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法律先生（ID：falvXS），作者：玉林罗美兰，原文标题：《中国律师40年》，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5月15日是《律师法》通过25周年的日子。
过去和未来，有时是写在一起的。
1979的那场惊世大审判，不仅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启了一个时代。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中国律师会是以这样的方式，重返历史舞台。
上海，黄浦区，福州路209号。一桩“盲流冒充知青游行”的案子正在这里开庭。
开庭前，辩护人李国机向法院提出两个问题：我以何种身份？什么法律来进行辩护？
法院回复：就用你原来做律师时的法律辩护。第二天，《解放日报》报道该案，介绍李国机时，写的是——过去做律师的李国机同志。
这是1979年的春天。
01
律师， 一个高危行业。
1979年7月的一天，52岁的北京人张思之，刚迈入垂杨柳二中，准备开始一天的教学工作。
还没有开始上课，他就忽然接到通知，要他交接手上的工作，回归原来的岗位。
原来，这个刚刚结束15年劳改的中学教师，曾是新中国第一代律师。而这一次，他被指派为“江林反革命集团”进行辩护工作。
其实，这份工作本应与他无关。司法部最初找到了过去的很多法学家，请他们出庭辩护，但都遭到了拒绝。
此时，律师这个身份已经与张思之阔别了22年。1957年春天，他是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
这一年9月，曾任华东政法第一任院长的魏文伯，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部长。他的前任是传奇女律师史良。
此时，距离史良卸任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
司法部被撤销二十年后，终于得以恢复，此时的魏文伯已经年过七旬，这次任职对于他来说，只是革命道路上的最后一站。
可对于中国法制而言，却是一个崭新的开端。
同年12月，《关于律师工作的通知》下发，中国大陆荒废已久的律师制度，正式宣告重启。
此时，全国上下登记在册的律师，仅212人。
“江林案”审结之后，张思之婉拒了司法部律师司司长职务，到北京律协恢复工作，四下寻找过去的老同事，邀请他们回到律师行业，屡屡碰壁。
在1957年，全国两千余名律师，90%被打成右派。风雨飘摇二十载，律师已经成了一个结结实实的高危行业。
这一年，27岁的原子侦察兵徐建，刚刚放弃了部队提干的机会，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3岁的迟夙生正在哈尔滨第一重机厂三中任教；
江南人士陈有西正在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读中文专业；重庆人朱代恒还在江津县公安局做侦查员；张起淮正在空军服役；
郭建梅刚刚进入北大法律系，认识了高她一级的学长刘震云；而钱列阳、浦志强、杨金柱这些人，都还只是在校的高中生。
那时候没有人知道，1979年对于律师来说会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一个被遗忘几十年的职业，将要从这里重新开始，逐渐拾回昔日被砸烂的衣钵。
02
法制这个事情，还是得要搞。
1979年以前，那212名律师能做什么呢？
没什么事情可做。 彼时，放眼全国，除了《宪法》和《婚姻法》以外，像样的法律寥寥无几。
国内为数不多的几个法学院，接近无法可教，课堂上多是在学习一些政策性的文件。
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在这年才刚刚复校。唯有在西南一隅的重庆，西南政法学院早两年恢复招生。
而就是这短短的两年，从西政1977级、1978级，走出众多法学界的中流砥柱。
从居庙堂之高的周强，到执学术牛耳的贺卫方、傅华伶、顾培东、左卫民......可以说是群星闪耀。
1978年12月28号，多位老同志自发前往机场。
他们是去接一位刚刚结束9年服刑，和3年流放生活的老人。老人名叫叫彭真，曾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在他回京前10天，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落幕，《人民日报》刊发文章，表示中央决定建立一套正式的法律制度，以取代阶级斗争政策。
负责牵头的人，正是彭真。
彭真返京后三个月，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成立，彭 真为主任。再三个月后，7部法律颁布，“3月7法”成为世界立法史上的奇迹。
由此，中国律师正式拥有了真正的执业土壤和生产资料。即使这土壤并不肥沃，经常尘土飞扬，生产资料也是漏洞百出、问题频现，但总算是有了一个正式的开端。
1979年后期，律师的客户相对特殊，主要是各种运动制造出来的“牛鬼蛇神”，他们排着队来找律师帮忙平反。
当时的收费标准是：咨询5毛，写状子5块，代理一个案子15元。
03
1982年的故事。
1982年，现行《宪法》正式公布。彼时，修宪还是一件让人充满期待的事情，仿佛一切都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人大法学院在校生徐建发表了两篇论文——《反革命罪名科学吗？》和《论法人犯罪》，这两篇论文在当时的“匪夷所思”程度，是今天的法学生无法想象的；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第一律师顾问处迎来了一个叫迟夙生的年轻律师。如今，这个名字已经不符合《广告法》的律所，早已湮没在了时代的浪潮里。
在杭州，仕途顺风顺水的陈有西，进入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担任省政法委员会书记袁芳烈的机要秘书，还被评为浙江省首届十大杰出法学青年。
尽管那时他还没在法学领域显示出过多成就，但是如果足够识时务，定可在政界大展宏图。
同样是在这一年，前途光明的徐建离开了中国人民银行总部，主动要求前往当时的特区深圳。
“首都乃天子脚下，做起事来难免束手束脚，而我命中缺水，还是深圳更适合我”。这是后来徐建给出的离京原因，但事实上，还有一部分他没有讲。
在校期间发表的《反革命罪名科学吗》一文，让徐建自己险些被打成反革命。
当时幸得高铭暄等教授保护，自己又拿出在部队的立功证书，才被排除反党动机。
这让他对北京少了很大期待，多了几分忌惮。
04
律师不得干扰严打。
1983年, “严打”正式开始，这场从严从快的治安运动，让律师辩护制度一度中止。
一个姓王的姑娘，因为与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而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
面对死刑判决，王姓女子说：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20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
随后，各地陆续下发通知，其中明确要求律师：不准为不认罪的被告辩护；重大案件需党组织决定才能辩护……
东北台安县的一名叫王力成的律师，不认可《严打中律师如何履行辩护职能》中的部分规定，依旧在一个强奸案中做无罪辩护。
次年，被告被执行死刑后一个月，王力成和另外两名同事先后被捕，台安县法律顾问处“全军覆没”。
05
不知所措的正局级律师。
1984年，司法部正式提出将全国的“法律顾问处”易名为“律师事务所”。彼时，法律顾问处属于行政部门，最初的律所也是事业单位。
在局部地区，律师甚至还可以穿警服，带手铐，配枪支，很多律师都会在自己名片印上“正处级律师”、“正科级律师”的字样。
从对外贸易委员会调来的任继圣律师，有一次到山西大同办理业务，当地四大班子领导全体出动迎接。
当地这样浩大的阵势，让前来“提供法律服务”的任律师不知所措。
原来，因为他的律师介绍信上，注明为“局级律师”，大同市市委书记才只有副局级，按规定是要全体迎接。
06
律所开始脱钩。
1985年的春天，鉴于国营律师事务所的编制问题，始终处于改革前列的深圳，开始探索承包制。
徐建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向市司法局签下军令状，只做挂靠，自负盈亏，每年上交十万元利润。
两个月后，徐建的深圳市经济贸易律师事务所正式成立，全所上下，只有六名律师。
律所规模虽小，却干劲十足。短短八个月，他们完成了40多万的创收，还实现了大陆首例律师见证工作，为律师行业开创了一个新的业务板块。
此举一成，掀起了全国各地的律所脱钩大潮，被编制问题束缚已久的律师行业，开始展露新芽。
见此情景，敏锐的深圳政府马上发现了徐建的才能，征召年仅32岁的他出任深圳市司法局副局长，一心只想做律师的徐建开始选择了拒绝。
但是，当时某位老局长的一句话打动了他：“中国是个官本位的社会，手中没有权力，你什么改革也做不成”。 徐建因此被说服。
他走马上任两年后，中国第一家私人合作制律所在深圳成立，律所名为——段武刘律师事务所，跟这家律所同时成立的，还有深圳市律协。
律所挂牌成立那天，正是5.4青年节，宽松的氛围从深圳蔓延开来。
07
法制可不能这样搞。
1986年4月12号，司法部正式下发了《关于律师资格考试的通知》，律师这个行业正式开始有了自己的准入标准。 就在同年7月5号，第一次全国律师大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律协正式宣告成立。
这个过去从来没有在中国大陆上出现过的组织，给当时的律师带来了很多的想象和猜测——究竟是工会还是衙门？
答案只有时间知道。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专门为这次大会题诗一首《律师颂》，高度肯定了律师在法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没过多久，胡乔木遭遇“抄家”，公安从他的长子胡石英床下搜出15万现金。
次日，胡乔木在政治局会议上愤怒质问胡耀邦，胡耀邦回答说：我们不能干涉司法程序，等案子审查结果吧。
随后，胡乔木致信邓小平：法制可不能这样搞。
07
律所私有化改革前夜。
1988年，海南刚刚建省，彭真之子傅洋创办了一家名叫康达的律师事务所；已经从华东政法毕业两年的段祺华，自费前往美国留学。
两年后，他顺利取得华盛顿大学法学硕士学位，毕业论文题目是——《论在中国开办私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可能性》。
同年10月，在司法局做得风生水起的徐建接到一个电话，打来电话的人是蔡诚，时任司法部部长。
电话是来通知他参加司法部的赴美考察团，访美结束之后，在洛杉矶机场，蔡诚告诉徐建：司法部有意调他进京做副部长后备干部。
这次，徐建没有再犹豫，直接选择了拒绝，他说：“中国从来不缺当官的，缺的是德高望众的大律师，您要培养我，就让我到香港去学做律师吧”！
不久之后，徐建如愿调任司法部驻香港中国法律公司，一做就是十年，这是他的选择。
1979—1989，这是中国律师的后1.0时代。
这十年里，一些普通的中国人，在国家公权力面前，首次获得了一支独立的制衡力量。
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这个职业，只因为1979年的主流宣传说：唯有法制，才能救中国。
08
事情开始起变化。
北京东城区的正义路路口，建有当时的外交部招待所，一家律所也在这个招待所里办公——中国法律事务中心。
这个名字，今天的年轻人听起来十分陌生，但对80年代的法学生来讲，可以说是如雷贯耳。
中国法律事务中心是由司法部直属，唯一的“中字头”、正局级律所，任继圣、高宗泽任正副主任。
1990年，中心40余位律师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达到30余人，多毕业于自北大和社科院等校法学院。
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中国法律事务中心一名26岁的年轻人，因为先后签下章光101、中国长城计算机集团等大客户，得到了一套两居室住房奖励。
这个年轻律师名叫张学兵，刚从中国政法毕业三年的他此时发现，身边好些同事陆续开始辞职。
辞职同事中，北大出身的肖微、武晓骥、储贺君等人创办了一家名叫君合的律所，英语最好的韩小京、邸晓峰等人创办了通商。
见此情形，张学兵也开始寻找同道，准备辞职。
09
下海、回国、私人合伙制。
1993年3月，北京京城大厦1608室，中伦律师事务所正式成立。它的创办人，正是从司法部出来的陈文、张学兵和他的前同事开粮、杨若寒等人。
这间律所办公面积142平米，年租金4.6万美元。
当时，官方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4.4-5.4，而黑市上的成交价在8-10之间，一个北京市政府机关科员的月工资还不到300块。
陈文、张学兵等人此举，不可谓不魄力十足。
同年4月8日，南京路上的锦沧文华大酒店宴会厅高朋满座，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正式挂牌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私人合伙制律所试点，由时任司法部部长蔡诚亲批。
段和段的创始人，正是一年前回国的留学生段祺华，在此之前，他是华盛顿州律师协会第一位外籍法律顾问。
随后不久，国务院批准了司法部的深化改革方案，律师和律所的建制得到了大幅扩张，律师资格考试正式定为一年一次。
这一年，乘着南巡讲话东风，中国律师突飞猛进。
10
法治、审查、辞职。
时间来到1995年，《劳动法》正式实施，中国人民迎来了第一个双休日。
双休日的首个周六，很多人还习惯性地赶去上班，然后和同事面面相觑，哑然失笑，一哄而散。
同年3月，20岁的石家庄年轻人聂树斌被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起诉，4月即被执行枪决。
此后，第二次严打拉开序幕。
同样是在这年，齐齐哈尔的迟夙生律师，开始受理免费法律咨询；已婚十年的郭建梅，辞去在《中国律师》杂志社的公职，成为一名公益律师；
河北省物资学校的历史老师浦+ 志强，刚刚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取得了律师资格。
1996年2月，江主席在中共中央第三次法制讲座结束时发表讲话，正式提出“依法治国”理念。
法律，似乎将要从统治工具转型为社会秩序。
同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正式通过，中国律师百年迂回，自此终于回归社会身份，并拥有了一部属于自己的法律。
两个月后，军旅律师张起淮奉命进京，任军委空军后勤部法律部门负责人，授上校军衔；陈有西调往浙江财经大学，创立法律系，两年后辞去公职，成为律师。
1999年，“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写入宪法。
这年年底，还有一件事情发生。赴港十年的徐建被急召回京，一到司法部就被丢进学习班，隔离在大雅宝宾馆。
原来，是新任司法部部长高昌礼，对痛失最高法院长心怀不满，迁怒肖扬等人，整肃其部下。
徐建因此受到株连，在宾馆呆了一年，《还珠格格》看了六遍。
不久之后，高昌礼被免职。
司法部要给徐建官复原职，他则要求退休，领导斥责说：党的干部没有48岁退休的，你要是放弃这32年工龄，那养老金和医疗费可都没有了。
徐建虚心接受了批评，并选择当即辞职。“不超过五年，我就能赚出一辈子的养老钱”。他这样告诉当时的领导。
11
入世、选举、上书。
千禧年一过，入世成了中国首屈一指的大事。
2001年加入WTO后的中国，进入了持续十几年的高速增长时代，经济的增长带来了法律服务的扩张。
一代律师收获了可遇不可求的时代红利。
也正是在这一年，放弃32年党内工龄，和厅级职务的徐建回到了深圳，创办自己的融关所。
2003年，徐建高票当选深圳律协会长，成为全国首个民选会长。中国大陆的选 举，第一次突破了村长一级。
同年2月，一名湖北大学生到广州打工，3月17日晚上出门上网，因忘带身份证被警察扣住，3天后死在收容所。
此案经《南方都市报》调查记者陈峰报道，震惊全国，舆论哗然。
5月14号，三名法学博士俞江（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滕彪（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许志永（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
5月23日，五位著名法学家贺 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以中国公民的名义，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调查程序。
6月20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宣布废止，这是媒体人、法律人、政府三方的首次良性互动。
这是中国法律人最为闪耀的瞬间。
12
创收、牢狱、吊证。
2007年，《律师法》全面修改，律师被定义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同年4月，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成立。
2010年，中国律师整体创收突破400亿。
2011年9月，在石家庄，律师伍雷（2019年被吊销执照）组织了一场聂树斌案情讨论会，把被淡忘已久的聂案再度拉回公共视野。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告撤销原判，改判聂树斌无罪。至此，曾经风华正盛的石家庄少年，已经枉死22年。
同年，北京锋锐所主任周世锋获刑七年，律所被注销；浦志强在获刑一年后也被吊销执照，他的主张仅是：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技术化。
2018年，中国律师累计创收突破1000亿。
除此以外，10年之间，中国律师只能埋头创收，基本再无新闻可写，能见诸报端的更是凤毛麟角。
13
40年之大变化。
转眼来看今天，郭建梅依然在做公益；陈有西早已是声名鹊起的大律师；张思之年近90还在笔耕不辍，自嘲为“一生都未胜诉的失败者”；
段和段依然是黄浦江畔最大的本地所之一；徐建已经选择退休，参加了深圳老干部模特队，和一群不甘寂寞的老年人打成一片。
1987年在深圳成立那第一家私人合作制律所——段、武、刘三人，却并没有走上一条合伙人分崩离析，各自大富大贵之路。段毅和刘雪坛律师至今还在合伙，他们的律所一共只有6个律师，名字叫做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主做民工维权案件。
这两个一度走在深圳涉外业务最前沿的天之骄子，30年后，选择了劳工这一领域。
看起来似乎转变很大，其实又并没差。唯一不同的，就是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如今鬓角已染白发。
律师究竟是什么？
律师是一个职业，但又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它可以给人很多选择。
在这里，你可以选择铁肩担道义；也可以选择得失寸心知；你可以选择名岂文章著；也可以选择扮猪吃老虎；你可以选择仗义执言；也可以选择隔岸观火；
在这里，理想主义永不过时；实用主义同样可取。转眼四十年过去了。
四十年意味着什么？
40年是物是人非，物非人是；40年是重现重逢，劫余劫后，是留恋又是等闲。
又或者，40年什么也不是。
不过是子夜乌啼，长夜里的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