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方圆
编辑 | 白曼
出品：机构投资者评论
“没有沉不了的船，没有倒闭不了的企业，一切取决于人的努力”。
东芝之神土光敏夫的这句话，正在这家已经有146年历史的公司身上得到验证。作为曾经的日本之光，东芝诞生于明治维新时期，在日本新政和经济崛起的双重托举下走上神坛，根植基建、制造、电力、核能、半导体、家电、计算机等多个领域，曾创下26个日本第一和16个世界第一的历史记录。
但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东芝也屡遭厄运，在核电业务上的狂飙突进，导致这家百年企业最终弯道翻车，而管理变形所催生的财务造假更是令局面雪上加霜，在接连剥离家电、计算机、医疗、半导体等业务后，仍旧难以止血，曾经的一代巨人如今沦落至卖身的境地，核心业务仅剩核电、水电、城市供水、污水处理、高铁、功率芯片、通讯芯片、硬盘等业务，而这些业务全部加起来，在CVC资本为首的买方团眼里，不过就值200亿美元而已。
在日本经济最辉煌的80年代，电子产业和汽车制造曾是日本制造的两大产业支柱，如今，东芝、索尼、日立、富士通、NEC为代表的电子产业巨头纷纷衰落，而丰田、日产、本田等传统汽车厂商也逐渐式微，令人疑惑的是，日本制造真的没落了吗？值得警醒的是，世上真的没有沉不了船。
日本之光
成立于1875年的东芝，源自于两个不同的支脉，其一是江户时代的伟大发明家田中久重所创办的芝浦制作所株式会社，其二是日本电器工学奠基人藤冈市助创办的东京电气株式会社。
不同于田中久重，1857年出生的藤冈市助，来自现在山口县的一个世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24岁从工部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曾赴美考察，跟随爱迪生学习白炽灯的制造方法，回国后创办了白热舍，后改名为东京电气，生产出了日本第一个白炽灯泡，藤冈因此被称为“日本白炽灯之父”。
1939年，两大支脉在滨松町汇合，东京芝浦株式会社问世，最终于1984年改名为东芝，由此形成工业史上的二元对立，西方爱迪生催生的通用电气与东方爱迪生田中久重和藤冈市助孕育的巨人东芝。
由于这段特殊的历史渊源，两位创始人的创新精神被当作东芝的DNA，写进了企业文化中，但事实上，合并扩张的原始冲动也是东芝最显著的DNA之一。
从正式合体后，东芝就开启了漫长的并购式扩张，1942年并购日本医疗电气株式会社，扩充了家电品类，1943年并购了旧东京电气无限株式会社、东洋耐火砖株式会社，进军通信设备产品。
凭借在二战期间的军工订单以及美国技术支持，东芝迅速崛起。短短11年间，东芝就已经发展成为拥有43家工厂、2家研究所的庞然大物，随着战后经济转向，东芝开启了第一次大规模整合重组。
1950年，东芝以17家工厂和1家研究所的新构成轻装上阵，逐步向民用消费品纵深发展，并掀起了第二波并购潮，陆续合并了东芝车辆株式会社、电业社原动机制造所、石川岛芝浦汽轮机株式会社、原子力事业株式会社等公司，补充了东芝在汽车、水车、汽轮机等领域的制造能力。
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前后，东芝在创新与并购的双轮驱动下达到巅峰，不仅业务范围广泛，且综合实力强大，在日本，东芝位列第二大综合电机制造商和第四大核能厂商，在全球，东芝位列第二大半导体供应商、第二大PC厂商、第三大医疗器械厂商，并创下26个日本第一和16个世界第一，其中包括：
全球第一台笔记本、第一台DVD、第一台喷墨电传打印机、第一台日语文字处理机，日本第一个灯泡、第一台风扇、第一台洗衣机、第一台冰箱、第一个雷达、第一台电饭煲、第一台彩电、第一个微波炉、第一部可视电话等等。
鼎盛时期，东芝在日本的地位可以媲美三星在韩国的地位，作为一个国民品牌，东芝不仅深入经济命脉，主导人们生产和生活的 方方面面，更是经济腾飞之下日本制造的实力化身，堪称日本之光。
海盗与绅士，东芝的二次崛起
万物皆有命门，东芝也不例外，在日本之光的盛名之下，东芝的文化屡遭诟病，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曾显露疲态，在当时的电器行业，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武士的日立，商人的松下，绅士的东芝。
所谓“绅士”，其实就是说东芝的作风过于斯文，缺乏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姿态。事实上，相对于美式管理，日式管理普遍缺乏狼性，往往依赖于领导者的发挥，在制造业，东芝表现得尤为突出。
1957年，岩下文雄在东芝之春后，从管理大师石坂泰三手上接过权柄，但遗憾的是，岩下文雄并非良人，其治下的东芝总部装潢得跟皇帝的寝宫一般豪华，他的办公室不仅设有高级进口冲浪浴室，还有专职厨师和独立厨房，了解公司业务也不去亲自考察，而是通过4个秘书做汇报。
东芝遭遇了成立以来的最大的一次危机。从1962年到1965年，公司的销售额一蹶不振，而净利润却逐年下滑。随着民间设备投资逐渐放缓，重型电器部门的订单下降。而且由于连续引进新设备，固定资产大幅增长，公司债台高筑，资产流动性明显降低，整个公司迫切地需要一场“大手术“。
不幸的是，1965年，日本经济遇阻，面对二战以来最大的经济萧条，本就积重难返的东芝几乎摇摇欲坠，石坂泰三再也坐不住了，自动从董事长任上卸职，改任顾问，并恳请管理泰斗兼好友的土光敏夫出山救急，岩下文雄则被迫就任董事长，由此交出了会长的实权。
时年68岁的土光敏夫，原本已从同属三井财团的石川岛播磨公司退休，见此情况，只好重新出山。他以“海盗式”的武士精神在东芝大力推行改革，提出了著名的“挑战式经营”理念。松下幸之助听闻后，曾紧张得对下属发出预警：“海盗”入主四平八稳的东芝了，“商人”是敌不过“海盗”的。
虽然被称为海盗，但土光敏夫实际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领导人，他本人就是从技术员做起，后来带领石川岛播磨公司成为造船业全球老大，就任东芝后，他经常独自深入一线，去下属的30多家企业慰问走访，跟基层员工打成一片，在内部，员工亲切地称他为“捏着酒瓶子”的大老板。
在这种“走动式”管理下，东芝的员工活力被充分激发，日本著名评论家大宅壮一曾评价土光敏夫，“他对职工们的精神世界进行了激烈的震撼，从而使得沉睡中的东芝又一次神采奕奕了”。
在东芝的历史上，如果说创始人田中久重和藤冈市助为其奠定了创新基因，那么土光敏夫则为其注入了狼性基因，并且，两种文化在东芝日后的岁月中都得到了延续和传承，并催生出了佐藤文夫、西室泰三、冈村正这样的风云人物。
90年代，东芝的另一任社长佐藤文夫就是土光敏夫的忠实门徒，在他的带领下，东芝走上了最辉煌的巅峰。
但土光敏夫的铁腕改革并未脱离日式管理的范畴，这也导致东芝在长达146年的发展中，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表现，往往取决于其社长的管理作风，有幸遇到石坂泰三、土光敏夫、佐藤文夫、冈村正这样的能人，就迎来一波小高潮，反之则陷入低谷甚至危机。
日本制造的兴衰
古人云，小胜凭智大胜靠德，在商界，大胜需要讲武德，更要拼国运。
作为日本制造业催生的巨人，东芝的崛起，除了自身在技术创新和企业管理上的主观作为，更有赖于日本发展历程中的两大时代红利：明治维新后的工业化红利；战后经济崛起的消费红利。
19世纪末，日本积极效仿英国等西方国家，完成明治维新，结束幕府统治后，天皇权利得到巩固。在这种中心化的治理结构下，日本的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催生了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四大财阀及东芝、三菱、日立等军工企业，并在此后孕育出终生雇佣制等忠诚文化和一体化发展模式。
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介入下开启了政治民主化进程，但在经济上，美国的干预有限，政府依然延续了国家统筹的发展模式，大力托举钢铁、电力、石油、交通等重工业，日本在20年的高速发展后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丰田、索尼、夏普等消费品牌崛起，东芝也迎来了“东芝之春”的黄金发展期。
东京奥运会后，日本经济也有过低谷，但毕竟是小感冒，在政府调控下很快就复原，并迎来了伊奘诺景气，东芝通过土光敏夫的改革，顺利赶上了当时半导体产业崛起的红利。要知道，日本半导体后来在80年代全面碾压美国，占据全球53%的市场份额，英特尔被逼到差点倒闭，仙童都面临被收购。
在日本崛起的大背景下，美日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两国的争端从最早的纺织品，逐渐扩展到重工业领域的钢铁、半导体、机电、汽车，尤其是日本的汽车制造，直接冲击了美国的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等传统巨头。在冷战降温后，这场贸易争端最终逐渐从一个经济问题演变成一个敏感的政治议题。
在日本经济最如日中天的时候，东芝事件的爆发成了一个关键转折。
1987年，东芝旗下的东芝机械公司被爆出以35亿日元的对价，非法向苏联出口了四台精密数控机床，导致北约海军无法再监测到苏联潜艇的螺旋桨噪音而丧失了军事优势。在贸易摩擦的敏感关头，美国瞬间炸毛了，开始强力向日本施压，东芝社长及机械公司相关人等最终引咎辞职并接受制裁。
此后，东芝机械公司被限制进入美国市场3年，东芝其他业务虽未被明确处罚，但PC、家电等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事情并没完，在美方的强烈反弹下，日本政府迅速摆正姿态，在美国50多家报刊刊登整版“谢罪广告”。此后的贸易谈判走向了另一面，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广场协议的签订。
从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就开始持续升值，从1美元兑换235日元到1美元兑换120日元，日本出口经济深受重创，但政府统筹的经济体制，面对市场剧变却尾大不掉，为了对冲风险，日本只好加息应对，连续6年的货币宽松政策，导致经济最终脱实入虚，为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埋下了一颗雷。
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自此进入了“失去的二十年”，与此同时，东芝则放缓了扩张步伐，到2000年初，东芝等制造业巨头虽然在日元的温和贬值下迎来了一波反弹，但实际早已日薄西山。
针对制造业的衰落，日本产业界也一直在反思，广场协议、日元升值、贸易摩擦、泡沫经济，这些固然都是外在原因，但在半导体专家汤之上隆看来，日本电子产业衰落的根源是因为过于迷恋技术本身，最终却走入了技术的死胡同，而忽视了工艺改造、快速生产、性价比等实实在在的市场需求。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90年代芯片的应用场景逐渐从电脑转向手机，迭代速度也变得更快，市场对廉价芯片的需求变得更为突出，但日本企业却坚持生产高质量但却昂贵的芯片，最终丧失了发展机遇。
事实上，除了对技术的片面追求，日本制造企业坚持一体化发展的思路也变得不合时宜，从80年代末，全球半导体行业就已经出现了设计、生产、销售的产业链，日本产业评论员西村吉雄指出，面对产业格局的变化，日本企业始终很排斥这种分工合作，最终没能在产业生态上及时卡位。
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则指出，与德国一样，日本的经济虽然是以市场为基础，但并不依赖市场，本质上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这种制度在工业化时代非常有效，在金融和贸易环境日益复杂的现代则难以见效，尤其这种体制给国民带来的精神烙印，比如终生雇佣制等给企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东芝“核事故”
从田中久重时代的蒸汽机技术、藤冈市助时代的电气技术、土光敏夫时代的核电技术，再到现在的可再生技术，东芝的发展始终与日本的能源变革保持同步，但谁也没料到，东芝会在能源上弯道翻车。
70年代，日本的电力需求创下新高，政府开始向核能变道，东芝由此进入核电行业，接受了通用电气的转包，参与福岛核电站一号机的建造，这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福岛核事故中爆炸的那座电站。
当时，东京电力把一号机运回来的时候，时任社长土光敏夫还曾提醒说，“这和从美国进口一辆汽车完全不同，核能设备是更复杂的系统，我希望从一开始就让日本厂家的技术人员去检查一下”。
从后来的事故报道中其实也知道，东京电力的负责人并未执行这个检查动作，“这部电机是世界第一的通用电气制造的，并且在美国早已商业化，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侥幸心理最终占了上风。
1970-1982年，日本平均每年以建设2.1台核电机组的速度，推动核电工业前进，1985年，日本已建成15座核电站，30多台核电机组，装机总容量达2300多万千瓦，居世界第四位。
正如军工一样，东芝也是日本核电建设的“御用三家”之一，在每座造价高达5000亿日元的核电站业务中，东芝是最大受益者之一，随着日本原子能国策的持续推进，东芝的重心进一步向核电倾斜。
不幸的是，1995年日本文殊反应堆、1997年茨城县核燃料处理所相继出事，导致日本的核电业务一度搁浅。2006年，日本出现了“原子能复兴潮”，这一年，东芝以54亿美元的对价收购了美国核电巨头西屋电气，时任东芝社长 西田厚聪曾说，原子能已经成为与半导体同样重要的两大产业之一。
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故爆发，厄运再一次降临。
这一次，面临核电热情退潮的不仅是日本，原子能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进程都被浇了一盆冷水，原本希望通过并购西屋电气切入新兴市场的东芝，可谓一秒入冬，很多到手的订单都被取消。
作为东芝董事长西田厚聪却一门心思希望凭借东芝的业绩，为自己竞选经团联会长铺路，内部管理早已变形，土光敏夫治下的“挑战式管理”，到他这里就变成了逼迫下属作假。
2015年，东窗事发震惊全球，在这个被称为日本产业史上性质最恶劣的造假案中，包括西田厚聪在内的连续3任社长牵涉其中，七年来，在日本制造巨头清一色灰溜溜的行情中，东芝坚挺的业绩纯属伪造，倘若由此倒退回去，肇事源头就是核电业务的那一次重大变天。
临危受命的故事再次上演，但土光敏夫式的结局难再现，室町正志上任一年后就被换下，六年来，东芝的社长已经变换了4次。这期间，西屋电气申请破产，东芝开始断臂救生，接连剥离了电视、白电、医疗、PC业务，连最赚钱的半导体业务也抛了，累计筹资高达252.07亿美元。
一代巨人，最终解体。如今，东芝的核心业务仅剩核电、水电、城市供水、污水处理、高铁、功率芯片、通讯芯片、硬盘等业务，而这些业务全部加起来，在CVC资本眼里，不过就值200亿美元而已。
这似乎真的应了土光敏夫的那句话，“没有沉不了的船，没有倒闭不了的企业，一切取决于人的努力”，可叹的是，东芝这146年的历史，多少青春与血汗，一朝卖身，或将化为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