元左右,即便如此,《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3》也座无虚席。

  与电影票保持同一水平线的,还有当地的房价,尤其是新区康巴什。安居客数据显示,2021年5月康巴什均价1.28万元/平米,核心地段的房价更高,2016年王林在市中心看过一套房子,6000元/平米,如今已经涨至1.5万元/平米。

  而在2013年,鄂尔多斯的东胜区与康巴什两区的房价还徘徊在3000-4000元/平米之间,因2011年那场房地产泡沫,房价断崖式下跌,此后的几年里起色不大。“房价是从2016年开始涨起来的。”本地人孙淼告诉燃财经。如今的房价并非鄂尔多斯的最高点,2011年前后,康巴什房价曾高达2万元/平米,但后来的故事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飘在空中的泡沫。相比之下,目前的房价涨幅,才是理性步调。

  外地人在鄂尔多斯

  从山西来到鄂尔多斯的王林,至今仍在为没买下康巴什区的那套房子而遗憾。

  房子地理位置很好,靠近鄂尔多斯市政府大楼附近,120平米的一层,还带一片花园,当时的价格是6000元/平方米,因业主急需用钱,付全款可以便宜12万元,但当时的王林,手上连10万元都拿不出,最后只能选择在康巴什区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没有家具,一年2.3万元。

  一年后,王林才勉强凑够了首付,在东胜区贷款买了一套50万元的二手房。王林的想法是,以后攒够了钱,再回康巴什购买一套房产。

  让王林没想到的是,此后3年,他攒首付的速度跟不上康巴什房价的涨幅,而当初买下那套房子的同事,房产现在已经翻倍。

  比起东胜,王林更喜欢康巴什,基础建设新、环境好,更重要的是,王林的公司在伊金霍洛旗,与康巴什只隔一座大桥,单程通勤时间不超过15分钟,而东胜区远在30公里外,虽然建成的东康快速路在低峰期能实现20分钟左右的直达,但正常上下班的王林体验不到这种快乐。

  王林母亲也如此,刚搬到东胜区时,她一时还难以适应。“道路窄了,人变多了,健身器材少了,建筑有些年代感,绿化率没康巴什高。”

  在康巴什时,他们租的房子距成吉思汗广场很近,每天晚上吃完饭,王林父母会带着孙子到广场玩耍遛弯,去看宣称的亚洲第一高喷泉、成吉思汗雕塑广场和乌兰木伦湖。“这里比老家舒适。”是他们对康巴什的评价。康巴什的公园很多,官方宣传300米一条绿化带,500米一座公园,半山坡上建了很多凉亭,王林的父母喜欢上去散心。

  “这是一个干净又人少的城市,音乐喷泉、大剧院、博物馆等建筑都很恢宏,夜景流光溢彩,就是物价有些高,还好工资也不低,夏天很凉快,但冬天会比较难熬,平均零下20度的气温到现在还不太适应。”湖北十堰人韩笑告诉燃财经,她2017年从内蒙古大学毕业后考上了鄂尔多斯的公务员,第一年税前薪资7000多元的高福利待遇让她选择在这座城市定居,寂静、辽阔、生活节奏慢,她觉得舒适。

  作为新区,康巴什显然更出彩,目前,市级党政机关和市属行政事业单位均林立在康巴什,内蒙古排名第二的鄂尔多斯一中也搬迁至康巴什,机场与鄂尔多斯站均坐落在康巴什周围,城区商业、教育、医疗等基建资源也在加速建设,与康巴什隔着一座大桥的伊金霍洛旗进驻了中煤、神东天隆等一批能源企业,周边还建成了公务员小区,已经建成的东康快速路连接着东胜和康巴什,近30公里的距离在不堵车的路况下可实现20分钟直达,康巴什无疑成为鄂尔多斯承接人口的首选地。

  一大批造型独特的标志性建筑、沙地中开凿的人工湖,以及覆盖率在40%以上的公园绿化,这些在当初被外界人士认为经济发展下“好大喜功”的产物,现在构成了康巴什与东胜甚至周边区域的迥异感,也成为当地常住居民引以为傲的元素。

  但老区东胜的风采也并未褪色,相比康巴什,东胜区更具烟火气。“在康巴什上学和工作的人居多,一到休息日,很多人都会回到东胜,亲戚朋友多,生活也更习惯。”东胜与康巴什两地跑的本地人文哲对燃财经说。

  人气之外,东胜的物价也更接地气,经常光顾超市与菜市场的王林母亲告诉燃财经,东胜超市的生鲜和包装食品整体比康巴什便宜,孙淼表示,康巴什的消费成本至少比东胜高15%。王林前段时间给孩子补了一颗牙花了200元,同样是公立医院,同事的孩子在康巴什补一颗牙需要500元。

  这是康巴什与东胜的不同,相同之处是,城市治安做得都很好,在媒体的报道中,夸张到一台手机被偷民警都会出警追回。曾在内蒙古日报社任职的呼和浩特人杨冰回忆,他2009年去康巴什时,车不用上锁也不会丢。王林的同事曾因闯红灯被交警罚了5元,“鄂尔多斯的车会礼让行人,出租车也是如此。”王林的母亲观察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她跳广场舞的伙伴中,很多人都带着贵重首饰,“我老家这种情况不常见,财不外露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共识。”

  这座城市向王林一样的外籍人口展示了它的热情、包容性和人情味,王林表示,他们单位一半以上都是外地人,大多数都选择在鄂尔多斯置业定居。

  但也有离开的人,杨冰就是其中一位。从事报社工作的他热爱文字与艺术,2009年来鄂尔多斯工作两年后却选择离开,“鄂尔多斯文化气息不浓郁”,他告诉燃财经离开的原因,但他也没有回到呼和浩特,而是去了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

  煤炭之城

  煤矿开采技术专业毕业的王林并没有杨冰一样的情怀,他当时只想找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赚钱,听说鄂尔多斯开了很多新矿,招聘需求量大,王林就去了。

  王林第一次踏上这片旱土是2009年,这一年,内蒙古煤炭产量首次超越山西坐上头把交椅。山西虽也是煤炭大省,但彼时山西的煤炭产业格局基本已经固定,且山西煤矿集团多为国企,相比之下,鄂尔多斯正处于煤炭经济发展前期,新建煤矿较多,用工需求大,应聘门槛相对较低。

  王林就是在这样的机缘下进入伊化矿业,从煤炭工程质量验收员开始做起。据王林介绍,刚开始到手工资只有4000元左右一个月。没多久,王林的工资实现翻倍,因为伊化矿业的母公司博源集团与中煤集团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对伊化矿业进行重组整合,重组后持股51%的中煤集团成为伊化矿业的控股公司,资金实力更雄厚的中煤集团显然能给予员工更好的福利待遇。

  当年,类似中小煤炭矿业被体量更大的能源集团兼并重组的案例一直在发生。据《经济观察报》报道,2000年左右,鄂尔多斯的煤矿数量曾达900余个,其中95%以上是年产9万吨以下的小煤矿,2004年政府强势关闭了一批,此后大小煤矿间自发的兼并重组一直在持续,也是从这时开始,鄂尔多斯一批实力雄厚的民营能源集团,如伊泰、汇能、满世等民营煤矿迅速成长为百亿元产值的大集团。

  在大批涌入的外地人中,王林属于幸运的那一批。2011年煤炭行情急转直下,家底薄的小煤炭抗风险能力差,鄂尔多斯的很多小煤矿陷入停产困境,失业工人陆续离开这片曾经让他们充满想象力的土地,鄂尔多斯的煤矿进入规模化时代。

  煤矿整合是煤炭经济规模化、降本化发展的必经之路,中小煤矿机械化程度相对较低,单位产量的生产成本高于大型煤矿,整合中小煤矿能够降低开采成本,提升单位产量,产量提升意味着创造更多营收,鄂尔多斯政府和当地煤矿企业很清楚这一点。

  作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四大产业支柱之一,煤炭是当地经济的晴雨表,对于煤炭行情,在煤炭集团上班的王林感知更明显。他告诉燃财经,从2009-2012年,煤炭经济经历了发展势头向上的三年后进入疲软期,2012-2016年则步入调整与恢复期,公司开始大力推动煤炭资源的转型,开始布局煤化工领域,由单纯的煤炭开采向延伸煤炭产业链、提高煤炭附加值的方向发展,降低对煤炭的依赖性,是经济泡沫给鄂尔多斯带来最深刻的教训。

  与此同时,政府也开始发力高新技术产业与加工制造业。2014年,经营蓝宝石晶体材料的达瑞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落地鄂尔多斯,一年后一期工程投产。根据新华社报道,2015年,京东方一期实现满产,二期工程正在建成;奇瑞汽车当年产能为30万辆轿车,华泰、奇瑞、中兴特种车等项目投产,集聚起30多家配套生产企业。

  一部分新兴产业群其实早有规划。装备制造基地谋划筹建时间为2007年,空港物流园设立于2009年,高新技术产业园于2011年获批。为吸引大型集团入驻,鄂尔多斯于2009年推出煤炭置配政策:凡装备制造项目、高新技术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每20亿元可配置煤炭1亿吨。

  京东方、奇瑞就是乘着当地政策的东风落地于鄂尔多斯的企业。据悉,计划投资220亿的京东方获得了当地政府给予的不低于10亿吨的煤炭资源开采权。投资配煤炭,对企业来说显然极具吸引力,但鄂尔多斯也因此曾陷入纠纷。

  孙淼对燃财经表示,存在一些企业,会以投资煤炭进驻鄂尔多斯,而实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大部分因政策入驻的企业在鄂尔多斯的生产效益还算不错,以京东方与奇瑞为代表,目前都是满负荷运行状态。尤其是2011年后政府开始发力新兴产业,此后进驻的企业都在正常运转,单一的煤炭产业结构正在被重构。

  与此同时,消费也逐渐回归正常,王林告诉燃财经,不再遍地是高价还没有空房的酒店,餐馆的价格也开始回落,“像是从虚幻回归了现实一样”王林感叹,遭遇泡沫后的5年里,失速脱轨后的鄂尔多斯在重回正轨。

  撕掉的“鬼城”标签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鄂尔多斯被贴上过“鬼城”的标签,这给不少人留下了至今难以消除的刻板印象。

  “这其实是一个误解,被称为‘鬼城’的是鄂尔多斯当时新开发的康巴什区。”本地人孙淼告诉燃财经。这一误解最早来源于美国《时代》周刊2010年4月刊发的一篇报道,因“站在鄂尔多斯康巴什的街头,15分钟看不见一个行人和一辆车”,所以标题为《中国鄂尔多斯:一座现代鬼城》的报道让鄂尔多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鬼城”的代名词。

  但鄂尔多斯的主城区东胜区在当时并不是这样一番景象。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2010年11月1日零时,东胜区常住人口为58万人,占鄂尔多斯市常住人口的30%,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的25万人数据相比,年平均增长8.72%,高于鄂尔多斯市年平均增长3.35%的水平。

  尽管58万的人口在2160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显得有些地广人稀,但这座城市与“鬼城”也并不沾边。相反,2010年开始,鄂尔多斯步入了经济增长的快车道,发展劲头十足,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0年鄂尔多斯GDP突破2500亿元,达到2643.2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19.2%,全市地方财政总收入完成538.2亿元,同比增长47.1%。

  而时间往回拨9年,这些数据远不及2010年的十分之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1年鄂尔多斯GDP为171.81亿元,财政收入为17.98亿元。彼时鄂尔多斯刚刚撤盟设市,城市居民主要分布在周边旗县,主要收入来源仍是种植与畜牧。《鄂尔多斯市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也提到,彼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牧业基础薄弱,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弱,农牧民增收难,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任务相当艰巨。

  生活艰难,也是当时包括孙淼在内的多数鄂尔多斯本地人的真实境况。孙淼回忆,2000年以前大家都是靠天吃饭。“鄂尔多斯是十年九旱,水资源短缺,水利不发达,多是沙地,很多作物不适合种植,当时连续3年遭遇了特大旱灾,直到2005年东胜周边的郊区都处于这种状态,村里基本生活不下去。”

  所以孙淼全家选择迁移到距家30多公里远的东胜区,“去东胜可以打工,当时东胜建楼房需要工人,干的都是一些拉砖、拉沙子的体力活,但比靠天吃饭有保障。”孙淼迁移到东胜区那年,东胜只有两条街,“主街之外即郊区”孙淼打趣,像孙淼一样从周边旗县迁移来的人都在东胜的郊区安家落户,但这种状态并未持续太长时间,很快,他们身处的郊区被扩展为市区。

  撤盟设市以后,神华集团等大型煤矿企业陆续入驻,并开始建矿,机械化程度变高后产煤量快速上升,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而在此之前,当地人比较抗拒去煤矿上班,“当时煤矿的安全系数低,煤矿事故频发,工作风险大。”孙淼告诉燃财经,但这些隐忧在大型企业入驻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加之待遇更好,当地居民去煤矿上班逐渐成为常态,地方民营企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当地经济被带动起来,鄂尔多斯开始甩掉贫穷的包袱。

  另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2001年开始,煤炭的价格开始大涨。公开资料显示,2001年,原煤出厂价格同比上涨6.9%,2002年涨幅高达13.2%,2003年全年上涨3.9%。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2004年,随着全国新一轮大规模投资建设的兴起,煤炭价格迅速上涨,坑口价从每吨40元涨到100元后再度涨到200元,这对于坐拥全国已探明煤炭总储量1/6的鄂尔多斯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遍地是煤炭资源的地质条件也成为鄂尔多斯经济火箭式上升的源动力。

  这从鄂尔多斯当时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可以窥见一斑,煤炭经济具有一定的滞后性,2004年涨起来的煤价直到2005年才反映到鄂尔多斯的经济发展数据中,当年鄂尔多斯GDP突破500亿元,达到550.1亿元,地方财政收入达到46.1亿元,同比增长86.5%,以煤炭经济为主的第二产业贡献度占比61.1%,此后的几年中,当地GDP增幅一直维持在19%以上,地方财政总收入增幅的梯度更高,在30-55%之间,这是一场经济跃进,而非循序式渐进。

  后来的故事大家早有耳闻,当煤炭资源由平平无奇的普通矿产升级为“黑色金子”,便如磁石般吸引各地的煤企与煤老板前来掘金,煤企开矿征地、政府扩城拆迁,当地人脚下不断增值的煤炭成为他们暴富的直升通道,被拆迁或征地的居民,获得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不等的补偿费用,财富在民间集聚与爆发。

  这期间流传出很多造福神话,“暴富后的人们开始买豪车,有村里因为家家户户买了霸道和路虎,又被称为‘霸道村’和‘路虎村’,当时鄂尔多斯的路虎车比当地出租车的数量都多。”另一位本地人高玉星回忆当时的盛况。

  拥有原始财富的民众并未将资金投入实业,而选择投入资金回报率更高的民间借贷与房地产上,鄂尔多斯统计局数据显示,2007年,民间投资为503.4亿元,同比增长36.8%,占固定投资总额的58.4%,此后4年,民间投资的增幅一直维持在20%以上的高位,占固定投资额一半以上。“当时借贷最高有3分利,90%以上的人都把钱投了进去,梦想走上一条钱生钱的致富路,‘余粮’不多的一般家庭也在参与这场游戏。”孙淼告诉燃财经。

  热钱涌动、全民放贷的鄂尔多斯,瞬间跻身为民间借贷最活跃城市之一,从企业到民众都弥漫着投机与淘金的气息。天津高和股权投资在《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鄂尔多斯篇》中概括这一过程:鄂尔多斯的财富分配链条维持着一种“体内循环”,煤矿产生财富,支撑政府改造城市,通过拆迁分配给更多的人,再通过民间借贷聚集资金,贷给房地产和新煤矿。

  来自于借贷的房产开发资金在这一经济链条的运转下持续推高当地房价,飙升最快的是康巴什新区,“最高涨至2万元/平米,东胜区的房价也被带起来了,从3000元/平米涨至7000元左右/平米,翻了一倍。”孙淼告诉燃财经。

  被带动的不止是房价,王林回忆,2009年朋友去东胜找他相聚时找不到住宿酒店,“价格没有低于300元/晚的宾馆,所有酒店基本都处于满员状态,放到现在,这些宾馆也就100元左右一晚。”像酒店一样,餐饮、超市、商场等服务业的消费都高居不下,生活成本被不断抬高。

  这并非供不应求的市场经济规律所致,而是无限被放大的预期使然,这一经济链条中,地下的煤矿价值最终流向地上的房产,实现了资源的形态变化,却没有带动更多商业的正向繁荣。

  没有哪一场泡沫经济可以安然过渡至平稳期,这场没有地基的经济链条最终在2011年发生断裂,彼时一路升高的煤炭价格因经济结构调整,煤炭需求增幅下降,煤价回落,煤炭造血功能降低后,依托于煤炭经济的这场虚假繁荣必然要回归现实,煤炭经济预期降低后,淘金者开始退出,这些淘金者同时也是融资者,当地参与钱生钱的本地人被牢牢套在崩盘的民间借贷里。

  “我们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年通过中间人放贷给一个地产商120万元,崩盘后借贷者早已杳无音讯。”林辛告诉燃财经,他们家这样的例子是参与这场游戏的大多数最后的结局,只有一少部分人,在这场高风险的交易中赚到了钱。

  泡沫被戳破后,鄂尔多斯的经济数据相应走低,根据鄂尔多斯市统计局,全国地方财政收入增幅由2011年的48%断崖式下跌至3%,商品房销售面积2011年同比下降18%,2012年同比下跌至47%,住宅销售额同比下降49.4%。

  对应的是,房价也开始一路下滑,张川告诉燃财经,他目前居住的大兴东方花园小区,2013年的房价为近3700元/平米,而2010年东胜区的平均房价在7000元/平米左右,“几乎拦腰斩,不过,现在涨回来了,目前的房价为8000元/平米。”

  转型受制于高端人才


  经济学上有一个理论叫“资源诅咒”,即拥有丰富天然资源的地区反而会陷入过度依赖资源、产业结构单一的困境,经济增长最终会陷入缓慢甚至停滞期。

  鄂尔多斯显然也绕不开这一现象,煤炭经济大起大落后,资源诅咒的城市群的名额又多了一个,外界唱衰的论调也此起彼伏。

  直到现在,没有人敢笃定鄂尔多斯已经走出资源诅咒,但可以看到它在转型上不断努力的身影。

  在鄂尔多斯人民政府的官网可以看到,鄂尔多斯目前建立了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装备制造工业园区、东胜经济科教(轻纺工业)在内的13个产业园区,在云计算、装备制造、大新材料、大数据多个领域培育新型产业。煤炭经济也在向高附加值方向转型,“通过煤炭转化成天然气、化肥、乙醇等千亿级的工业园区规划了好几个,近期也在引进风电制造设备。”孙淼告诉燃财经。

  从数据来看,产业转型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鄂尔多斯市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新动能稳定增长,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工业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6%。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5.5%,占全部规上工业的0.7%。非煤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0.6%,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32%,绿色能源形势向好。

  但也可以看出,新兴产业的产值在工业中的占比仍不高,增幅也很小。《鄂尔多斯市推动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的作者杨晨光对此分析认为,由于新兴产业起步较晚,与原有产业基础并未形成较强关联,新兴产业存在“形聚而神不聚”现象,上下游一体化程度不够,未能形成显著的集群效应和优势,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还需要一定的成长期。

  不过,尽管鄂尔多斯在新兴产业上不断发力,但煤炭仍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选手,煤炭集团依旧是当地规模最大的产业,当地或外来就业者的首选还是煤矿集团,而化工、IT等方向的高端人才依旧较为匮乏。

  在人才引进上,鄂尔多斯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况。回到鄂尔多斯的大学生一般追求稳定,他们选择进入体制内或国企、央企,像韩笑一样,而追求梦想的高学历人才往往选择前往北上广打拼。

  为了打破这种现状,当地政府采取高薪聘请的方式,一个例子是,近期招聘教师的北京师范大学鄂尔多斯第二附属学校提出了丰厚的条件:顺利入职的清华、北大毕业生税前年薪60万元,硕士及以上学历的研究生提供1套100平米的住房或支付25万元安家费,这并非个例,鄂尔多斯的其它学校也大多如此,提供住房或给予不低于10万元的安家费成为常规操作。



来源 / 内蒙古教师招聘网 燃财经截图

  正如同10年前鄂尔多斯用煤炭资源置换新兴产业,高薪引进高端人才是身处内陆且产业结构多元化程度低的鄂尔多斯最直接、快速且有效的策略,人才是城市最大的动能,人才推动产业发展,产业创造经济效益,经济促进城市升级,进而反哺居民生活,城市才得以健康运转。

  “伊金霍洛旗的工资是真高,某煤矿一个文秘月薪7000元以上,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县城的水平。”看到该煤矿推送的招聘信息后,临近毕业期的周洛快速投递了简历。除煤矿外,学校、医院、新兴产业也需要大量高端人才。燃财经注意到,最近一期2020年11月的高层次人才引进公告招录203名高端专业人才,引进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专业人才成为鄂尔多斯的重点战略。

  在持续调整产业结构、缓解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的大背景下,鄂尔多斯对高层次专业人才的需求将持续提升,高端人才是推动产业转型与经济健康稳步发展的源动力,也是鄂尔多斯降低煤炭依赖性、重塑城市发展路径与形象的探路者。

  那些在激进时期留下的印象与标签,鄂尔多斯在尽力摆脱,摆脱的关键,还要看高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