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当地报道疫情的记者也不能幸免。数据显示，目前已有165名记者在印度感染新冠病毒死亡。
英国《卫报》记者汉娜·爱丽丝·皮尔森（Hanna Ellis Peterson）刚刚失去了一位亲密的同事卡科利·巴塔查里亚（Kakoli Bhattacharya）。卡科利感染病毒去世。
以下是她的讲述：
卡科利是 《卫报》的新闻助理。温暖、善良、睿智、聪明，《卫报》所有的记者都记得她。
她从2009年就开始为我们工作。她随时可以找到我需要的任何电话号码或联系方式，并帮我解决了在印度工作可能遇到的任何官僚主义。
在印度做报道，本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是卡科利让我觉得，工作成为一种巨大的快乐。
卡科利还得到了其他媒体记者们的高度评价。记得我刚来新德里的时候，第一个来欢迎我的就是她。她对这里了如指掌。没有她，《卫报》对印度的报道将会大不相同。
病例和死亡人数激增
大壶节(Kumbh Mela)和板球比赛是臭名昭著的超级传播事件，它们无疑是灾难性的。
除此外，人们也聚集在数百人的婚礼、社交场合、小型宗教节日。
图为：大壶节期间人们聚集在恒河沐浴
人们外出工作，在市场等公共场所混在一起，根本就不在乎社交距离，也没有人戴口罩。
没多久，我们就看到了新变种的出现，它们似乎更具毒性。
我们现在看到的B1167变种似乎传染性特别强。在第一波中，趋势是年轻人会感染，但没有症状。
这一次，很多年轻人病得很重，甚至死亡。他们更多地外出工作和社交，因此经常暴露在病毒下。而已经接种疫苗的人主要是老年人。
数百名同行丧生，每天醒来都心怀恐惧
毫无疑问，这是我报道过的最困难的故事。
我正在报道一场正在展开的悲剧，这场悲剧不仅触动了我个人，也触动了我身边的每个人，我没有机会远离这一切。
最近，我在德里的一个火葬场里度过了一天，那里正在火化一个死于冠状病毒的人，这是我报道过的最揪心的一天。
人们把这里比作战区。敌人是隐形的，战场是医院，恐惧更大，更令人不安。我一页一页地翻看报纸，每天醒来都心怀恐惧，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死去，又有多少人是我认识的和爱的人。
医生成为了我最可靠的信息来源。感谢许多勇敢、过度劳累的医生，他们会在我在新冠病房值班24小时后打电话给我，告诉我真相。在当地政府坚决不承认氧气、药物和疫苗短缺的情况下，是医生们提前警告我，一场致命的冲击已经到来。
我也从未报道过如此紧迫的事件，也从未清楚地看到新闻工作者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印度的悲剧是世界的悲剧，不能被忽视。
正如我在火葬场和医院大门外乞求床位的家属所说，请让世界看看印度发生了什么。印度发生的情况也向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接种疫苗日益增多的西方国家发出了一个严厉警告：这场大流行尚未消失，现在不是自满的时候。
印度是一个巨大的、多元化的国家。当地记者的工作非常出色，他们一直在实地调查，揭露氧气和床位的紧缺，清点火葬场的尸体，让地方当局为掩盖大流行病的真实死亡人数负责。
他们为自己的报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数百名印度记者在报道这一疫病时失去了生命，其中仅在过去几周就有50多名记者丧生。
官方掩盖数据，记者在火葬场清点尸体
在邦一级，政府没有诚实对待死亡率。官方数字与医院太平间和火葬场之间堆积的尸体数量完全不相符——据信，在某些情况下，真实数值甚至要高出10倍。
当地记者只能驻扎在火葬场外，自己清点尸体。
作为记者，我们引用官方统计数据，但同时也会发出警告，专家认为真实数字要高得多。
北方邦的首席部长坚持说没有氧气短缺，并威胁我们，要对说氧气短缺的人提出刑事指控。但我与两位生活在北方邦且在本周失去亲人的家属谈过，他们失去亲人的原因，全是因为病人无法获得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