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法案最终获得通过，美国会拿出约1000亿美元，投入到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以及半导体等关键科技研究领域。
虽然法案距离最终通过还遥遥无期，但一些美国政要却如获至宝。拜登称，这是个良好的开始，法案会确保美国在竞争中处于领先优势。而竞争的对象是谁？谭主翻了翻法案正文，中国，是被提及次数最多的国家。
投票第二天，拜登在谈到同中国的竞争时，就直接撂下狠话，声称“中国赢不了”。
只是，这个法案，真的有这么大的作用吗？花费千亿，又真的能解决美国的“科技焦虑”吗？
“贩卖焦虑”的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杨。去年5月，两人以“美国的领导地位正受到外国竞争对手的挑战”为由，首次提出了《无尽前沿法案》。
谭主发现，在法案提出前，美国国防部刚刚通过了一份报告。报告对新能源汽车、量子通信、5G等多个技术领域进行了评估，结论是在这些领域，美国都已经落后。
同这些具体行业情况相比，更让美国焦虑的是另一组数据：60年代至今，美国公共研发投资占GDP的比例已经从2%跌至不足0.6%，公共研发投入明显不足。
政府对创新投入疲软，作为补充的私营部门，投资科技创新的意愿也不乐观。2017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到普林斯顿从事高性能计算机网络研究的陈晓奇与谭主分享的直观感受是：
苹果、谷歌、亚马逊这些公司，近年来在基础科学的创新其实不够多。
创新动力不足的直接结果是，在专利申请数量上，美国已经失去领先地位。这就有了查克·舒默在《无尽前沿法案》中的那句话，“美国的全球竞争对手在技术领先地位方面赶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
美国政客营造了一种紧迫的竞争氛围，似乎再不行动美国就不能领先了，但实际上，他们考虑的并非只是纯粹的科技进步。这一点，可以先从法案的难产说起。
法案先是因参议院商业科学与运输委员会提案积压而被搁置，今年4月21日，查克·舒默和托德·杨提交最新版本后，又引发了巨大争议。
参议员们吵得最凶的，是资金如何分配。
华盛顿州参议员玛丽亚·坎特威尔要求法案里加入帮助波音公司的条款，而波音公司的生产基地，正是在华盛顿州；密歇根州民主党参议员加里·彼得斯要求拿出20亿，缓解汽车厂关闭的问题，“汽车城”底特律，正是密歇根州最大的城市。
这份大蛋糕，谁都想分一杯羹。
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法案要想实施，首先要通过参众议院的批准，然而每个人都想在法案里填上一笔，确保自己能分到一杯羹，在这个过程中，但凡出现修改，就必须再次重复流程。
《无尽前沿法案》原定商议讨论的时间是4月28日，但参议员们提出了多达230项修正案，随后，针对法案的讨论就被延迟到5月10日之后进行。
拜登提及的“86 VS 11”的结果，只是终止了围绕法案的冗长辩论程序。就在第二天，众议院对拨款的不同意见，再度开启了为期一至两个星期的辩论。
政治诉求的企图，在争吵与辩论的过程中，被不断拉扯，甚至有喧宾夺主的趋势。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两党的手段，就是不断放大一个“靶子”的威胁，那就是中国。
新版法案的篇幅由最初的160页扩增到了现在的340页。新版本中纳入了一百多项修正案，这里面夹带了议员的各种私货。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就污蔑称，中国媒体正在控制美国人的所见所闻，因此要防止中国媒体在美国进行报道。多项条款的目的，竟然是试图防堵所谓中国在信息战方面对美国社会的“渗透”和“影响”。
没看出这些增加的修正案跟美国想要的科技进步有什么关系，但这正好凸显出了美国这次立法的套路，放大威胁，贩卖情绪。
保持科技领先的意图最终没能逃过被政治绑架的圈套。遏制中国，真的就能缓解美国的焦虑吗？
无论是5G还是新能源，任何一个高科技行业，追根溯源，都需要基础研究支撑。
实际上，这也正是“无尽前沿”这个词的内核所在：《无尽前沿法案》的缘起，是1945年的一份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这份报告广受关注，被称为“美国科学政策的开山之作”。
这份报告之后，美国进一步增加了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同时，也促成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立和美国科技水平的提升。
曾就职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现任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院长的薛澜告诉谭主：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关键因素——开放性，它是科学研究保持高水平的一个基本必要条件。而现在，为了遏制中国，美国却开始选择封闭。
《无尽前沿法案》的第303条，格外引人注目——禁止联邦科学机构的所有成员加入外国政府人才招聘项目。
▲《无尽前沿法案》第三章“研究安全”的目录
要知道，美国的613名科学院院士中，有141名是国外引进人才，美国大学培养的科学与工程博士，有约三分之一，都是外国人。
切断这种联系，对于美国而言，无疑是“自断臂膀”。但实际上，相关行动早在2018年就已经开展。当年，美国司法部发起“中国行动计划”，对华人科学家群体进行大规模清查。
去年10月，谭主见了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吴息凤，她就是这一行动的受害者。
吴息凤曾就职于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这是美国最大、排名最为靠前的癌症中心，同中国也有多年的合作历史。但在2018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对吴息凤提出了两项指控：没有披露所有外国合作者的姓名以及机构、没有完全披露在外国的有偿工作。
尽管最终的调查结果表明，吴息凤没有任何问题。但她还是被停薪留职。《科学》杂志的报道显示，从2018年8月到2020年，有多达54名学者因调查而遭开除或主动提出辞职，其中绝大多数为外籍学者。
这样“莫须有”的案例，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不断增多。而《无尽前沿法案》，又在立法层面，将这种阻断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法案规定，只要涉及中国资助项目的研究人员，就将被禁止担任联邦新研究项目的主要研究员，也不能从其隶属机构的任何联邦资助项目中受益。
研究人员，被迫进行“二选一”的抉择。但美国政客的做法，有利于美国吗？
上周末，谭主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2021中美公共外交论坛”。会上，耶鲁大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濮德培分享了自己的观点：现在美国对于中国的排斥是最不明智的决定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是“南辕北辙”，偏离了预期的目标。
薛澜院长也参加了这场会，会上，他主动提到了美国最近出台的一系列法案。他告诉谭主：
《无尽前沿法案》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预设了一个错误的前提假设——中国的发展，对美国社会不利。
这一点，美国科学界也有共识。美国科学促进会就曾表态，美国的国际伙伴和合作关系是美国长期以来领先世界的一个宝贵资源。
在基础科学领域，美国科学界与中国科学界合作密切。近年来，美国国际合作论文比例从25%左右上升到近40%，而最大的合作方，正是中国。
▲美国、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合作论文数量（2014年-2018年）均呈现上升趋势
可以说，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把全世界最顶尖的人才纳入到美国的科研体系中来，是美国最近几十年保持全球科技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当下的美国，想尽一切办法围堵中国和其他国家，但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扼杀了美国自己的创新力。
一方面遏制他人，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强化”自身。
法案明确提出要投资约1000亿——这是美国历史上对科技领域的最大一笔投资。
这个数，乍看起来不小。相比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每年约85亿美元的预算而言，确实是巨幅提升。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刘英告诉谭主：
研发投入的比较不应该只看规模，更应该看投入与当年GDP的比例。
此前，美国最大的科研项目是“阿波罗计划”。它的总投资金额约占到计划启动当年美国GDP的5%。而1000亿，约占美国2020年的GDP总量的0.5%。
10倍的差距。
再仔细算算，这笔钱还要在5年内被分摊到10个前沿科技领域，每个领域实际拿到的数额，可能很小。
“雷声大雨点小”也就罢了，如果是及时雨倒也还好，但5G和新能源汽车等高科技行业的发展症结真的只是基础研究的投入不够么？
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计算机研究的陈晓奇博士以亲身感受向谭主形容道：
目前这个法案只是给科研铺了一层泡沫，用粗糙的计划包装了一个不具体的方案。
陈晓奇博士说的“粗糙的计划”是指在此次立法中，只是在白宫额外增设了一个副主任的职位处理资金分配的问题，至于资金分配投入到基础研究领域后，是否能提高相关行业的竞争力，这个问题依然存疑。
正如美国参议院商务、科学和交通委员会主席玛丽亚·坎特威尔在四月首场针对该法案的评估听证会上说的那样，最基本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即委员会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保障投资的有效进行。
坎特威尔的这句话怎么理解？“芯荒”也许就是很好的例证。
2019年，全球研发支出排名前十的半导体公司当中，美国占了一半，研发投入最多的三家公司，都来自美国。美国芯片，不缺钱，但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全球芯荒潮，美国车企却首当其冲。
直到现在，芯片短缺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福特汽车警告称，芯片短缺可能会使其第二季度的产量减少一半，并在2021年损失约25亿美元和约110万辆的产量，而通用汽车也延长了几家北美工厂的停产时间。
曾在中芯国际、意法半导体等芯片巨头任职10多年的曹韵告诉谭主：
美国当下科技产业的危机感，并非是实验室中前沿研发的落后，而是在于制造业的竞争力大幅下降。
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带来的，是制造业外流和产业链聚集度的下降，这使得基建、物流的成本上升，两个问题叠加，造成制造业成本进一步高企，削弱其竞争力，继而引发制造业产业链的持续外流。这个道理，在三篇有关芯片的文章中，谭主已经解释过多次。
这两天读《金融时报》，谭主也看到一篇报道，《美国就业人数为何不及预期？》。其中提到，4月美国新增就业仅26.6万，远低于3月的91.6万和预期中的100万。这一数据反映的，正是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低下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制造业的劳动力不足。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4月就业报告显示，4月新增就业数量为26.6万，失业率上升至6.1%，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18000，平均时薪同比增长0.3%
所以，在这次预想的投资计划中，也拿出100亿美元，专门授权美国商务部用于确保美国供应链安全，剩下的24亿美元，专门用于投资美国制造业，以加强其创新性和竞争力，并增强和扩展美国制造业网络。
只不过，美国的制造业外流导致的恶性闭环已经持续了整整40年，靠24亿美元就想解决顽疾，有点不切实际。
一个行业的竞争力并不是靠前端基础科研或是末端生产制造某个单一要素决定的，而是需要整个链条的每个环节能环环相扣，有效传导。
作为链条末端的制造业如果持续走弱，对于“前沿”的投入再多，最后得到的也不过是一个头重脚轻的“畸形儿”，美国想要在高科技行业垄断技术和制造以便取得绝对优势的零和思维想必是很难实现。
更何况，从出发点来看，就是南辕北辙：
20世纪的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恩曾经专门对《无尽前沿法案》中的前沿（Frontier）一词做过考据。在他看来，“Frontier”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界、边疆，还代表着文化空间的交界和消融，换句话说，就是包容和开放。
也正是这样的心态，让美国在诸多领域，取得过诸多辉煌的成就。但当下，“无尽的前沿”的意味，却变成了对抗和封锁。
解决科技焦虑，美国政客要做的，是多读读自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