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会议提出，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然而，但这并不是今天最值得关注的点。
此次会议释放出了一个与以往极为不同的信号——
比起“生”，如今中国政策重点更在“育”。
比如，会议前所未有地提出要”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降低家庭教育成本”。
我们很可能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国家的力量将会更加深入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决策中，从结婚、生娃、住房、教育、离婚、养老，中国式“从摇篮到坟墓”的婚育制度正在渐成体系。
展望未来，各地或将酝酿诸多不同寻常的动作。
一场前所未有的平权运动在中国拉开了。
单纯放开生育政策已经不足以扭转人口结构变化的大趋势，这应该是目前国内学界的共识了。
中国年轻人不想生，不是生不起，而是养不起，归根结底，是方方面面造成了生育成本的高企。
全国养娃成本最高的10大城市均突破百万，北上广深4大一线更是在200万以上。这还都没算上买学区房砸入的那大几百万“押金”。
全国养娃成本TOP10城市
数据来源：苏宁金融研究院
生一个孩子，大家就无休无止内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生三个孩子，就是从自家卷起，光是一家人内部资源分散，起跑线就落后了一大截。
而在养儿育女的每一个阶段，地板与天花板的差距之大，只能说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图源：21世纪经济报
最近年轻人“躺平”的话题走热，背后也是年轻一代不可忽视的生存焦虑。与其说是年轻一代低欲望，不如说是迫于无奈之下被动降低需求，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对微观个体来说，这是理性选择，也是个体自由，但从宏观层面而言，却会严重伤害经济的内生动力。
所以，国家出手了。
会议罕见强调，“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
生育政策不再是单独呼吁放开生育，而是需要体系化对待、多举措应对的问题了。
从现在开始，中国的生育政策，重点不在“生”，而在“育”。
国家的力量将会更加深入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决策中，从结婚、生娃、住房、教育、离婚、养老，中国式“从摇篮到坟墓”的制度正在渐成体系。
未来五年，中国将会酝酿更多不同寻常的动作。
按照既有的大趋势，我们将给大家展示几个大猜想。
第一大猜想：课外补习班机构将倒掉一大批。
大家知道现在的清北毕业生，最喜欢去哪里吗？除了体制内，就是教育培训机构了。
对比2017年北大校本部2421名毕业生的去向，教育排名只是第四，人数是2019年的一半左右。
北大2020届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毕业生去向中，教育业居首，三个典型就业单位全都是培训机构。
清华也不例外。清华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从2019年到2020年，包括培训机构在内的教育业就业人数，从316人上涨到436人，占比从11.8%上涨至15.5%。
相对公立学校而言，课外补习班、培训考试机构、线上教育公司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影子学校。
这批站在中国教育体系顶点、身披光环的年轻人，转身加入了影子学校，将自己的名校光环兑现。
最近我跟几个哈佛、牛津、常青藤毕业的同龄朋友聊天，问起在哪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回答竟然惊人的一致：xx教育机构。
这让我非常吃惊。
为什么现在最优秀的大学生都扎堆进入课外补习班呢？
很简单，因为这些行业真的很赚钱，能给他们超越绝大多数同学的高薪。
如今寒门出贵子已成为了一种遥远的神话，如今大行其道的是鸡娃和他们的虎爸虎妈。教培机构一边挥舞高薪，从顶尖高校吸引师资，一边大手笔投入广告营销，给父母们制造焦虑。
无数中产阶级家庭被席卷而入，心甘情愿的掏出钞票“鸡娃”，教培机构就像检到了一台印钞机。
相对公立学校而言，课外补习班、培训考试机构、线上教育公司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影子学校。
老师、家长、学生都将影子学校视作一种理所当然的“替代品”，付出更多金钱和时间去鸡娃，以为自己拿回了一部分受教育的自主权，其实还是为了更好地挤压公共教育的独木桥。
这看似是一种做选择，但其实是把自己献给了另一套体系——资本和技术的控制之下。
当资本开始把持教育，并鼓噪社会焦虑情绪来获利时，它们就已经被纳入了监管的射程之内。
这半年来，监管重拳出击在线教育机构。
从禁止广告、线下关闭整顿，到各级部门多次发声监管，新东方、猿辅导、高途课堂（跟谁学）、好未来（学而思）等在线教育机构都经历了股价暴跌。
最近，好些校外教育机构已经开始进行大范围的裁员，就是意识到未来再也无法四处扩张了。
曾经信誓旦旦要冲进教育行业的几家互联网大厂，也都偃旗息鼓开始业务整顿。
全民鸡娃狂欢，不单单是提高了父母的教育成本，也让很多年轻人对生娃、养娃望而却步。
如今，躺着收割的好日子，一朝变成了行业生死拐点。
第二大猜想：教师轮换制或将大面积试水，学区房价值大打折扣。
为什么中国的学区房特别贵，因为好的师资力量都集中在了市中心。
只有老师们在全市范围内流动起来，才能提高郊区教学质量，让市区和郊区的教育资源均衡化。
在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这方面，日本值得我们借鉴。
自二战之后，日本实行了教师“定期流动制”，法律规定所有教师和校长不能在同一学校的任期超过一定年限，对于流动的教师还会给予给予相应的津贴。有数据显示，日本教师平均每6年流动一次，校长3~5年换一次学校。
日本这一制度实行了70多年，极大地缩小了学校之间的师资力量差距。
国内虽然有所仿照探索，但有的地方是按比例流动轮岗，并非涉及所有教师队伍，流出去的教师可能并非特别优秀，也有的地方局限于在本区县内流动，对于郊区薄弱学校的师资状况改善不大。因此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化。
像东京都就将所属区、市、町、村分为 12 个区域，每个教师必须跨越三个区域任职。这种流动安排就较好地缩小了地区间差距。
教育资源的充分流动，也有助于解决天价学区房问题。
在家长和学生背负的大山中，最“不应承受之重”就是学区房体系。
中国一套套天价老破小学区房，都是教育资源不均衡、严苛的户籍制度共同酿成的苦果。
在4月份政治局会议中，高层罕见提出了“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炒作房价”，说明了当前解决学区房问题的紧迫性。
如果任由学区房的火再烧下去，就会有更多的孩子被剥夺公平的教育权。随之而来的，是更进一步的内卷和阶层固化。
而且，学区房的金融属性比一般的房子强，更高的杠杆代表着相应更强的金融风险。
在教育资源+房价+户籍的三重捆绑中，只有解决教育的问题，才有希望解决后两个。
北京、上海的动作都是具有风向标意义的。
去年4月，北京教育资源最丰富、学区房最贵的西城区就动手了，出台“多校划片”“六年一学位”政策，小学将不再对应登记入学划片学校。
今年3月，上海发出“名额分配综合素质录取”，要对学区房釜底抽薪。
学区房改革将会加速向全国蔓延，数十万一平的学区房走到末路了。
这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的改革，也很考验各地决策者的胆识和魄力，需要一股把长期利益放在首位的决心。
第三大猜想：高彩礼将成为历史，一场移风易俗的婚姻改革即将展开。
5月26日，那块新时代中国改革试验田又传来新消息——
雄安被确认为河北的婚俗改革试验区，将通过3年实验，遏制高价彩礼、人情攀比、铺张浪费、低俗婚闹等不良风气。
想要介入社会习俗，通过观念教育当然是仅仅不够的，那么更有力的手段，或许便是出台彩礼指导价了。
天价彩礼已经成为压垮农村低收入男性的最后一根稻草。看看现在这份天价彩礼地图，超过10万的省份有浙江、黑龙江、福建、江西、内蒙，越来越多的年轻男性娶不起。
前段时间，江西某银行还专门配合农村天价彩礼的陋习，别出心裁“推出”了一份“彩礼贷”的产品，结果就遭到了社会各界、主管部门的痛批。海报写着，最高可贷30万元，年利率为4.9%，贷款用途为新婚旅行、购买首饰、购买车和家电等。
婚姻变成了负债，连最后一点美好都抹掉了。
娶不起的背后，主因其实还是扭曲的性别比，是娶不到。
据统计局公布的七普数据，中国20岁至40岁的适婚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特别是高彩礼的江西，90后人口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省份，达到了120.8：100。
所以，限制彩礼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了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还需要完善农村养老体系，解决农村老人嫁女的后顾之忧。
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这意味着，三孩政策正式落地！
我们在去年10月《十四五规划马上出台，中国即将发生的12个巨变》一文中就预测，十四五期间将全面放开三孩。果不其然。
揭家底的七普数据显示，全国出生人口出现了“四连降”。在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之后，2017年、2018年、2019年和 2020年出生人口规模分别下降为1723万、1523万、1465万和1200万，四年累计降幅达到32.81%。
如果生育率持续低迷，预计 2050年全国出生人口规模将下降到873万人左右，比目前出生人口规模减少 1/3 以上。
另一边，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也渐入尾声。
202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相比十年前少了2947万人；老龄化人口则相比二十年前翻了差不多一倍，未来15年中国还要再增加一亿个老人；0到14岁的婴童数量，在三十年时间里减少了四分之一；总而言之，以后工作赚钱的人会越来越少。
虽然目前我们的人口结构还是长方形，维持GDP 6%的增长问题不大，但人口惯性是跨代际的巨大力量，严重的少子化、凶猛的老龄化叠加人口性别比的扭曲失衡，会不断降低中国经济的活力，反过来又进一步抑制生育水平。一旦步入倒金字塔结构，人口萎缩已经如猛虎，想拦都拦不住。
之前央行一份老龄化工作论文中特别警告，在倒金字塔时期，代表社会最大负担的老年人进入资产清算阶段，简单说就是老年人开始通过卖房、卖股票、卖债券来维持生活，而这部分人的比例又非常接近那些要买房、买股、买债的劳动人口，因此可能会导致资产清算压力上升，资产价格承压。
图源：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
《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
针对三孩政策可能让女性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会议提出，“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短期来看，三孩政策可以提高人口出生率，刺激消费。
从中长期来看，这是中国构建内循环经济的手段，对国民资产安全、国家财政收支、国防安全、甚至是民族大业都有深远的影响。
然而，单纯放开生育政策已经不足以扭转人口结构变化的大趋势，这应该是目前国内学界的共识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政策重点，会从“生”转向“育”的原因。
国家卫健委负责人就实施三孩政策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题：优化生育政策，改善人口结构——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就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答新华社记者问
新华社记者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国家近年来不断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效果如何？此次调整将产生哪些深远影响？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31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顺应人口发展规律 积极应对少子老龄化
问：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生育政策调整完善关系千家万户。当前，我国决定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主要基于哪些考虑？
答：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计划生育，1982年将之写入宪法确定为基本国策。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全社会共同努力下，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口过快增长得到有效控制，人口素质明显提高，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趋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先后作出单独两孩、全面两孩等重大决策部署，取得了积极成效。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在人口结构转变的关键时期，科学把握发展规律，积极回应社会期待，适时作出重大决策。
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的重大战略机遇期，立足国情，遵循规律，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积极应对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的风险，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近年来政策调整使全国累计多出生二孩1000多万人
问：近年来，我国对生育政策作出了几次调整，产生了怎样的效果？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口问题，先后作出实施单独两孩、全面两孩政策的重大决策，取得明显成效。
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看，目前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从2010年的16.6%提高到2020年的17.95%。近年来，由于政策调整原因全国累计多出生二孩1000多万人。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近年来的50%左右。出生人口性别比从2013年的118降至目前的111左右。
出生人口下降 群众生育意愿有待释放
问：我国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为什么近年来出生人口仍有下降？
答：世界发达国家普遍生育水平较低。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社会保障完善，少生优生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近年来，出生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生育妇女规模减少，婚育年龄推迟。一方面，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规模不断下降。“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规模年均减少340万人，2020年同比减少366万人。另一方面，婚育年龄推迟造成当期生育的妇女减少。2006-2016年，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初育年龄分别从23.6岁、24.3岁推迟到26.3岁和26.9岁，20-34岁女性在婚比例从75.0%下降到67.3%。此外，全国结婚登记人数连续7年下降，从2013年的1347万对下降至2020年的813万对，减少40%。其中，初婚登记人数从2386万人下降至1399万人，减少41%。
二是群众生育意愿降低。目前，我国“90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为1.66个，比“80后”低10%。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有生育二孩及以上打算的妇女，仅不足半数实现了再生育。教育、住房、就业等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成为影响家庭生育抉择的关键。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相当比例的家庭想生不敢生，排名前三的原因是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和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调查显示，因为“经济负担重”的占75.1%，“没人带孩子”的占51.3%，女职工生育后工资待遇下降的有34.3%，其中降幅超过一半的达42.9%。
三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多项调查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多个国家和地区生育水平下降。受疫情影响，年轻群体就业、收入状况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婚育安排进一步延后或取消。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与2019年同期比较下降幅度较大，可能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一定关系。
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
问：实施三孩政策，还需要哪些配套措施？
答：要加强统筹规划、政策协调和工作落实，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健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对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和农村计划生育双女家庭，要继续实行现行各项奖励扶助制度和优惠政策。要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完善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参与的扶助关怀工作机制，维护好计划生育家庭合法权益。要深化国家人口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区域人口发展规划研究，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问：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对改善人口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等方面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答：老龄化是全球性人口发展大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20世纪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0%，进入老龄社会，预计“十四五”末期将由轻度老龄化转入中度阶段（占比超过20%），在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阶段（占比超过30%）。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长期看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扩大新增劳动力供给，减轻老年人口抚养比，缓和代际之间矛盾，增加社会整体活力，降低老龄化峰值水平。（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