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消息很快引起了西方一些人的称赞，说什么美国的这一态度将挽救无数的生命，并为新冠疫情“带来转机”——哪怕这个表态是在发展中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一致压力下才做出的。
（图为《中国日报》欧洲分社社长陈卫华指出美国这个表态是被国际压力逼出来的）
其中，一些美国政客更是将美国政府的这一表态吹上了天，说美国总统拜登顶住药企的压力做出的这一决定，是全球对抗疫情“重大的胜利”，还证明了拜登是一个“服务人民的领袖”。
（图为在美国政府“表态支持”放弃新冠疫苗专利权后，西方网络上那些歌颂美国政府和称赞总统拜登的部分帖文）
然而，就在美国政府对疫苗专利权做出这番表态、并被美国以及西方歌颂为“救世主”之前，美国《纽约时报》一篇分析疫情对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影响的文章却显示，疫苗专利权并不是令许多贫困的欠发达国家在疫情中挣扎的根本原因。
在下图这篇《纽约时报》于5月5日早些时候发表，题为“当新冠疫情在穷国肆虐时，富国正在快速恢复过来”的文章中，该报记者本杰明·穆勒（Benjamin Mueller）就表示，新冠疫情加剧了发达国家和贫困的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比：一边是经济快速复苏，餐馆和商店重新开门，越来越多的人都接种了疫苗，正排着队准备享受夏日假期来临的欢乐场景，另一边却是疫情越发恶化乃至失控，疫苗接种进度极为缓慢，弱势的民众无从保护，就连氧气都成了稀缺品的悲惨场景。
（截图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之后，穆勒分析了造成富国和穷国在疫情中这种截然不同的场景的因素，比如富国为了应对本国的疫情垄断了疫苗和相关材料的出口，又比如如今被美国政府表态“支持”放开的疫苗专利权等等。
不过，穆勒在这篇文章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观点是，他认为即便发达国家在疫情得到控制后给贫穷的欠发达国家捐赠疫苗，乃至即便美国政府最终同意放弃疫苗的专利权，这些“民族主义和企业资本利益”阻碍的移除，也仍然无法完全缓解那些穷困国家的困境。
这是因为，那些欠发达国家面临的不仅仅是疫苗的研发问题，还有从生产到物流储存运输，再到劝说人们去接受和接种疫苗等一系列的问题。从穆勒引用的数据来看，为疫苗生产投入的每一笔钱，都需要另有五倍的投入去确保这些疫苗可以顺利地通过物流等一系列的环节注射到人群中去。
（截图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由此，穆勒认为即便美国等发达国家放开疫苗专利权，由于贫困的欠发达国家在生产和物流上都存在明显的困难，放开专利权的效果也要等很多年后才能见效。
（截图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可等到那时，不知又有多少人将在疫情中逝去呢？
遗憾的是，穆勒在其文章之后的内容中并没有再过多的涉及如何给这些穷国解决疫苗生产和物流等问题，仅引用西方专家的说法，称应该让西方国家给西方的药企施压，让这些药企与欠发达国家合作开展合作，让疫苗的生产本地化。至于这种合作该如何展开，物流的问题又该怎么解决，他并没有再深入探讨，而是转而去谈论如何让穷国的民众去接受疫苗这个更加意识层面的话题去了。
耿直哥不知道为何穆勒没有再更具体地谈及疫苗本地化生产和物流运输这些需要基础设施支撑的问题，是因为篇幅所限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但我知道的是，中国是一直都在与非洲民众携手建设着那些基础设施，比如公路、铁路、机场这些支撑疫苗物流运输必需的交通网络，电站、电网等等支撑疫苗本地化生产的必需的能源网络，以及医院等接种疫苗必须的场所——更别提我们还在携手培养这些领域的人才，让非洲可以在这些领域更加自立自强。
而且，当穆勒还在呼吁美国和西方的药厂去非洲建厂时，中国科兴生物公司几周前已经与埃及的一家企业签订了在该国本地生产科兴疫苗的合作协议，并得到了埃及政府的批准。据悉，这些疫苗不仅将供给埃及国内，还将出口给非洲其他国家。
（截图来自新华社的报道）
然而，就在中国与非洲人民携手“改命”时，美国和西方国家却因为我们动摇了他们对这片饱受他们殖民和掠夺的土地的控制权，削弱了他们的“影响力”，便疯狂地驱使他们的媒体、智库和NGO对中国展开了疯狂的污蔑、诋毁和妖魔化，一会儿说中国是“新殖民者”，一会儿又说中国在用什么“债务陷阱”套牢非洲。
好在，非洲民众没那么好忽悠。他们既不会被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抹黑挑拨，也不会因为如今美国政府只是嘴上“表态支持”放弃疫苗专利权，就被美国和西方的那套“救世主”的政治宣传所蒙骗。他们清楚，与其等待西方的“施舍”，不如自强自立改变民族和国家的命运。
更何况美国和西方指不定什么时候又会把“施舍”说成是“偷”他们的了…….
（图为美国共和党的极端保守派政客、反华分子汤姆·柯顿发帖称放宽疫苗专利权限制只会导致美国的医学技术被“拱手让给”中国和俄罗斯）
所以，与其等着美国和西方扮演“救世主”，不如让我们更多地支持和支援非洲人民在应对疫情和脱离贫困上的自强自立。就像那首歌唱得一样：“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