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拜登上台后美国启动重返伊核协议的谈判，作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以阻止美国重返伊核协议。在此背景下，以色列与伊朗的明争暗斗此起彼伏，伊朗核科学家离奇遭暗杀、核设施遭破坏的元凶都被习惯性地指向以色列，双方还在阿拉伯海和红海等海域不断展开袭船战。在叙利亚内战中，以色列还不断对叙境内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组织、黎巴嫩真主党等力量多次进行空袭。
当前，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因美国试图重返伊核协议大有剑拔弩张之势，甚至有舆论担心以色列会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是，如果以历史和理性的态度回顾和思考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可谓耐人寻味。在波斯民族和犹太民族长达两千余年的历史交往中，与双方的长期友好交流相比，双方目前的对抗性关系可谓弹指一瞬。事实上，迄今为止，双方也从未发生过大规模冲突，近年来的冲突也主要是局部、个案的冲突。
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双方关系从友好走向敌对的过程颇具戏剧性。
伊朗和以色列不仅在历史上长期友好，在当代也曾共同作为美国盟友而密切合作。双方关系出现矛盾始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反美、反以成为伊朗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但即使如此，双方在20世纪80年代的矛盾仍主要停留在舆论层面，以色列在两伊战争中与伊朗保持了密切合作，尤其是向伊朗出售了大批军火。
伊朗与以色列关系真正恶化始于冷战结束后，双方围绕中东和平进程尤其是巴以问题、伊核危机与伊核协议、“阿拉伯之春”尤其是叙利亚内战问题的矛盾不断加剧，双方在军事和安全领域针锋相对的对抗日趋突出。迄今为止，双方并未发生你死我活的大规模冲突，但都不断把对方塑造和建构为十恶不赦的“撒旦”，导致彼此的敌意不断加深和固化。
从本质而言，以色列与伊朗关系并无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双方的矛盾更多是受意识形态、国内和地区政治、第三方因素影响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伊朗和以色列的对抗或许是可以避免的冲突。
一、波斯解放“巴比伦之囚”的历史佳话
伊朗和以色列的交往可追溯至2500多年前波斯帝国和犹太人的交往。公元前11世纪，犹太人在今巴勒斯坦地区建立古犹太王国。公元前 586年，犹太王国被巴比伦灭亡，大批犹太人被掳往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公元前550年，波斯人居鲁士建立波斯帝国即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国灭亡巴比伦王国，解放了作为“巴比伦之囚”的犹太人，并允许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重建犹太教的圣殿。
此外，未能返回巴勒斯坦、继续生活在波斯帝国内的犹太人也得到了较宽容的对待，在政治上实现了较大程度的自治，宗教信仰也得到尊重，甚至有犹太人进入波斯宫廷成为达官显贵。在古罗马帝国征服犹太人后，开始大流散的犹太人的一部分再度进入波斯。
在伊朗萨珊王朝（公元224-651年）期间，大批遭受拜占庭帝国迫害的犹太人进入萨珊帝国，再次得到萨珊王朝的宽容对待。
因此，在古代历史上，波斯和犹太两个古老民族留下了友好交往的历史佳话，这也是在当代伊朗仍有犹太人定居的原因所在。
二、巴列维王朝时期的长期交好
当现代以色列于1948年建国之际，伊朗处在1925年建立的巴列维王朝统治下，并已经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
对于刚刚建国就与阿拉伯国家爆发战争的以色列，尽管伊朗是美国的盟国，但它还是出于伊斯兰国家的身份拒绝承认以色列，双方的关系也比较冷淡。但是伴随冷战的展开尤其是双方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存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双方很快就开始了密切合作。
在冷战体制下，伊朗和以色列作为亲西方国家，都面临来自苏联和奉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激进阿拉伯国家的威胁。在中东的地缘政治中，北部主要是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等非阿拉伯国家，即“北层国家”；南部主要是阿拉伯国家。在这种结构中，对伊朗构成威胁的主要是激进的阿拉伯国家，因此伊朗希望与土耳其、以色列等亲西方国家建立“外围联盟”(peripheral pact)，共同反对苏联和激进的阿拉伯国家。而以色列与伊朗也有类似的威胁认知。当然，双方同为美国盟友也为双方的合作创造了条件。
首先是军事和安全合作。巴列维国王特别注重安全尤其是情报机构建设，而以色列恰好在军事、情报建设方面有其特殊优势。因此，巴列维国王邀请以色列情报人员“摩萨德”帮助伊朗建立了秘密警察机构“萨瓦克”（SAVAK），并邀请以色列专家训练伊朗军队。至1961年，以色列为伊朗培训了约400名飞行员、伞兵和炮兵，双方高级军官的互访也十分密切。随着20世纪70 年代伊朗石油收入猛增，伊朗还大量从以色列购置武器，每年进口达5亿美元之多。
其次是能源和经贸合作。由于以色列很难从敌对的阿拉伯国家获取能源，所以伊朗成为以色列能源的主要供应者。在20世纪50年代初，以色列就和伊朗签署了石油供给协议，此后以色列一直从伊朗获得稳定的石油供应，即使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伊朗仍继续对以色列出口石油。从1959到1971年，以色列所获得的80% 至 90%的原油供应来自伊朗，足见伊朗对于以色列能源供应的重要性。
此外，以色列还围绕犹太人回归以色列与伊朗进行了特殊的合作。以色列建国后，因为阿以冲突加剧，生活在阿拉伯国家尤其是伊拉克的犹太人处境堪忧，因为伊朗和伊拉克有漫长的边界，因此以色列试图通过与伊朗加强联系，通过伊朗帮助伊拉克的犹太人移民以色列。
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中期，在伊朗的支持下，以色列的摩萨德成功建立了伊拉克犹太人通过伊朗移民以色列的路线。从1949年11月至1950年初，每个月有超过1000名伊拉克犹太难民到达伊朗。应该指出的是，生活在伊朗的犹太人并未受到不公正对待。因此，1948年到1977年间，只有4.5万犹太人从伊朗移民至以色列，而当时伊朗大约有10万犹太人，可见大部分犹太人仍然继续留在伊朗生活，主要在德黑兰、伊斯法罕和设拉子等城市。（参见章波：《巴列维时期伊朗和以色列战略关系的成因》，《西亚非洲》2007年第3期，第28页。）
三、两伊战争：相互攻讦背后的默契合作
巴列维王朝对美国的依附是霍梅尼发动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的内在依据。因此，在“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外交框架下，反对以色列自然是反美、反西方外交的内在组成部分。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巴列维王朝被视为三个“大撒旦”。霍梅尼曾经指出：“必须消灭以色列。每个穆斯林都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来对付以色列。”以色列是西方列强“在伊斯兰国家的心脏扶植的毒瘤，其毒性每天都在威胁着伊斯兰国家。因此伊斯兰国家和伟大的伊斯兰民族必须将其根除。”
尽管霍梅尼在其革命理论和外交理论强烈反对以色列，伊朗的革命宣传机构也强烈谴责以色列，但在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中，双方仍然出于彼此的利益需要进行了务实合作。
从以色列方面看，在两伊战争中选择暗地支持伊朗，可以削弱伊拉克，减轻以色列所面临的来自阿以冲突的压力，也有助于打击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中心的伊拉克；从伊朗方面看，避免与以色列决裂有利于摆脱伊朗因遭受阿拉伯国家反对而形成的孤立局面，当然更为现实的利益在于从以色列获取军事武器。
据西方媒体报道，在两伊战争初期，伊朗进口武器的80%来自以色列，以色列军事技术人员还承担着培训伊朗军事人员的任务，以色列的军事顾问经常出入伊朗。据报道，1981 年7 月，双方达成了一笔价值1.35 亿美元的武器交易，以色列还通过荷兰和阿根廷向伊朗提供了价值2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在其后5 年多时间里，双方又达成2.5亿美元的武器交易。（参见何志龙：《20世纪伊朗与以色列关系评析》，载《世界历史》2007年第4期，第96页。）
此外，以色列对伊拉克的直接军事打击也有利于伊朗。例如，1981年6月7日，以色列战机对伊拉克的奥西拉克核反应堆实施了代号为“巴比伦行动”的远程空中打击并将之彻底摧毁，致使伊拉克获取核武器的努力毁于一旦。
四、冷战后：循环上升的敌意和对抗
伊朗和以色列的真正对抗是在冷战后逐步展开的，其重要背景在于冷战结束后苏联威胁消除，中东地区格局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变化。双方的矛盾冲突涉及政治、军事、安全等各领域。这里主要围绕双方就中东和平进程、伊朗核危机和伊核协议、地区影响力及热点问题三大领域的博弈进行讨论。
第一，伊朗和以色列围绕中东和平进程的斗争。冷战结束曾经带来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东和平进程的和平红利，尽管未能最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但也取得了巴勒斯坦自治、约旦与以色列建交等成果。但这一进程却导致了伊朗和以色列对抗的加剧。
从伊朗方面看，美国继续推行遏制伊朗的战略，使海湾战争后伊朗的地区处境不断恶化，而中东和平进程对伊朗的排斥，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改善可能形成对伊朗的孤立等原因，都促使伊朗反对中东和平进程，甚至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予以严厉谴责，同时以支持巴勒斯坦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作为阻碍中东和平进程的手段。
从以色列方面看，伊朗对以色列的现实威胁不断扩大，进而促使以色列不断在地区范围内遏制伊朗势力的扩张。伊朗对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巴勒斯坦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等地区内反以力量的支持，都使伊朗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更加迫近。
第二，伊朗和以色列围绕伊朗核危机和伊核谈判的博弈。以色列是中东地区事实上的核国家，伊朗核开发尤其是拥有核武器的前景，既会在战略格局层面打破以色列在中东的核垄断，也会对以色列构成现实威胁。而美国在解决伊核问题上的政策变化，又会因其对伊朗和以色列的利弊影响而加剧双方博弈的复杂性，其背后更加复杂的问题是美国与伊朗、以色列的敌友关系的演变。
围绕伊核危机和伊核协议，伊朗与以色列的博弈主要包括两个层面：首先，双方围绕安全困境的博弈。其内容一方面是以色列试图限制直至消灭伊朗的核能力，伊朗试图摆脱以色列实现核能力的突破；另一方面是双方在军事、安全等领域针锋相对的斗争，且呈现出循环报复的特点。
其次，围绕美国如何对伊核问题进行安排的博弈。以色列试图通过对美国施压，阻止伊核协议谈判，甚至施压美国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试图通过伊核协议，既保留自身的核能力，同时又摆脱制裁，为自身的发展创造环境和条件。
第三，围绕地区影响力及热点问题的博弈。以色列在中东身处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夹缝之中，其安全意识高度敏感，且不断通过增强自身的能力摆脱安全困境。但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伴随伊朗与以色列关系恶化，伊朗通过“输出革命”在地区范围内培养伊斯兰主义力量，以及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和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伊朗崛起的势头日趋强劲，伊朗地区影响力不断扩大，其影响力不断迫近以色列周边，导致双方的对抗和博弈不断加深。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都是强烈反对以色列的伊斯兰主义力量，以色列也对其予以坚定打击。无论是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2006年以色列对真主党的军事打击，还是以色列打击哈马斯的数次加沙冲突，其背后都与以色列与伊朗的较量密切相关。
进入新世纪以来，对抗伊朗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相继被美国推翻，伊朗崛起的地区环境更加有利。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支持的地区什叶派力量在叙利亚的存在不断加强，并被以色列视为对其安全的严重威胁。为此以色列多次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事力量及其支持的力量发动空袭。此外，以色列还通过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联合阿拉伯国家对抗和孤立伊朗。2020年以来，以色列相继与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四个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不断加强与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安全合作，无疑都有针对伊朗的意味。
通过回顾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可以发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双方的对抗冲突相对于两个民族历史上的长期交好而言，只是短暂的一瞬；在双方关系从友好走向对抗的过程中，尽管双方的敌意不断加深，但双方迄今为止并无大规模的冲突，双方的争端多表现为零星冲突和在第三方战场博弈等形式。在此过程中，真正令双方走向对抗的是不断加深的敌意，而不是你死我活的利益争端，这种敌意至今仍处在不断上升的过程中，这才是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
从建构主义的角度看，当前中东地区冲突不断的思想根源在于该地区的战略文化尚处在信任严重缺失的状态，导致中东地区难以产生致力于理性合作的地区秩序，也使国际社会和外部力量政治解决中东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从某种程度上说，伊朗与以色列的对抗是双方不断构建和加深敌意的结果。通俗地讲，中东地区尚缺乏捐弃前嫌、化干戈为玉帛的思想文化环境。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伊朗与沙特、土耳其与埃及之间都释放出了缓和关系的积极信号，尽管这种信号很微弱，但也是值得肯定的积极迹象。但愿伊朗和以色列也能逐渐放下敌意，培育互信，重归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