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前四大智能手机品牌有三个来自中国，由此在印度本土构建了一条由中国企业为重要力量的手机产业链。在印度最新疫情的冲击下，有的手机厂商仍在输血坚持；有的工厂基于成本考虑已经下调产能；有的中小供应链企业倒闭撤退。
文丨《中国企业家》记者 程璐
编辑丨李薇
头图来源丨视觉中国
陈俊峰从未想过，他会以这样的方式留在印度如此之久。
2009年，陈俊峰第一次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担任一家台资企业印度市场负责人。在印度的短短几年，他看到了这个市场巨大的潜力，于是2013年开始在印度创业，做的是工厂无尘车间配套设施生意，如新建工厂所需的流水线、货架等等。
也是从2013年开始，中国手机产业开始登陆印度，品牌商、代工商、零部件配套商、材料供应商纷纷来到这里淘金，陈俊峰算是其中一员。经过数年发展，陈俊峰的生意风生水起，有了两家工厂，分别在北方邦诺伊达和南部的金奈，印度当地主要的手机屏厂、摄像头厂、电池厂和手机组装厂都是陈俊峰的客户。
从诺伊达到金奈，这条路陈俊峰曾走过无数次。现在，这条路比以往任何时刻跑得更快、更通畅，让他非常不适应。诺伊达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空旷的大街上鲜有行人，从诺伊达开往新德里机场，以往两个小时的车程，现在只需一个小时。
陈俊峰已经22个月没有回国了，而近期再度持续恶化的疫情，直接阻断了他回家的脚步。
印度，曾被视为商业潜力无限的全球最快成长经济体，过去十年里，在人工红利和庞大年轻消费群体的支撑下，全球资本涌向印度。但这个国家正在陷入一场困境——在变异毒株和大型集会的共同推动之下，印度反扑的疫情进入失控状态，社会失序，各产业举步维艰，经济复苏前景黯淡。
据印度卫生部5月24日公布的最新数据，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升至26752447例，累计死亡303720例，成为继美国、巴西后全球第三个新冠死亡人数超过30万的国家。
许多像陈俊峰这样的中国商人，每时每刻都处在焦虑之中。在回国遥遥无期的同时，他们更担心疫情之下自己的生意还能否继续。
陈俊峰正在进行血清抗体检测。来源：被访者
印度中资手机企业协会秘书长杨述成告诉《中国企业家》：“大的手机厂商仍在输血坚持，只因印度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国际市场；部分工厂基于成本考虑已经下调产能，等待疫情过去再挽救；但还有一部分中小供应链企业只能因此倒闭撤退。据我所知，有一家中小型充电器厂，至少备了3000万元的货，疫情突然来了，客户不提货了，这个库存压力谁也承担不起。”
《中国企业家》近期采访了数位与印度手机产业链密切相关的中国从业者，作为印度疫情下的缩影，试图还原中资企业、中国商人在印度的真实状况。
我曾是无症状感染者
诺伊达位于印度首都德里东南方向，也是德里的卫星城。作为印度经济高速发展的象征，这里聚集了全印度为数最多的手机产业链厂商，故也被称为印度手机产业的“心脏”。
三星、OPPO、vivo、小米、传音的OEM代工厂以及围绕着这些厂商的上游供应链纷纷在诺伊达设厂。目前，这个地区已聚集了100多家华人企业，这些企业基本组成了一条印度华人手机产业链。
由于诺伊达疫情形势严峻，为了节约水电、房租成本，陈俊峰不得不把诺伊达工厂关闭一段时间，将产能转向了南部金奈工厂，因为相较于诺伊达，金奈的疫情起码还没有失控。
在印度十多年了，陈俊峰眼看着印度成为全球成长最快的新兴体之一，尤其是见证了印度智能手机产业从无到有到如今的兴盛，以及中国品牌在印度市场是如何逐渐成为半壁江山。
市场监测机构Counterpoint发布最新分析报告称，中国手机品牌2021年第一季度在印度占据了75%的市场份额，前四个品牌三个为中国品牌。以市占率第一的小米为例，目前印度已成为小米最大的海外市场，截至2020年，小米在印度有3座手机厂，超过90多家自营小米之家以及2000多家授权专卖店。
“目前除了PCB（印制电路板）、模组模具和盖板三项之外，其他制造过程的手机产业链都已成型，印度也因此一跃成为全球手机产业的集散地。”杨述成介绍。
来源：视觉中国
不过，疫情二次冲击下的手机市场需求骤降，产业链也受到了重大的打击，但生产端仍在坚持，行业未来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摸爬滚打的十多年里，陈俊峰吃过不少亏，也上过很多当，但他认定印度这个市场还是值得做下去。不过，从去年疫情开始，特别是近半年的严重亏损，让陈俊峰开始考虑撤离印度。
北部工厂关闭，南部工厂的产能下降了30%，现在所有员工都集中在工厂实施封闭管理。工人全部住在工厂里，食品在外统一采购后，放到工厂门口待员工拿取。对陈俊峰来说，这意味着又多了一项员工吃住成本。
“之前我跟老婆商量，不行就把印度公司整个打包卖了，看有没有人接收，但现在打包出去折价也非常严重。本来我准备4月份回国，把印度工厂先关个一年半载再说，结果航班停飞，想回也回不了，进退两难，只能咬牙坚持了。”陈俊峰向《中国企业家》说。
过去两年里，来到印度投资的中国厂商，由于疫情和国际形势变化双重因素，投资进展缓慢甚至干脆搁置。相关从业者向《中国企业家》透露，国内某摄像头厂商去年来到印度投资建厂后，很多事情都不到位，一年多时间都没完成装修进程，但成本已经砸进去了，也没办法停下来。在印度，中国厂商们遇到的类似情况还有很多。
现在，金奈每天下午2点封城，但得益于全封闭式管理，陈俊峰的工厂还能持续生产经营。两周前，一个手机外壳厂的朋友告诉他，他的工厂共50多人，就有20多名员工检测出新冠肺炎，“哪里还敢干活，只好全面停工”。
疫情就发生在身边。陈俊峰认识的国内某手机大厂员工，在国内接种了新冠疫苗，来印度后还是感染了；另一个手机组装厂的朋友，去年得过新冠，体内已经有了抗体，今年又不幸中招；一位曾一起吃过饭的中国台湾人，也是手机产业链上的从业者，今年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了。
陈俊峰说自己可能也曾是无症状感染者。去年9月，他去做过一次检测，结果显示他体内的新冠抗体IgG值水平达到了2.8，这意味着他可能曾感染过病毒，但免疫力最终消灭了病毒。“今年5月，我又去做了一次检测，结果抗体恢复正常了，我也搞不懂了。”陈俊峰直言，听说这次疫情属于变异病毒，可不敢再感染一次。
和陈俊峰等华人相比，不少印度本地人对疫情的态度可以说是不甚紧张。偶尔去市场买菜，陈俊峰都能看到不戴口罩的当地阿姨。现在，当地的茶馆、饭店等公共场合几乎全都关了门，他常吃的一家韩国餐馆已经不能堂食了，只能打包带走。
陈俊峰在金奈租了一套房子，平常自己做饭，也会去几个中国好友家蹭饭，坐下来聊聊天、喝喝茶，其他的娱乐活动就是刷刷抖音，打打小游戏，几乎每天都会和家人报个平安，工作则通过电话和视频在线管理。
至于疫情，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陈俊峰估计至少得半年以上：“只要今年能安安全全回去过个年，我就真的开心了。”但现在，就算有渠道，他也不敢回国：“别人听说你是从印度回来的，多多少少会带着有色眼镜看你，我也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从去年到现在，陈俊峰大约亏损了四五百万，不过亏损大头并不是公司的生意，反而是一些其他的投资项目。
“去年大家不是都看到了疫情下的市场机会，做一些口罩的生意吗？于是我也投了口罩，结果亏了百八十万。今年国内的制氧机在印度炒成天价了，也有朋友叫我去弄，‘吃一堑长一智’，我说这种投机倒把的事情我再也不干了。这两年做生意真的头痛，我投哪行哪行不行。”陈俊峰无奈地笑道。
工厂还能坚持半年
和陈俊峰相比，王宝刚是幸运的。因为签证问题，他碰巧在印度疫情暴发前的3月份，回到了国内。
王宝刚是一家手机配件公司的印度总经理，这家公司是某些知名手机品牌的电池供应商。他2015年来到印度，通常每年的年尾，会去印度待上两个月，然后再回国呆半个月，再去印度两个月……如此在中印之间循环往复。
2020年年初开始在全球暴发的疫情，让王宝刚在印度滞留了15个月，原本只有半年有效期的工作签证早就超期了。于是，在处理完手头上的工作后，他和另外三位中国好友决定回国。
中印之间没有直飞航班，回国只能通过德国、尼泊尔、阿曼、迪拜这四个国家和地区转机，王宝刚一行人选择了尼泊尔中转。3月的一天，他正在国内酒店隔离时，在印度的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印度第二波疫情已经全面暴发。4月，印度所有国际航线全部暂停。
“我们另外三位仍滞留在印度的中国同事，都开始感到恐慌，心态几乎全面崩溃。几个中国人隔离在很小的一个区域内，每天听着外面的各种消息，心态上肯定会有影响。所以，我每天都要跟他们通电话，安慰并缓解他们紧张的情绪，相关待遇也有一些提高。”王宝刚说，对于这种远在异国他乡自我隔离的感觉，他再熟悉不过了。
2020年初，当印度第一次疫情暴发的时候，王宝刚就和五、六位中国同伴一起“躲”在某家酒店里近四个月。几个中国人在一起，每天自己做饭、喝茶、聊天，可谓度日如年。办公全靠电话和视频，如果有需要签字的文件，就会有人把资料送到酒店前台。直到2020年六七月份，印度当地疫情有所缓解，工厂才逐渐恢复正常生产。
2021年第一季度，随着印度放松封锁限制，智能手机市场迎来需求爆发。调研机构Strategy Analytics的报告显示，印度智能手机第一季度出货量同比升26%至3900万部，创下印度六年以来的最高增长率。
但随着疫情的二次反弹，市场需求将不可避免迎来骤降。Strategy Analytics预计，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将在2021年第二季度连续收缩8%~10%。调研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则预测，2021年第二季度印度智能手机出货量将下降300万~500万部。
随之而来的，是产业链上的订单下滑。
王宝刚表示，现在印度公司的产能只有原先的30%，一方面，由于客户的销售渠道受到疫情影响，订单量下降到原来的30%；另一方面，为了减少人员聚集，公司主动下调产能，以便控制疫情。
对王宝刚来说，眼下最为头疼的是库存压力。
订单量骤降，导致春节前备的物料还积压在仓库，库存一旦产生，资金占用量将非常大。王宝刚告诉《中国企业家》，他所在公司光是印度公司的库存规模就达到了6000万元人民币，国内还有约3000万~4000万元的库存，“所以我们最近的资金压力很大，国内的物料生产已经全面停下来了，如果有其他家用得上，我们会转卖出去，但印度就没有办法，只能放在仓库里慢慢出。”
更让王宝刚无奈的是，30%的出货量还意味着亏损。一旦工厂停工，要再开起来就很难了，为了保持工厂的正常运作，目前只能维持小批量生产。
王宝刚说，这些年公司没有任何贷款，抗风险能力算得上是不错的水平，有一些企业可能因为库存和亏损直接影响到生命线。他估计，目前印度约有三成工厂处于停工状态，其他更多人和他们一样，出货量下降30%~70%，仍在咬牙坚持。
产业链上游任何一环的困境，传导到市场末端，都会给手机企业带来“唇亡齿寒”般的影响。某国内手机大厂内部人士告诉《中国企业家》，未来一段时间，该公司在手机市场的销量下滑便是必然。
王宝刚在等待转机：“如果疫情影响持续一年以上，说实话，谁都挺不住了，我们也挺不住。但如果半年之内印度能恢复正常，我们还是可以挺过去的。两个月时间，我们应该就能快速组织生产。”他强调：“很现实，没办法，但这就是生意。”
处在高速成长期的印度，当下正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在印度，还有千千万万像陈俊峰、王宝刚这样来自中国的“淘金者”，他们经历过数不清的磨难，凡事都靠着自己亲身摸索一路走过来。他们甚少抱怨，更多时候是积极地应对眼前的危机。
在接受采访的这几天，王宝刚正在国内积极与客户联系，尝试解决库存问题；远隔数千公里的陈俊峰，在电话里聊起疫情和眼下的生意，几乎听不出他的恐慌与焦虑，反而更多时候是他爽朗的笑声。
(应采访对象要求，王宝刚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