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和社会观念上的重重阻力，让跨性别专业医疗资源在国内落地时困难重重。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水瓶纪元（ID：Aquarius-Era），原标题《跨性别门诊医生潘柏林：让Ta们成为“自己”》，作者：党元悦，头图来自：IC photo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下称北医三院）的整形医生潘柏林习惯了被骂。作为北医三院跨性别序列医疗门诊的发起医生，这十年来，潘柏林一直为跨性别者提供医疗服务——从心理辅导、激素应用再到性别重置手术。
跨性别者，指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或性别表现不同的人士。很少有人能准确说出中国到底有多少跨性别者。2012年，香港大学一位学者根据联合国2010年的人口数据推算，亚太地区有0.3%的人口是跨性别者。按照这个比例，中国可能有大约400万名跨性别者。
跨性别者来面诊时，一旁陪同的家长总会对潘柏林怒目而视，“你怎么能这么给我孩子看病”；也有家长给他塞纸条，“要是再给我孩子乱开药，咱们走着瞧”；更有家长表示，“我宁愿孩子没了，都不愿意他这个样子”。
针对跨性别门诊的投诉更是司空见惯。只不过，与其他有名有姓的医疗投诉相比，这些投诉往往语焉不详，似乎投诉人并不愿意被人知道自己的孩子在跨性别门诊就医。在互联网的角落里，也有人窃窃私语，“给‘变态’看病，他也是‘变态’吗？”
潘柏林已经对这些谩骂见怪不怪。对于他和他的团队，以及中国的跨性别人群来讲，这只是他们遇到的困难当中最不起眼的一部分。制度和社会观念上的重重阻力，让跨性别专业医疗资源在国内落地时困难重重。
单兵作战
潘柏林从2004年就接触到了跨性别社群。彼时，他刚从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在北医三院外科病房进行规范化培训。当时正赶上跨性别者汉东（化名）在北医三院进行变性手术，潘柏林和主治医生一起，全程负责。汉东的床头，挂着“易性癖”的病历卡。
第一眼看到汉东的时候，潘柏林也觉得有些别扭。那时，他对跨性别者没有概念，“也没有听说过金星”。看到一个男性外表的人穿着女装，说话轻声细语，他感到这个人与外界“格格不入”。推开病房门，要做很久的心理建设。
潘柏林是生手。给汉东换药时，他弄疼了汉东。但汉东没有不高兴，反而鼓励他“没关系，继续弄吧”。那之后，他们时常聊天。潘柏林慢慢知道，汉东从四川来，常年打工，只为攒下做变性手术的钱，变成一个真正的女生。
汉东是潘柏林接触到的第一位跨性别者。这个形象在他心中一直挥之不去。与汉东相处的经历，让他知道，原来之前对于“变性人”的种种预设，都是自己的偏见。“他们实际上是很温和的，情商和智商都很高”，潘柏林告诉全现在。
2010年，潘柏林去了日本，在东京昭和大学医院访学。他偶然读到了一本日本的易性病教科书，其中对于跨性别者的讲解十分到位。潘柏林觉得，这样一本书也应该被国内的医务工作者和跨性别者看到。于是，他自己翻译了一些章节，发在了网上。
很快，有跨性别者注意到他的文章。他们留言给潘柏林，问他用药和手术相关的问题。潘柏林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跨性别医疗训练，他也需要翻看专业书籍，自己学习之后再讲解给网友们。他同时开始留意日本对跨性别者的支援措施。在日本，有专门针对跨性别者的性别中心，整合不同专业的跨性别友好医生，为跨性别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检索了更多资料后，潘柏林发现，北美的做法比日本更完善——有跨性别健康专业协会，负责跨性别社群服务推广、医疗资源推介及权益的争取。
回国后，潘柏林继续在网上发布跨性别医学科普文章，不断有人向他咨询激素的使用、手术等问题，他也因此了解了更多跨性别者的困境。以激素治疗为例，不少人没办法通过正规渠道拿到药品，只能自己在网上找途径购买，药量也要靠自己摸索。而彼时国内的医院，也没有针对跨性别者的完整医疗序列。跨性别者若想前往医院求助，很可能受到歧视。
一些跨性别者在线下找到潘柏林，但后者近乎于单兵作战，心理咨询、用药和手术建议，都是他一个人完成。
2016年，他联合北医三院内分泌科、整形外科、耳鼻喉科和妇产科、男科的几位医生，开始筹划成立跨性别序列诊室。实际上，早在1983年，北医三院就实施了国内第一例性别重置手术。但对医院来说，跨性别门诊仍然是个新鲜事物。
一方面，医院需要承担来自社会的审视，“北医三院怎么做这样的事情？”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医生，都能够理解跨性别门诊设立的初衷。在北医三院内部，就曾有医生质疑潘柏林，“你做这个事情，是为赶时髦、博眼球，还是为了出名呢？”
“每个环节总会有些羁绊，不会太顺利。”潘柏林描述跨性别门诊在院内的处境。
在网络上，对潘柏林的质疑，甚至造谣，也随着他的名气而渐渐升温。2015年，曾有反跨人士在网上发帖，称“潘柏林有变态癖好”。北医三院整形外科不得不发文回应，表示“潘柏林医生工作状况和身体状况一切正常”。
如今，潘柏林的主要工作，仍是一位整形外科医师，专长于唇部整形。跨性别门诊的其他医生，也像他一样，大多数时间在所属科室出诊，每周固定时间则在跨性别门诊接待来访者。
据潘柏林透露，到北医三院跨性别门诊求助的跨性别者，先要持有正规医疗机构开具的“易性病”诊断。随后，他们可以带父母在门诊接受宣讲，再根据个人情况和医生建议选择医疗介入的方法。这些来就医的跨性别者，大多会在专注于精神医学的北医六院获取诊断证明。
一台手术，八项条件
“易性病”诊断，是《性别重置技术管理规范（2017 年版）》（下称《规范》）的要求。到目前为止，《规范》仍是国内唯一一项包含“跨性别”一词的政策。而在2009年发布的上一版管理规范中，卫生部使用的还是“变性手术”和“易性癖”这样的表述。
一般而言，医生会根据来诊者对自身性别的认知，以及改变身体的愿望是否强烈来做出是否属于易性病的判断。潘柏林对全现在解释，跨性别者改变自己的身体有不同方法。
如果一位跨性别者可以接纳自己的外貌，可能不需要对身体做太多改变。而大多数无法接受自己身体的跨性别者，都希望自己的身体有不同程度的改变。这样一来，从通过激素治疗抑制体内原有的性别特征，再到进行最后的性别重置手术，都需要专业的医疗介入。
这其中，性别重置手术是所有身体改变中最激烈而决绝的。
不是所有跨性别者都能走到这一步。一次完整的性别重置手术，是身体整体而彻底的改变。面部的美容手术是其中相对简单的一环；接着是第二性征的再造；最后则是生殖系统的切除与重新构建。男跨女的跨性别者，生殖器手术可以一次完成，女跨男的跨性别者则需要数次手术。
潘柏林和他的团队要做的，就是根据来诊者自己的意愿，选择适合他们的医疗方案。至于判断对一位跨性别者的医疗帮助需要走到哪一步，“完全看跨性别者的自我接纳程度和精神状况”。
上述《规范》规定，要进行性别重置手术的人，需要满足8项条件：被心理科或精神科医生诊断为有“易性病”（根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的分类）；未婚；年过20岁；身体状况适合接受手术；无犯罪记录；取得亲属同意；对性别重置手术的要求持续5年以上，且无反复过程；接受过一年以上的心理、精神治疗，并被证明无效。
此外，《规范》将性别重置手术相关的医疗程序归类为整形手术，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
这些现实阻力，让最终成功改变了生理性别的跨性别者少之又少。
北京同志中心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2017年曾联合进行了一项针对跨性别者的社会调查，发现51%的跨性别者有进行性别重置手术的需求。但这些想要从根本上改变性别的人，只有不到15%曾接受过手术。
在这项调查里，研究者条分缕析地列出性别重置手术在国内的众多缺陷：稀缺的手术资源、不合理的手术规定以及来自医务人员的歧视，都令跨性别者们望而却步。据潘柏林统计，跨性别门诊成立之后，他们接待了1700多名前去求助的跨性别者，有手术需求的每年约100例，但平均下来，每年只有15到20人最终完成了性别重置手术。
伦理审查
在北医三院，即便踏入了跨性别门诊，每一位希望接受性别重置手术的跨性别者，也要先通过伦理审查。这也是《规范》的要求。伦理审查重要的一步，是在一个由医院不同部门专家都参加的会议上，接受他们的问询。
2018年下半年，跨性别门诊设立后的第一次伦理审查会议上，有专家提出了一些刁钻的问题，“做完手术之后，男不男女不女的，你怎么生活？”还有人用“变态”称呼来诊者。一位跨性别者当场闹了情绪，拒绝回答专家提问，最终没能通过术前审查。
潘柏林认为，“来诊者肯定是有足够准备的。而且‘男不男女不女’这个概念，是老百姓强加的。跨性别者的愿望就是改变自己的身体，哪怕一点点，对自己也是一种宽慰。”
后来，第二次伦理审查会议开始前，潘柏林专门准备了一个幻灯片，引用世界跨性别者健康专业协会发布的指南，讲解在跨性别者面前注意用语的重要性。后来，伦理审查会议上很少再出现歧视性提问，大多数申请获得了通过。
从医学上看，跨性别序列医疗涉及多个医学领域，从整形外科、内分泌科，再到男科、妇产科。它并不存在于医学教科书上，在国内也没有太多参考。在业务上，几乎没有前人经验，一切都要靠自己摸索。
潘柏林有时反思，即使是接受了专业医学教育的医生，对性少数群体的认识，似乎“也和老百姓一样，没有什么更加先进的地方”。但他也知道，有些偏见是知识没法解决的，“各行各业都是，你接受高等教育也好，学医也好，整个教育过程中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认识性少数群体。”这被他视作医学教育的一种欠缺。
抗争
全现在接触到的一些跨性别者表示，他们无法从正规的医疗渠道，了解跨性别相关的医疗知识。互联网和跨性别社群内部，是他们获取医疗信息的主要途径。“如果不是距离、时间和经济的原因，绝大多数人都愿意去三院看看。”花弦告诉全现在。
22岁的李微（化名）从高中起就觉得自己是女生。大学在南京念书时，李微也可以在内分泌科开到激素类药物，不过“医生对用药剂量也不是很了解，需要自己摸索”。在跨性别者的圈子里，她听说了潘柏林，并意识到，要想接触到对跨性别者更为友善的医疗资源，要到北京生活才行。
毕业后，李微在北京的一家国企找了份工作，开始了北漂。工作刚稳定下来，她就去北医三院挂了号，找潘柏林，按照他的建议使用激素。
目前，李微仍在坚持使用激素，每三个月前往北医三院复诊一次。她也想通过手术，彻底改变自己的性别，但现实困住了她——李微担心，自己如果做了手术，在现在的单位将无法立足。更重要的是，在国内接受手术，需要家人同意，而现在， 她在与家里人的关系上“已经压力很大了”。
这些年，潘柏林常常想起他2010年在日本访学时，看过的那部叫《为己而生》的电影。电影的主人公是位跨性别者，决定要做变性手术。在手术前后，她遇到了来自学校、家庭的阻力。她在夹缝中勇敢追求亲情、友情和爱情。最终，她完成了手术，成为了“自己”。
潘柏林觉得，这部电影，就像是把那些他在书上看到和现实中遇到的，独属于跨性别者的困境，在荧屏上呈现了出来。
在现实中，潘柏林发现，自己接待的几乎每一位来诊者，都有着相似的故事——不管是刚刚进入青春期还是已经迈过中年，找到“自我”，是他们一以贯之的追求。“大多数非常坚定，为这个事情奋斗一生、抗争一生，跟家庭抗争，跟周围的环境抗争，跟同事朋友甚至医生抗争。”
其中让潘柏林最为唏嘘的，是江成（化名）的故事。去年就诊时，她已经60多岁了。20多年前，江成就曾在北医三院住过院，打算接受性别重置手术，在生理上成为女性。那时江成已经结婚，在手术前一天，她还是没能下定决心放弃家庭。年过六十之后，父母去世，孩子成年，她最终和当时的妻子坦白了一切，选择离婚，准备接受手术。
潘柏林直观地感受到，跨性别者改变自己身体的愿望”伴随终生，至死不渝”。
曾有朋友跟潘柏林开玩笑：“你不要做这个最后把自己掰弯了。”潘柏林一本正经地回复，说性倾向是与生俱来的，不会因为做的事情就轻易改变。
医院里有位同事，发现自己的孩子喜欢同性，并为此而苦恼。潘柏林听说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时不时地就和这位同事聊天，劝说他，“你要接纳孩子属于一种性多元化的少数群体，他们也可以有很完整、很出色的人生。”那个孩子在国外生活光鲜，对父母也关怀有加。慢慢地，同事开始接纳自己的孩子。
还有些情况似乎也在发生好转。
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通过了《国际疾病统计分类》的第11版（ICD-11）。其中，用来描述跨性别的“性别认同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s）被改为“性别不一致”（Gender Incongruence）、并从精神健康类别删除，转移到性健康分类。这意味着，性别认同障碍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疾病。
ICD-11发布后没多久，卫生部就印发了中文版，要求各级医疗机构从2019年3月1日起，“积极推进ICD-11中文版全面使用”。然而，在不同疾病具体的医疗标准上，国内的行业规范还未完全同步。比如，上文提到的《性别重置手术技术管理规范》还未更新，“易性病”依然是跨性别者在医学上的标签。尽管如此，国内跨性别社群还是看到了一丝希望。
潘柏林为他们高兴的同时，也有些矛盾。现实情况在于，北医三院跨性别门诊获准开设，在程序上是基于对“易性病”进行“诊治”的需要。而在实际运行中，门诊的医生并不将来诊者视为“患者”或“病人”。潘柏林担心，“本来我们开展这个就受争议，如果连病都不是，我们的工作其实更难开展。”
他意识到，只靠医疗上的努力，还没有办法解决跨性别者和其他性别少数群体在社会上的困境。“去改变这个社会的一些固有的想法，真的不是一朝一夕。（这）需要各方面去努力，包括我们医疗界，也包括行政部门，还有星星点点的跨性别家长。和理解他们的人，共同在社会上进行呼吁，才可能逐渐转变社会的一些看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水瓶纪元（ID：Aquarius-Era），作者：党元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