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ID：wowjiemian），作者：翟星理，编辑：赵孟，原文标题：《危险的红火蚁没有天敌》，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王国”正在崩塌。红火蚁丘最外层的半圆形浮土层被扒开，蚁巢内杂乱的通道暴露出来。工蚁群从地下巢穴涌出，在被破坏的蚁丘上穿梭戒备。
2021年5月4日，在广州南站韦海路的一处蚁丘上，寻找入侵者的工蚁群顺着棍子爬上一名成年男子的左手拇指，用大嘴紧咬皮肤，再用尾针刺入拇指皮肤，注入毒液。体重约80公斤的男子不久便感到轻微眩晕。大约四十秒之前，他在路边随手捡起一根棍子，挑破了红火蚁巢穴的表层。
被红火蚁咬伤致死的案例亦有披露。中国首起红火蚁咬伤致死案例发生于2006年6月4日的东莞市某乡镇，死者为当地一名46岁的女性绿化工人，作业时被咬伤，5天后因过敏性休克死亡。
红火蚁原分布于南美洲巴拉那河流域，大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入美国，后来又随国际贸易被带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是世界公认的百种最具危险入侵物种之一。自2004年最早报告在中国境内发现至今的17年里，这种“毒蚁”已在中国泛滥成灾。
2021年4月，红火蚁已入侵至中国12个省（区、市）448个县（市、区），相较2016年增长了一倍，拉响生物安全警报。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极具攻击性的生物，在中国境内并没有天敌。针对单蚁后的生物抑治法，也在多蚁后的红火蚁群居模式下失效。
凶狠的攻击者
红火蚁巢穴被挑破后，反击迅速开始。
看似无序的集体行动实则分工明确——小部分工蚁将白色半透明的工蚁、性蚁的幼虫和蛹运送至暂未遭到破坏的地下巢穴深处，大部分工蚁以蚁丘被破坏处为中心点，向四周分散开来寻找入侵者。
广东省红火蚁防控技术指导专家组副组长吕利华根据蚁丘的大小估计，2021年5月4日发现的这个位于广州南站附近韦海路人行道树下的红火蚁蚁巢，筑巢已经超过一年。
红火蚁进入中国的确切途径已经难以考证，学术界倾向于认为最初的一批红火蚁是通过洋垃圾入境的。
在中国，有据可查的红火蚁入侵的最早记录出现在17年前。2004年9月22日，广东吴川市植物检疫站的工作人员调研时，发现许多村民被一种罕见的蚂蚁咬出伤疤，当地人称其为毒蚁。工作人员将采集到的标本送至相关机构，并报告了当地发生蚁害的情况。
当天，该蚂蚁被送至华南农业大学昆虫生态研究室，曾玲、陆永跃等专家鉴定该标本后高度怀疑该蚁是红火蚁，后经实地调查取样、反复研究鉴定后确认种类，并进行了上报。当时，人们对红火蚁的认识比较有限。
按照红火蚁社会结构的典型形态，家族的生殖支配者是蚁后，她的主要功能就是产卵。蚁后第一次产卵的数量有限，大约30至40头，该批工蚁个体微小，被称之为微型蚁。这个阶段，红火蚁家族势单力薄，容易死亡或被其他生物吃掉。但随着第一批幼虫发育成熟，工蚁会外出觅食，供养整个蚁群，照顾幼虫、筑巢和防御外敌，蚁后的产卵量猛增，达到每天1500粒到5000粒，爆发出惊人的繁殖力。
蚁后的平均寿命为6至8年，一个成熟的红火蚁蚁巢中，大约有20万至40万只红火蚁，大约相当于中国一个县城的人口。这些红火蚁绝大多数为工蚁，其中也会有数百只有翅雌蚁或有翅雄蚁。
除了惊人的繁殖力，相比其他生物，红火蚁对入侵者的攻击准确而高效。
蜜蜂蜇人后，自己尾针会被拔出，就会死亡。但红火蚁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们蜇人后自身不会死亡，可用尾针不断刺入，注射毒液，而且体内的毒液是可再生的。
毒液中有毒的蛋白质会导致人体出现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如瘙痒、水肿等，严重的全身过敏反应可以造成患者快速窒息或休克死亡。
但这些化学反应产生之前，人类最先感受到的是一股强烈的针刺痛和剧烈的灼烧感。
中国境内见诸报端的多例红火蚁伤人案例中，人类并非有意攻击红火蚁。多数案例显示，人类无意间踩踏到红火蚁巢穴，甚至仅仅靠近巢穴，就会被红火蚁认定为入侵者，进而发动攻击。
当这名入侵者者因眩晕离开红火蚁巢穴后，攻击并未停止。原本向四个方向出击的工蚁群开始向男子丢弃棍子的位置聚集，并以棍子为中心再向四周寻找目标。
大约离蚁巢60厘米处，它们停住，不再向前。成熟工蚁的体长约4至6毫米，60厘米相当于其体长的100至150倍。如果将红火蚁的尺寸换算一个身高1.7米的人，相当于这个人遭到攻击后，追击敌人长达约250米，相应于12节车厢的长度。
红火蚁狂妄而凶狠的攻击性还表现在，红火蚁蚁群敢于攻击体型数以万倍的幼鹿，直至其死亡。
考量复杂的防控
中国对红火蚁的防控，从一开始就充满挑战。
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者对界面新闻回忆，当年政府接到红火蚁入侵的报告后，对于如何公布经过了复杂考量，“一个重要原因是那时候非典疫情刚结束，地方政府担心公布红火蚁疫情会引起公众新的恐慌。”
刊载于农业农村部网站上的回忆文章《中国红火蚁防控记》记载，农业部一接到报告，紧急组织开展了全国红火蚁普查工作，先后发现广东、广西、福建和湖南4省（区）16个地级市发现红火蚁，灾害面积19.5万亩。
该文介绍，“红火蚁疫情发生后，有的地方担心上报和公布疫情后会影响当地的贸易、旅游、投资和经济。对此，农业部有关领导通过各种方式，多次与当地政府和农业部门领导磋商，消除顾虑，共同研究制定疫情公布后的各项应对措施，使疫情得以及时上报和公布”。
该文称，“农业部杜青林部长亲自给广东省黄华华省长写信，建议广东省政府加强红火蚁防控工作。范小建副部长亲自带队督导疫情发生区防控工作。此后，农业部先后共派出16个工作组，其中范部长亲自专程督导3次，亲自带领专家赴广东、广西研。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司级领导先后8次南下，亲历亲为指导红火蚁防控工作。”
2004年11月13日，农业部在吴川市召开红火蚁防控方案现场研论会，但直到2005年1月17日，农业部才发布公告，公布在我国广东省吴川市等部分地区发现红火蚁，并将其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和全国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加以封锁控制。
前述不愿具名的研究人员介绍，国外学术界对红火蚁的危害早有共识，随着中国学者对这一领域研究的逐渐深入，专家们认识到，要根除红火蚁非常困难，可行的办法是限制其发生密度和发生分布范围。
实际上，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采取过相对激烈的手段灭杀红火蚁，如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曾通过飞机大面积播撒毒饵的方式灭蚁，包括红火蚁在内的大量昆虫死亡，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生态灾难，而且，红火蚁在消失一段时间后死灰复燃，宣告人类的灭杀行动失败。
但这位研究者表示，红火蚁被确认为入侵物种后不久，相关政府部门得出了红火蚁是危险性有害生物，但是可防、可治的，只要及时发现，防控得力就可以彻底根除的结论。
2005年6月发布的《全国红火蚁疫情根除规划》提出的目标是，争取3年根除疫情；对小面积的连片疫点，力争6年根除疫情；2013年宣布全国范围内的疫情根除。
然而，2004年年末至2005年年初的首次全国普查结果是，红火蚁分布于广东、广西、福建和湖南4省（区）16个地级市。而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最新通报，截至2021年4月，红火蚁已传播至中国12个省（区、市）448个县（市、区）。
这一时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期，全国掀起基础建设热潮。吕利华分析，各省之间的植物苗木、花草贸易是红火蚁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
这是原本可以避免的。比如，跨省的带土植物、花卉和草坪草贸易，运输途中需要经过相关部门的检验检疫，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这道最重要的关卡失效了。“其实规章制度就挂在墙上，该怎么检查讲得非常清楚，执行起来也许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吕利华感到失望。
一些客观因素同样无法忽视。吕利华说，多数地区的基层监测力量过于分散、人手不足。此外，红火蚁广泛分布于农田、水道堤岸、林地、城市绿地等部位，而这些部位的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为农业农村部门、水利部门、林业部门、住建部门，政出多门不利于统一防控。
除了人类的因素，红火蚁自身的选择性进化也是其难以根治的重要原因。
吕利华介绍，在红火蚁的原产地和部分被入侵的国家，单蚁后和多蚁后的蚁巢共存，而在中国境内，作为入侵物种，目前已知的红火蚁蚁巢均为多蚁后型。
多蚁后的蚁巢中有十几头至几十头蚁后。出于学术界尚未探明的原因，中国境内的蚁后并不排斥与其他蚁后共用一个蚁巢。
从理论上，消灭一个蚁群的唯一方式是杀死蚁后。吕利华解释，目前人类已知的杀死红火蚁最高效的方式是施用有毒饵剂，饵剂的有效率高达90%至95%。这意味着在单蚁后型的蚁群中，蚁后有很大概率被杀死。而多蚁后型的蚁群，杀死全部蚁后的可能性很低，“只要有一只蚁后活下来了，短短几个月，蚁群就会恢复，这就造成了屡杀不绝，甚至越杀越多的局面。”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极具攻击性、繁殖力惊人的生物，在中国境内并没有天敌。根据国外防治红火蚁的经验，美国学者曾提出引入并利用三种寄生蚤蝇控制当地红火蚁，其基本原理是蚤蝇会将卵产在红火蚁工蚁颈部，蝇卵发育成幼虫，并转移至头部，会吃掉红火蚁大脑，致其死亡。
但吕利华介绍，蚤蝇已被证明对红火蚁群的限制成效有限，寄生效果不高，“蚤蝇会在蚁丘上空盘旋，干扰蚁群的出外觅食数量，从而抑制红火蚁蚁群生长，（但）蚁巢在地下，蚤蝇到不了那么深，而且只要蚁后不死，会一直繁殖。”
“红火蚁在全球的成功入侵，已经证明了这种生物在进化上的巨大成功。”吕利华说。
高度的自组织能力
在应对外力破坏方面，红火蚁的“灾后重建”工作令人叹为观止。
广州南站韦海路的这处蚁丘被挑破不久，工蚁群很快开始在蚁穴附近搬运土壤。它们把土壤加工成形状统一的小圆球状，颗粒直径也基本一致。这些土壤颗粒被均匀堆砌在蚁丘的表层，形成一种高强度的保护层。
在巢穴被破坏后不到一个小时，广州南站韦海路的这个蚁丘上已经覆盖了一薄层薄浮土，红火蚁把集体协作的效率美感发展成为一门艺术。
科学家们起初认为，蚁群的分工合作均由蚁后控制。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蚁后对蚁群繁殖的确具有高度的控制力，可蚁群的大部分其它行动或活动并不需要蚁后发号施令，占蚁巢大多数的工蚁们已经具备高度的自组织能力。
红火蚁之间的相互沟通依靠个体释放的信息素。信息素是一种挥发性物质，一汤匙的信息素可以形成长达2亿公里的信息痕迹通道。外出觅食的工蚁通过信息素标记食物的位置，也可以告知同伴食物数量的信息。
它们的聪明程度也许已经超出人类的想象。蚁巢有地下、地上两部分组成，存在温度梯度差。工蚁能够判断蚁巢外的气温和光照变化，将幼虫和蛹搬运到蚁丘朝阳面的内部“晒太阳”，促进其发育，气温降低时再把他们送回地下巢穴相对温暖的地方。
巢穴内部的蚁道四通八达。国外科学家将热铝水注入红火蚁蚁巢，冷却后清理泥土，一个硕大的、不规则的蜂窝状巢穴呈现在他们面前。根据测算，将红火蚁的尺寸放大到人类的尺寸之后，一个蚁巢内部的蚁道总长度相当于人类的16万公里。
这堪称土木工程的杰作。蚁巢内部也有不同的分室，虽然功能区分并不严格，但大致会分为蚁后的住所、卵、幼虫和蛹的孵育处所，食物储藏处所和废物垃圾处所，分别对应人类社会中的妇产医院、幼儿园、仓库及垃圾填埋场。
内部分工也会依据年龄而划分。年幼的工蚁更多的任务是在地下巢穴照顾卵、幼虫和蛹，而年长一些的工蚁则承担筑巢、外出觅食、保卫巢穴更对身体要求更高的职责。
对人类而言，烦恼之处在于红火蚁喜食含糖、蛋白质和油脂的食物，与人类的食谱高度重合。这意味着，人类能吃的食物，红火蚁都能吃，而且现代人类只吃熟食，但红火蚁并不区分生熟食。“其实红火蚁很喜欢与人类相伴。”吕利华说。
在城市以外的农村地区，红火蚁会啃食农作物种子和植物根茎。一只工蚁会吃下远超其需要的食物，带回蚁巢，吐出来喂食同伴，让整个蚁群具有一个“超级胃”。
生物安全法助力防控
17年来，在中国没有天敌的红火蚁，依靠强大的繁殖能力和生存能力，泛滥成灾。
前述不愿具名的研究者认为，在中国，红火蚁对农业生产最大的危害并不是使农作物减产，而是成为瓦解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意愿的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国家层面多年来连续出台惠农、助农政策以鼓励农业生产活动，保障国内农产品的供应安全，但与获取其他经济来源相比，农业种植的性价比并不算高。
这位研究者曾带领团队在多个省份调研，发现不少原本种田意愿就不高的农民，干农活时被田里的红火蚁咬伤之后，索性将农田撂荒。而撂荒后的农田长期没有外界干扰，红火蚁的繁殖不受任何干扰，自然婚飞后蚁巢会迅速扩散。
2021年4月底，这位研究者在南方一个省份调研时发现，一处200亩的农田里分布着大大小小约3000个红火蚁巢，“确实已经没办法继续种植了，一下脚就会被咬。”
2005年，农业农村部就曾预计，在未来35年内，如果不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红火蚁将造成1280.4亿元的经济损失。目前来看，当年的预估也许已属乐观。
积极的信号是，国家已经在立法层面确认了对外来物种的防控策略。2021年4月15日，《生物安全法》实施，从责任主体部门到监控、防治制度的建设均作出相应规定，这对包括红火蚁在内的入侵物种的防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农业农村部也于2021年3月15日发布消息，农业农村部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国家林草局、国家铁路局和国家邮政局建立了部际红火蚁协作联防工作机制。这意味着，国家层面的联防联控机制已经提上议程。
公开报道显示，包括广东在内的部分红火蚁灾害高发省份，地方政府已经将红火蚁防控纳入政府日常工作的范围。
“政府的重视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前述不愿具名的研究者说，“但防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人类对红火蚁的研究和认识是有限的。”
这位研究者认为，社会公众对红火蚁的认识仍然不足，科普工作道路漫长。此外，据这位研究者观察，在《生物安全法》实施之前，政府部门的宣传策略相当矛盾，“政府也希望社会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又担心产生恐慌。”
比如，公开资料很少提及红火蚁的致病率。发表于2005年10月的一篇学术论文对广东省吴川市一个村庄进行过调查，全村69户都有人 被叮咬过, 累计患病率93 .8 %，其中见全身过敏和休克等严重症状的比例均达到0.8%。
可喜的是，《生物安全法》实施后，生物安全引发公众重视，防控红火蚁的工作将步入快车道。
但吕利华也提醒，根除红火蚁“是不可能的”，只能控制其发生密度和分布范围，“在红火蚁入侵历史里，人类还从来没有战胜过它们。虽然如此，但我们还在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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