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鲍勃·霍克（Bob Hawke）在国会演讲时声泪俱下地谈及了令人心碎的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其中的细节源于一份加密的外交电报，如今解密后由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获得。
1989年6月9日，霍克总理发表了他职业生涯中那段最令人难忘的演讲.
那是一场为天安门广场大屠杀遇难者举办的追思活动，当时正值事件“六四”发生的第五天。
当时，记者和外国政府纷纷匆忙地想了解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霍克总理把全世界都没有报道过的事件细节形象地描述了出来。
他描述了中国军人冲进天安门广场、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开杀戮、用坦克碾压平民，将尸体压成“浆糊”、用火焰喷射器焚烧尸体。
这些描述曾让霍克总理一度落泪，聆听演讲的澳大利亚民众心中在这一刻形塑了对“六四”的认知。
他还做出了出人意料的承诺，为当时在澳的中国学生提供留下来的机会，以免受到迫害。这一承诺使得澳大利亚后来签发了4.2万个永居签证。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播客节目《听我说中国》（China, If You're Listening ）如今首度披露这些细节的来源，而霍克总理所说的资讯很多都是错误的。
霍克总理朗读的两份文件
那场为天安门广场上地死难者举办的追思会在国会大厦大会堂举行。就在霍克总理在追思会上发言时，他手里拿着两份文件。
第一份是他准备好的演讲稿。他在演讲中赞扬了中国大学生抗议者的勇敢，并基于媒体的报道描述了这一事件。他还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对本国民众的镇压。
在演讲稿的第六和第七段之间，霍克总理画了一个星号。在这里，他打算脱稿，转向他的第二份文件。
霍克总理在演讲时讲到这里，稍做停顿，并把演讲稿放到了一边。
“让我从发给我们的报告中摘录一段来朗读，”他说。
外交电报涵盖令人痛心的细节
6月7日，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曾发出一份机密外交电报，描述了军队进驻天安门广场后，占领广场的大学生的最新情报。
这份长达四页的文件开头写道：“随着6月3日晚上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晰，很显然发生了大规模暴行。”
这就是霍克总理手中的第二份文件，ABC从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获取了这份电报。
霍克总理几乎逐字逐句地朗读了该文件的第2和第3页。
他读道：“在天安门广场，最先抵达的军队试图驱散人群，将学生与普通市民分开。在发出了最后警告后，学生准备离开。”
“人们原以为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撤离]，但在五分钟内，27军的装甲车开进广场，在进驻广场时，机枪开火。”
“那些尚未逃离的人被打伤、打死，步兵进入广场，用刺刀刺杀、扫射任何还活着的人。”
“他们接到命令，广场上不放过任何一人。儿童和年轻女性被屠杀，装甲车和坦克车之后在被害者尸体上来回碾压，直到将他们变成浆糊。然后，推土机进入，将尸体推到一起，由军人用火焰喷射器焚烧。”
说到这里，霍克声音哽咽了，眼中含着泪水，之后，他又回到了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上。
驻华大使馆没有料到电报的细节会公之于众
消息传到驻北京大使馆外交人员那里，说总理已经在电视上逐字宣读了他们的电报。
理查德·里格比（Richard Rigby）教授当时在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担任政治参赞，现在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研究所（China Institute of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任教。
他说：“我用外交上的话来说，那就是一场意外。”
他起草了总理在电视上宣读的电报。
在电报正文之前，有一份类似于免责声明的部分。
“毫无疑问，即使某些细节最终可能被证明是不准确的，但总体情况是正确的，”他写道。
很快，霍克总理宣读的许多细节被发现都是不正确的。
里格比教授说：“几天之内，当然在一个星期之内，关于广场上所发生事情的信息显然是不正确的。”
他说，学运人士侯德建在大屠杀发生后前往澳大利亚大使馆避难，向里格比和使馆工作人员更清楚地讲述了当时的状况。
“我们从某个曾在广场上与军方谈判的人那里获得了第一手信息。”
在接下来的几天和几周内，大使馆发出了大量电报，撤回了原始电报的细节。
第一份电报中的信息从何而来?
虽然霍克总理曾读到的澳大利亚电报此前从未被公开过，但英国大使艾伦·唐纳德爵士（Sir Alan Donald）在同一时间发给伦敦和香港的一份电文已于2017年解密。
英国电报和澳大利亚电报惊人地相似。
他们以相似的写作顺序提供了关于大屠杀的相似信息。
两份电报都说，他们的大部分信息来自一位与中国政府高层有联系的线人。
据里格比教授说，两个使馆所依赖的线人很可能是同一个人。
“我非常确定，他当时也在和英国大使馆同等级别的高级人员交谈，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一些细节的相似性。”
但他说，这名被两国大使馆都认为可靠的线人提供了一些不准确的信息。
“我想他认为自己说的是实话。但是，我们在事件马上发生后交谈过的很多人都在说类似的事情。“
“我不能完全排除有人给我们提供了某种‘故事线’的可能性。“
“整个事件的发生，是因为中国政府最高层正在进行生死攸关的权力斗争。“
“[线人]当然会反映出一个特定群体的观点、希望和恐惧；就是失势的那一群人。“
“因此，在讲述这场权力斗争的另一方正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应该为此负责时，尽可能地传达一幅糟糕的画面会成为一种既得利益。”
对天安门事件真相的探寻
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读外交电报中的原始情报，这在澳大利亚总理所作所为中并不常见。
里格比教授说：“当一个人在大使馆写下这类机密信息时，你不会想到它们会在几天内被公之于众。”
当时，与霍克总理关系密切的几个人说，总理被电报的内容撼动了，决定把它朗读出来。其中一位就是他的妻子布兰奇·达尔普吉（Blanche d'Alpuget），她也是霍克总理个人传记的作者。
“他感情崩溃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报告中可怕的，可怕的死难情况；另一个是，他认为这对中国来说会是一场灾难，”她告诉《听我说中国》播客节目。
“鲍勃[霍克]与中国政治领袖所做的工作[不仅]对他个人来说非常重要，而且是因为他看到了这将为澳大利亚带来什么。”
但达尔普吉说，后来，在得知有关该事件的新信息后，霍克总理意识到一些细节是不正确的，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公开表达任何悔意。
“关键是，当他落泪时，看到他为[华人]哭泣的情景，对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和很多在中国的中国人产生了巨大的情感效果。”
“对他们来说，看到一个白人为他们落泪是一种非常不同寻常的经历。”
对天安门的讨论在中国媒体上被禁止，在中国互联网上也受到审查，而对这件事的了解只能通过口耳相传。
达尔普吉表示：“令人难过的是，中国政府从未说出关于天安门的真相，所以我们所有的都是猜测。“
西方世界仍在努力搞清楚1989年6月4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中国对相关讨论进行的有效审查可能意味着真相永远无法被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