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界面新闻，作者： 高佳，编辑：刘海川，头图来自：高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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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一个夜里，我从城里打车去找谢琳。她离市区75公里远。一辆出租车接了单，向东走了一个小时，经过机场，走出笼罩杭州城的一大片乌云和雨，还没到终点。
谢琳到过许多城市，跟它们之间的关系只有抵达和离开，有时稍作停留，就在城市边缘。
出租车行驶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后，我终于见到她，在物流园里，一辆17.5米长的大板车前。“嗬！”出租车司机打量着她，“这女的厉害。”
谢琳52岁，是卡车司机，30年的时间都在路上。她开3米宽、4米高的重型牵引平板式卡车。车型庞大，让许多经验丰富的男司机都难驾驭。
两天前，我通过朋友联系上她，希望搭车跟她同行，她欣然答应。社交平台上的卡车司机们大都愿意倾诉，但当我表明想跟车体验生活时，他们又都拒绝了。原因各式各样，例如车上已有两名司机，不能载人、行程不好提前确定和“怕说错话”。
谢琳不一样。她不是头一次接触媒体，疫情时，她几次往返武汉运送救援物资的事迹，曾见诸报端。她和物流公司也不是雇佣关系，有行程选择权。大板车上的她，一个人去，一个人回。
她从新疆拉货抵达江苏常州后，我们很快约定好下一趟行程：从杭州开往成都。
我见到她时，她刚在洗浴中心洗了头，没有吹风机，头发湿漉漉的绑着。她动作麻利，出发前跑去跟物流公司的人打招呼，踩着黑布鞋，像脚下生风。“咱们出发晚了。”她说。前几天在路上，她的睡眠时间一再压缩，终于有空补觉，却不小心睡过了时间，物流公司晚上8点装完货，她9点多才醒来。
在她睡醒前，这趟行程的计时已经开始。按物流公司要求，她需要在装完货42小时后——也就是后天下午2点前抵达成都卸货点。大板车上装着轮胎和京东家电，家电有“时效性”，迟到意味着司机或许面临扣钱。晚上11点，我们离开物流园，这时离交货时间还剩39个钟头。
时间还在持续减少。对于卡车司机和物流公司来说，利润就是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时间。司机们不得不穷尽手段，在时间的缝隙里抠出钱来。
谢琳开始构思她的路线，这当然不是一趟洒脱的公路旅行。由于时间限制，全程高速是唯一选择。她放弃直线距离最短、路经湖北、重庆的G50沪渝高速，决定在G40沪陕高速的安徽和河南路段花费一天时间。
在那里，车子将驶过同一纬度的广袤平原，路途开阔，视野明朗。而后途经的湖北十堰武当山一带和陕西汉中的山路也算不上崎岖，秦岭南麓地势偏缓长。谢琳不需要参考导航软件的建议，她有32年驾龄，脑袋里的高速路地图更加智能，不仅帮她考虑到时间、地势，还考虑到可能出现的路段拥堵，以及各地风土人情和交警的执法习惯。
出发前，物流公司给了谢琳一张价值5000元的油卡，用来抵消部分运费。这趟运费是17700元，除去高速路费和油钱，“最多剩9000块钱。”
油钱也是需要卡车司机精打细算的项目。物流园外的加油站，油价是6.11元／升，比起谢琳从新疆来时贵了5毛钱，她没舍得加。到了浙江湖州，油价涨到6.21元，为了确保车能跑到安徽，她只好先加了600块；在安徽，油价降到5.97元，她又加了1000元；走到河南，在南阳唐河县——这里的石油储量约占河南油田总储量的三分之一，油价终于降到5.61元，她决定加满4000元，并愉快地接受了加油站送的礼物：一桶食用油和一瓶洗发水。她终于可以不再观望沿途的加油站，赶赴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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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琳有做卡车司机的天分。
她1米67的个头，体重保持在59公斤。她不爱吃猪肉，担心肚腩变大，要是春节前后从新疆拉货，她会买上三、五十斤牛羊肉，运到安徽淮北老家，再留一块放在卡车头的冰箱里。我们停车在服务区休息时，我买了猫耳朵之类的零食递给她，她只捏起一个，就拍拍肚子说“不要了”。
卡车司机们吃饭、睡觉几乎都在车上进行。曾和谢琳搭伙开车的一个男司机，刚上车时体重75公斤，熬夜开车时，他必须嚼着东西驱赶困意，车上饼干、瓜子、花生没断过，从夜里开到天亮，一整只烧鸡常常只剩半只，两个月下来，他胖了二十多斤。
谢琳尽力保持身材匀称。早上，她用小锅煮鸡蛋汤，或者煮几个饺子，车上备着锅碗瓢盆，时间充足时，她还能煲个皮蛋瘦肉粥；中午和晚上，她在服务区吃自助餐，或者买只烧鸡、一碟凉菜、几块饼带回车上，这够她吃好几顿；夜宵也十分固定：一盒牛奶、一个苹果、一把枸杞、几颗红枣。
这样注意养生的司机不多见。之前有媒体记者跟男性卡车司机上路，在文章里记者写道：对长途货车司机来说，疲劳和孤独就像黑色的影子一直常伴左右。他们每天都在和这些影子斗争，依靠香烟、槟榔、红牛、咖啡、浓茶，当然，也包括一些违禁品。
对谢琳来说，要抵抗疲惫和困意，咖啡已经足够。我们出发那晚，她喝过牛奶后，往保温杯里倒咖啡，越南生产的速溶咖啡，一袋8毛钱，她一次倒两袋。夜里2点钟，我昏沉沉地睡倒，5点多钟醒来，见她笔直地坐在方向盘前，精神饱满。
“我昨天补了一下午觉，能撑到今天中午。”她说。午饭后，她接着开了一段路，感到肠胃消化得差不多，便停下来睡午觉。这天夜里，上路24小时后，我还没察觉到她的困意，她双手撑着方向盘，跟手机里的“小度”说话，“小度小度，导航换个声音，这个声音太绵了。”
猛烈的疲惫感袭来，大概是在她接到物流公司打来的电话之后。听她汇报称还没出河南省，电话那头有些不满，“我感觉我一路上都没停着呀，不停地跑。”她解释道。这句话好像也提醒了她自己，挂了电话没多大会儿，进入湖北，在老河口服务区，她决定停车睡觉。“肩膀都麻了。”她说。算下来，在这趟跨越两个夜晚的行程中，她总共睡了6个半小时。
在路上，睡眠总会被划成分散着的、长短不一的段落。谢琳搞不清自己能在什么时候、在哪儿睡觉，但还好，她的身体已经学会接受被打散的睡眠时间。在驾驶座后面窄小的卧铺上，她躺下就能睡着，而且一睡起觉来，不管是服务区里卡车启动时的轰鸣声，车辆拥堵时的鸣笛声，还是旅游大巴上的游客喧哗声，都吵不着她。
最近这一两年，谢琳也偶尔感到自己对方向盘的抗拒。这次小憩之后，从驾驶座后面的卧铺上跳下来时，她指着副驾说：“其实我更想坐在那儿。可能跟年龄有关系。”她说，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感受。
她不喜欢这种感受——好像昭示着时光流逝和身体的衰老。根据交规，司机连续开车4小时后要休息20分钟，在停车休息的间隙，她开始更频繁地做拉伸动作，摆动手臂、扩展胸部，还在车上放了握力环——用来训练手指力量。
她抬起手来给我看左手虎口处的疤痕，是手术留下的。7年前，在新疆阿克苏卸货时，她从车上摔下来，手骨骨折。乌鲁木齐的医院没有手术用的钢钉，她左手打上石膏，右手开车回到安徽做手术。她的腰也断过——同样在新疆，也是卸货时从高处摔下，她腰部安装的钢板现在还没取出。时间长了，钢板竟然带来“益处”，哪怕坐得时间再久，她很少觉得腰疼。
谢琳从20岁开始学习做一名卡车司机，她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驱赶困意，及时抵达终点；培养耐力，对抗突发状况以及可能出现的身体伤痛；当然还有各种驾驶技巧——对比前两者，这项内容简单得多。和其他司机相比，她还希望更多，比如保持身体健康。她不怕孤独、疼痛，但她不想老去，希望自己一直在路上。
在路上的第二天，我们行驶在安徽和河南的平原上，高速路边景色乏善可陈，大片的杨树、灌木和单调阴沉的天气让谢琳想到她喜爱的新疆。
“没有人，只能看到蓝天和沙漠的时候，我就漫无目的地瞎想。”她说：“要是穿越回战争时期，我应该是个马夫，给战士送粮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如果穿越回古代，我应该在镖局上班。”她学起雇主的口气：“我的黄金，指定叫谢琳押送！”然后她笑起来，“我感觉到很满足，我这么喜欢上路，任何马、任何车在我手里，我应该都控制得住，它们都得老老实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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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车驶入湖北是在夜里。凌晨3点钟，途经十堰，我们打算转向十天高速（G7011，十堰到天水）向西开往陕西安康，可车子正行驶的福银高速（G70，福州到银川）上，前方出口封闭了。
只好向北寻找下个出口，“得多跑9公里，多交五、六十过路费，够买一只烧鸡。”谢琳说。经过收费站，刷ETC时，她的卡又突然失灵，“ETC打95折，咱用不了，还得多交钱。”绕路、交钱，加上悬于头顶的催促，这注定是个让人感到疲惫的夜晚。
在十天高速的一个隧道里，前方的大货车像条毛毛虫开成了S型。“（夜里）2点到5点，就是这个感觉。”谢琳说。她按了几下喇叭，想把大货车“吵醒”。“跟着他有点危险，他东晃晃、西晃晃，感觉到不对劲了，一脚刹车，太吓人。”她决定超车，一路按着喇叭前行，走到大货车跟前，探头往车窗里瞧：“小伙子戴个眼镜，估计是80后。”
“困了就睡呗。”她指向隧道里的路沿，沿边棱角被磨平，白花花的石灰露在外面，“这都是被大车撞的。”她说。她认识的一个老乡，也是女卡车司机，夜里开车撞上了隧道里的路沿，把前桥都撞掉了。这位老乡从此再也不敢开卡车（注：前桥是连接汽车前面两个轮胎用来架起车身的装置）。
谢琳不在疲惫时强撑着赶路，没遇到过交通事故，不过有时也碰到意外的惊险降临。1998年，她开9.6米长的卡车跑长途，有一回装黄豆，车子限载11吨，装货的人不声不响地垒了14吨。“到大别山一带，山路弯多，我看见后面的货在抖，好像不大稳。”但装货的人信誓旦旦地表示没超载，她也就没在意，结果下坡时刹不住车，“不停地滑，在弯道上停不下来。”她只能转头冲向路边堆着的大片黄沙，“也是撞掉了前桥，黄豆被人抢光了，还好人没事。”
这一路我们途经的中原几个省份都“相对安全”。早年间，谢琳跑云贵川地区时，不敢轻易在服务区停留。被偷油是常有的事。她在成都被偷过；从四川去云南的路上被偷过；在甘肃加了一箱油开往云南，经过宜宾在服务区休息，只在方向盘上趴了一会儿，油就被偷光了。
夜间2点至5点，是偷油贼最“猖狂”的时段。在成都市区，有一回她坐在车里等物流园开门，好不容易熬到天蒙蒙亮，环卫工人开始上街打扫，她放下心打了个盹儿，没一会儿就听见动静，睁眼一看，后边车上的司机正拿着撬棍在喊。“原来是司机刚睡醒，碰见‘贼娃子’在偷油，打算下车追。”她一看自己的油箱也见了底，拿了撬棍跟上他们，但贼早没影了。
“他们开着金杯车，里面有个装油罐，油泵那么粗，大管子跟抽石油一样。”她比划着，“插到我们这油箱里，5分钟就抽完了。”她算了一下，“被偷得最多一次，那油得值3000多块钱。”
不光是被偷油，有一次在四川的服务区，她拿着撬棍下车去拧紧绑货物的绳子，一个小偷直接打开车门，拿走了她放在副驾驶位上的包。他拔腿就跑，她提着撬棍追。她的二弟正在车上的卧铺睡觉，被吵醒了，朝着窗外喊：“穷寇莫追！”她顾不得那么多，被小偷拿走的包里有700块钱，还有许多卡和证件。她追了两里路，马上要拽住他，小偷直接翻到高速路护栏外，滚下了斜坡。
卡车司机们在路上遇到的荒诞场面足够拍成一部公路奇遇连续剧。除了被偷油、偷包，还有些司机一觉醒来，发现排气管都没了。“在青海，一伙偷管贼被警察抓到的时候，家里被翻出来有80多个管子。”谢琳忿忿不平，“司机买一个排气管要花两万多，你说一觉睡醒，看见两万没了，崩不崩溃？”
还有偷货的。“从贵州轮胎厂出门的那一刻，就有人盯上你。”谢琳记得，有一次她刚开出轮胎厂，物流公司就打来电话，告诉她下午5点以后不能上路，要等到次日早上再出发。“如果下午5点上路，10点恰好能开到一个坡上。七八个人（小偷）就蹲守在那儿，开起小卡车跟在大车后面，放上锥桶（注：锥形路障），后边的车不知前面出了什么状况，只好停车或绕路。这时，小偷们就拿锋利的刀，直接割开雨布和网，把轮胎往自己车上丢。”当她的一位老乡同行发现自己车上少了100多条轮胎时，报警已经晚了，最终他要自己承担起责任，赔偿物流公司将近10万元。
偷盗以外，谢琳还会碰到让人哭笑不得的“敲诈”事件。有一年大年三十，她准备在陕西咸阳装苹果。“刚下咸阳高速，有个人走过来，拿头拼命往我车上撞。”她早知道这一片“讹钱”的事情多，也知道那人头上沾的不是磕出的血，是提前备好的保鲜袋里装的鸡血。“不能停。”她隔窗对着他喊：“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停！”“就想要点钱过年，你给三五百就行。”那人说。她拿起手机报警，开着外放音，那人听见，拔腿就跑。
还有一回在广东东莞，她在街上倒车，把一家店面的玻璃门撞碎了。和店主商量赔了玻璃钱之后，店主又提出，“你把门面弄碎了，还得赔风水钱。”店主请来看风水的“大师”，说风水钱要7000块。她只好又报了警，跟店主协商一番，最后赔偿“风水钱”3000元。
但这些都是小事，等日子长到足够回忆往事时，它们都是过往云烟。只有一次，谢琳觉得自己真的撑不下去了。
那是2019年底，她把自己的另一辆冷藏货车租借给两位司机同行，他们从新疆拉了整车葡萄送往泰国，在经过兰州路段时，因为车速太快翻进山沟，当时睡在卧铺的司机经过抢救无效去世。
她在广州到宁波的送货路上接到这个消息，“整个人都崩溃了。”“在兰州，隔着一条马路，医院对面就是黄河。”她想：“现在哪怕跳进黄河里，这个事情我也摆脱不了。”那辆出事的货车，铝合金货箱价值16万元，已经完全损坏。修车费用加上作为事故责任方之一需要赔偿逝者家属的费用，加起来将近50万元。
她讲完这个故事，卡车驶过武当山，车头灯照散了薄薄的雾气。
凌晨5点，我躺上卧铺，打开说书节目——谢琳曾说过她听起小说就不会犯困，她开始听《明朝那些事儿》，车照样开得很稳，我恍惚觉得是睡在火车上，8点钟醒来时，我们已经进入陕西。天气转晴，人心也欢快起来，昨夜那些让人难过的故事被抛在脑后，前方仍然是赶不完的路，谢琳还是精神饱满。“（听书）听得都不困了。”她说：“2点赶不及，但咱们马不停蹄地开，下午4、5点应该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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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琳的车上，迎着正前方摆了一盆多肉植物，她在花盆上写道：2021.4.21浇水，这是为了提醒自己，从21号算起半个月后，是下一次浇水的时间。她之前总忘记浇水，多肉的叶子瘪下去，看起来垂头丧气，还好只要拿水一泡，它又鲜活起来。这天太阳照得人暖洋洋的，她起初怕多肉被阳光灼伤，想把它放进工具箱里，没想到晒过一晌太阳，它却趁势长高了。
这是我们在路上的第三天。谢琳讲了很多琐事，大多关于她的家庭，有时也聊到让她印象深刻的支援武汉的经历。我发觉其实她和那盆植物一样，不需要太多，只要有阳光和水的滋养，就能迅速挺拔起来。
卡车司机收入高，一年攒下20万元对谢琳来说不算难事，但这些年来，她一直没存下钱。从1998年开始，她几乎在不停歇地还债。当时她组建了一个车队，手下有五辆卡车，专门在淮北的矿上拉煤。有一回为水泥厂运了500吨煤后，对方称厂子停产，没法结账。她要账不得，只能找朋友周转，为此在外欠下10万元的债。同一年，她的女儿出生，为了还债，她几乎没空休息，开始一趟接一趟地跑车。
长久以来，她是家里主要的收入来源，孩子上学、吃穿用度、家人在外欠的债务全靠她负责。2014年，她离了婚，两手空空，借了十几万元在老家买房，过了三年，债务还清，她才舍得为自己的卧室购置一张床，在那之前，她都睡在床垫上。
2019年的那场车祸后，有认识她的人说：“老谢这回怕起不来了。”朋友们也以为她会经历一段低迷期，没想到疫情到来，她没有半点犹豫，就决定去给医院送物资。她想：“如果要在生命和别的东西之间做选择，那一定选生命。”
她也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路上。这辆正在往成都奔驰的大板车是她贷款50多万买的，今年开年时，贷款才刚刚还清。
我们谈起那位服用农药自杀的司机，她为他感到不值。如果她认识他，她会把自己所有的经历讲给他听。她理解他的心境。去年7、8月份，她连续两个月从新疆往嘉兴运送西瓜，原定一趟运费是19000元，去掉油费成本，能赚将近一万元。结果送到货后，货主说西瓜蔫了，一次要扣12000元，一次干脆不给钱。她也气得要买农药，但心里还是知道，“那就是吓吓他们。”
她总觉得自己做司机，看见了广阔的世界，心也要宽广些。她想起在西藏看到的野花，“它想盛开，可没有水分，所以来不及长叶子，直接就把花开出来了。”那时她坐在小花旁边，忍不住感叹生命的神奇，“从沙漠里都开出花来，人有什么过不去的？”
对她来说，目前除了来自终点站的催促让人心焦，其他一切都挺好。最后到达卸货点时，我们比指定时间迟了五个小时。幸好，物流公司“宽宏”地表示理解，没有扣钱。
我和谢琳原本商量好，到了成都吃顿火锅慰劳自己。可那天，我们站在物流园附近，只看见十字路口摆着一家小摊，卖炒粉和冰粉。和在路上时一样，我们花了十分钟吃完饭。
然后我和她匆匆道别，出租车窗外，她再次没入城市边缘。第二天一早，我收到她发来的视频，卡车已经卸完又装好了货。“我马上出发。”她说。
本文来自：界面新闻，作者： 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