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飞飞
编者按
2021年4月22日,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公布了最新的一批院士名单,其中有9位华人,包括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家李飞飞。这是她继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后的第三个院士头衔。
和其他的“ABC”孩子们不同,李飞飞16岁才到美国,用她自己的话说,就好像是“一棵正在成长的树,原本在它的故土上结成叶子,开出花朵,可是,一下子被拔起,然后硬被搬到另一片土地上。”
从中国成都第七中学,到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从不太适应美国语言文化的小姑娘,到硅谷高科技领域的华裔精英,李飞飞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华裔顶尖科学家的?2001年7月,本文作者在美国新泽西州飞飞父母家中采访了李飞飞,记录了她的成长和蜕变。
撰文 | 陈屹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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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飞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第一位红杉教授,同时为斯坦福大学人类中心人工智能研究所的丹宁家族联席主任。曾担任Google副总裁,Google Cloud AI/ML首席科学家。
2020年2月,李飞飞当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当选的七位华人成员中,她是唯一的女科学家;同年5月,担任Twitter公司董事会新独立董事;10月,当选为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
作为硅谷高科技领域的华裔精英,她的成功除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之外,更来自她自身的生命力。在2001年7月31日,作者在美国东海岸新泽西李飞飞的父母家中,采访了忙碌中的李飞飞。
我们能从20年前李飞飞那段充满理想与梦想境地的生命轨迹里看到痕迹:
李飞飞1988年到1992年,读书于中国成都第七中学,1992年9月,进入美国东海岸的一所中学读书。李飞飞11年级才从中国进入美国高中,在语言文化都没有完全适应的情况下,800满分的SAT英文部分,大概只有600多分,而她却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录取。考入名校学业优异的华裔学生比比皆是。但是,作为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时,以综合能力同时获得两项最高奖学金的学生实属不易,然而毕业时,毅然放弃高薪高职,选择只身一人赴西藏体验冒险,与牧民同吃/同住/共甘苦的女孩子,更加罕见。
采访离别前的抓拍-2001年7月31日
李飞飞为什么能成为屈指可数的世界级华裔顶尖科学家?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世界。
01 对话李飞飞
陈屹视线:16岁来美国时,你生活中的最大的震撼是什么?
李飞飞:我就好像是一棵正在成长的树,原本在它的故土上结成叶子,开出花朵,可是,一下子被拔起,然后,硬被搬到另一片土地上,当时 “连根拔” 的挣扎,就是我初到美国时的震撼。
陈屹视线:在美国,你已经生活了十几年,那么,你认为自己现在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
李飞飞:我当然是中国人,你知道吗?说来你可别见笑。很小的时候,我曾发誓:如果有一天我去领诺贝尔奖的话,我一定要以中国人的身份去领奖。即使是梦?梦总是可以让人做一做。对于是否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的问题,我尊重别人的选择,但是,对于我个人的认同感,我是一个中国人。
02 美高时代的困境
陈屹视线:你到美国时,正好是高中二年级的年龄,讲讲当时你所面对的中西文化冲击?
李飞飞:对任何那段年龄来美国留学的孩子,中西文化中的差异,是最大的冲击。我刚来的时候,父亲做着非常辛苦的工作。我的英文一点都不行,所以,开始就上了ESL英文补习班。美国高中里,读书内容与国内非常不一样, 感觉当然也非常不一样。
来之前,我在成都省重点七中,同学都是选拔进去的。国内的教育很规范化,一班六十几位学生,大家一起呆上几年,上同样的学校,同样的课程,大家都享有同样的梦,老师留的作业,学生之要奋斗的目标也都一样。作为学生,我们成为数字统计中的其中一个符号。每一个重点中学都有百分之几的升学比率,你就属于比率中的一部分。可是,这些到了美国,就不一样了。
实际上,自己一下子面对的美国,与在国内电影里看到的,自己想象中的资本主义,距离巨大。也许我一下子就住入美国郊区,周围根本没有摩天大楼,什么别人说的宝马,奔驰满地跑,在哪里啊?
陈屹视线: 讲讲你的高中文化?
李飞飞:美国的高中文化与国内完全不一样。更具体来说,美国的高中里,充满活力,每个人有自己自由的选择。第一次来到校园,听说我可以选课,真吓了一跳。比如:画画, 我从小就喜好,国内上高中时,就没有美术课了。因为可以选择高级美术课,我非常惊喜。课程选择灵活。这是指教育部分,然而,谈到与老师的关系,我们都是诚惶诚恐的。
可是,这里的学生对着老师,或者不满学校的行为时,张口闭口就说:“他们是我父母税前雇佣来,教我的人。”美国孩子的整个思维方式与我们国内孩子的想法,好象是反的。提到我不会英文的尴尬,我的英文实在太差,几乎什么也不懂, 最开始上洗手间前,都要看一下是男的进去,还是女的进去,真怕出笑话。
李飞飞早年照片
陈屹视线:像你来读中学的孩子,除了上面所说的外,还要面对其他什么问题?
李飞飞:那就是交友, 那时我非常孤独。想想当你面对16、17岁的孩子,他们本身并不知道如何与完全不同文化的同龄人交往,再加上我们的语言不通。我们中国孩子还是比较在意学习,所以看上去很书呆子。美国同学很重视他们的课外活动。第一年,由于自己语言的严重障碍,你想参加什么,也都参加不了,与校园文化格格不入,与同学的关系,也容不进去。
陈屹视线:能理解,美国的真实情况,是来之前,无法想象出来的。16岁来美国, 你生活中的最大震撼是什么?
李飞飞:震撼?我就好象是一棵正在成长的树,原本在它的故土上结成叶子,开出花朵,可是,一下子被拔起,然后,硬被搬到另一片土地上,当时 “连根拔” 的挣扎,就是我初到美国时的震撼。
陈屹视线:国内有许多像你这样年龄要出来留学的孩子,如果他们的父母不在身边,情况又会怎样?
李飞飞:因人而异。正如英文所说:Swim or Sink. 中文意思是 “游上来或者淹没下去。” 如果一个孩子足够坚强,有目标,有抱负,我觉得会承受这种压力和震撼,从生活的冲击中走出来。但是,也有一些孩子会非常迷失自己,会很失落,因为文化冲击太大,他们没有办法自我把握。
陈屹视线:父母在身边, 能起到什么作用?
李飞飞:我的父母虽然在身边,却不得不忙于奔波生计,这是许多第一代移民初来时的艰辛、他们四十几岁来,没有美国的学位,没有语言的能力,但他们很努力。如果说,父母起到什么作用?他们给我带来了自尊,自强,自力的精神。谈到 “自尊”,我觉得自尊非常重要,小的时候我们谈 “自尊”,是个体的自尊,到了成年人,“自尊” 成为不要给亲戚或者社会的负担,在海外,我们还有更深一层的 “自尊”,它是最为一个中国人的自尊。当然,有父母在身边,感到温馨多了, 精神上的鼓励也很大。
童年李飞飞与父母
03 打开多元文化之窗
陈屹视线:我觉得,你非常强调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信念, 能再详细谈谈吗?
李飞飞:我的行为不能只代表我自己,尽管美国是非常讲究个体文化的社会。我毕竟是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第一年,我就坚持给中国的中外少年杂志撰稿, 这是国内的一本杂志。可能听起来比较假? 但是,这真是支持初来上高中时的几年下来的信念:我是一个中国孩子,我的行为要对自己的民族负责。
我想告你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 是一个 “北京来的男孩在高中校园里被白人孩子殴打” 的事件,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再对自己说:“自尊,要为中国人争气。”
是我来美国的第二年,学校课间,一位白人男孩无理地欺负一位刚从北京来的女孩,因为是新移民,英文说不好。校园里出现这样的状况时,一位也是从北京来的男同学,实在看不过去,毅然挺身而出,保护着身边这位无辜受欺负的同胞。中国男孩的个子,比这位人高马大的白人学生,矮小不少,中国孩子刚出来提出抗议,即刻就被这位无理取闹的美国学生,一脚踢倒在地,跟着,他就开始又打,又踢。
当时,看热闹的同学很多,竟然没有一个学生上前阻拦,后来,也是一个刚从国外来的,连英文也说不清楚的中国男孩劝了一下架,但是,他的势力实在单薄,当时我也在人群里,急得想做些什么,我在拼命地喊,可是周围的美国学生,无动于衷,整个气氛让你感到无助的绝望,可怜的那位中国男孩,倒在地上,被对方没轻没重地攻击。事件发生后,我一直积极参与这次事件的调查和处理工作,站出来,向校方打抱不平。整个审理过程,只有一位美国老师非常公正,其他大部分美国学生,作为证人,态度处理得非常隐讳。
换言之,尽量把事件的严重性,压了下去。结果,这个中国孩子,受到严重脑震荡,虽然最后得到了一些华人社区为他争取到的救助。但是,中国 孩子的家人,本身是新移民,对美国社会的了解一知半解,加上语言不通,这么严重的事件,那位打人的学生,校方只是罚他三天不能来校上课,就这样, 不了了之地打发了。
但是,真正不公平的是,一年以后,同样是那位白人男孩子, 把另外一个白人男孩子,推到花坛子里,就这么一个推,这个白人学生,即刻被学校开除,而前一件事情呢?给中国孩子身心健康,造成这么严重灾难,对美国同学,美国学校的处理方式,可谓天壤之别。
我当然很生气, 别人可以说,类似事件,可不是天天都发生,可是,人生遇到一次,已经太多太多啦。我本人,没有遇到如此残酷的遭遇,但是,那些被人背后讥笑, 讥笑你不会说英文,讥笑你说话都说不清楚的感受,也很别扭。
ESL(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英文为第二语言,非母语语言)班上的孩子,都是新到美国的移民, 即使同是中国背景的家庭 ?那些从小出生在美国的ABC(American Born Chinese 美国出生的华裔子女),是不会主动找我们来的,他们不仅不喜欢ESL班上的孩子, 而且, 我们之间根本没有认同感,所以彼此之间几乎没有打过交道。
陈屹视线:听你这样讲,感觉作为初来的小留学生,日子不是很容易, 那么你是怎么过来的呢?
李飞飞:国内给我打下了非常扎实的数理化基础教育,当时我手里握着一本中英,英中字典到处乱跑。记得生物课是我最痛苦的一门课程,因为专业名词实在太多,课本 中的每一页,至少都是几十个单词。我只是面对每天的压力,也没有多想什么未来会如何?可能在语言里,我没有明显要说:我要克服, 我要胜利。但是,自强,自尊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它们不光是来自个体意义上,而且也兼容进总体意思上。 努力和收获,相信它一定会成为正比的结果。
陈屹视线:在美国,你已经生活了近十年,那么,你认为自己现在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
李飞飞:我当然是中国人,你知道吗?说来你可别见笑。很小的时候,我曾发誓:如果有一天我去领诺贝尔奖的话,我一定要以中国人的身份去领奖。是梦吗?梦总是可以让人做一做。对于是否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的问题, 我尊重别人的选择,但是,对于我个人的认同感,我是一个中国人。
陈屹视线:在美国,很少人像你这么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的,特别是第二代以后的移民,他们都感觉到难以名状的迷失?也就是所谓的 “中不中,洋不洋”。
李飞飞:我应该比老一辈的人,更加理解他们,即使不与他们认同。对于我,我高兴已经给自己找到了答案。
李飞飞早年报道
陈屹视线:你一直生活在中西文化之间, 那么可以谈谈中国文化,或者西方文化, 各给你带来的优势和劣势?
李飞飞:我不认为应该把各方的优势或者劣势,单独来谈。我觉得我的优势,恰恰在我经历了两种文化后而获得的。我的劣势也是在这两种文化之间,而丢舍不去的。我的优势, 可以是:比大多数同龄人,多走了一条路,多接触了一种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多了一个层面,审视自己。比如:“民族自尊心” 的话题。来之前,与大部分中国人,理解差不多。
第一,仇恨侵略过中国的日本人,第二, 五星国旗在任何地方升起, 就会觉得是民族的振兴,第三对有色民族的偏见。我觉得,这是从我过去文化中带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当自己也作为一个有色人种,被人家审视过,歧视过,也被许多其他族裔中的好人帮助过,原来的一些世界观,就像一扇窗户被打开了。让自己把简单,或者狭隘的民族的理念,放到一个更大的内容里去审视。
再举个例子: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本科生第二年,1997年,正是南京大屠杀的60周年,我当时,就组织了普林斯顿七八个本科生,和我一起,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参加演讲,报告,交流。整个会议,有来自全世界300多位学者参加。这件事对我震撼很大,作为中国人,我不能让世界忘记这段历史,尤其这段浩劫对中国人的创伤。有关这次会议的内容和讨论演讲报告,我们花了数年再整理编辑,我们自己的书,2001年就要出版了。
对于还没有抚平的历史创伤,作为中国人,我们内心充满激情和义愤。但是,这个会议最重要的信念,不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单独民族之间的问题,而是人类本身的犯罪。把这个事件,引申到人类的角度,是一个人类历史问题的澄清。我经历了两种文化,这扇窗户打开了。我自己站到更高的角度,来审视这个环境。
说到西方文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对人性的关注。总的来说,在我去与人打交的时候,在微小的事情处理之时,我会更会关照人本身的精神世界, 少了许多意识形态的东西。
04 从申请普林斯顿大学面试说起
陈屹视线:讲讲你入学面试的经历,多少年后,还能记住的东西?
李飞飞:能让我记住的东西,我想是我发自肺腑的激情。当时,面试的主考官问我未来想做什么?我从小热爱大自然,经历了两种文化后,科学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东西方的科学,实际上都凝聚了许多东西方文化的精髓,而我有这个能力和条件,比更多的人去理解和了解这两种文化下,而产生出来的科学制度。我竭诚去做桥梁, 我想从事生命科学。许多东西文化,不可能同化,但是他们可以彼此借鉴。
我是搞科学的,它不是一幅画面可以解释清的,现代的理念,应该是哲学方面的一种进步。东方的科学哲学,一直是一种很宏观的,比如说:中医,藏医,印度医学,实际上都是把宇宙,看成宏观的整体,看成一种平衡。比如阴阳的平衡,藏医那种各个成分的平衡,对个体和环境非常重视, 生命科学,给人治病的话,它是大宇宙给人的一种协调。
反过来谈西方哲学,它是一种所谓的 reductionism(还原主义),它相信世界作为最小的Particle(基本粒子), 作为搭起的block(基石), 而产生的。西方近两三百年的科学把这种哲学,推向了非常高的高峰,生命医学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它把人不断的分解,从人的组织,到细胞, 到DNA,从细菌到病毒,总是从宏观走向微观的。研究人的生命的,我觉得,双方都有局限,就是说:微观西方很无视环境与人的协调,这也是西方开始逐渐重视和研究的问题。而东方哲学中,就缺少了西方科学的精细。
为什么中医治慢性病比治急性病好,因为慢性病需要协调,而急性病需要来自高科学的PIN POINT, 这正是东方医学里的缺陷。当然,这只是最泛泛的感想,科学本身,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是严谨的。这也是科学的美所在。
陈屹视线:你父亲曾经跟我讲,申请普大的时候,面试官见你了两个小时,当时他在外面等,愈等愈觉得有希望?
李飞飞:那是我父亲自己觉得的,走出面试场,我是怀着极其的平常心,毕竟我来得太晚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会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高中毕业时,我只报了麻省理工学院,罗格斯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结果都被录取了,因为我很喜欢人文科目综合的大学,所以普林斯顿大学是我的首选。当时我选的主科是物理。
陈屹视线:为什么要读物理?
李飞飞:我相信物理在西方的科学和哲学里边,是最高的一门学科。因为物理训练了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它凝聚了西方科学最高深的创造性, 它是最美的一门学科。我知道我自己要走生命科学的路,所以我走了一条非传统的路。很多人,如果要从事生命科学,都要先选择生物专业,而我需要一种不同的路,来激发我的想象力。
陈屹视线:这些想法来自何方?
李飞飞:有导师的因素,我遇到了非常好的老师,他们待我很好。但是,具体要做什么?怎么做,是已经注入到心底的坚定信念。这也就是我所说的站立于两个文化之间的优势——它给了我一种审视世界的特殊视角。
李飞飞毕业照
陈屹视线:第一次回中国,是什么时候?
李飞飞:95年第一次,98第二次,1999年到2000年,在西藏又住了一整年。出来后,第一次终于可以回国了,我可高兴惨了,所以我连重要的高中毕业典礼都没有兴趣参加,更不要说,毕业时,似乎美国孩子整个学生时代都在做准备的高中毕业舞会了。我如此归心似箭,飞机刚一落地,我感觉都可以趴在地上,去吻这片土地。
我想我还是很中国的,儿不嫌母穷。但是,思维的方式,我和我的朋友们,已经开始拉开距离。在世界观方面,他们对美国的概念,是一个充满了暴力和血腥,金钱,物质的社会,还有好莱坞的美女和麦当劳的花花世界。但是对我来说,西方世界已经真实得多了。
我经历了什么叫美国之路。那几年经历的艰辛, 是我同龄的朋友没有经历过, 而且也没有机会经历的艰难。在人生这个阶段上, 我发现自己跨越了许多。我上美国四年时,他们已经上大学了,因为中国高中仅上三年。
98年的返乡,所感觉到的差距更大了,在美国我一直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几年来,都在为着目标努力。国内的同学,上了大学后,目标反而变得茫然,尽管在国内的许多朋友并没有随波逐流,他们一直在准备GRE,托福,他们也要出国。多少年后,有的陆续出来了,但是出来后的心情,跟我当初是不一样的。
对于他们的出国目的,是一种对生活的投资加投机,对我来说,是对生活的改变,概念完全不同。他们之中来了后,有失望的,比如,有人认为谁出来都以为可以到这里做生意,到美国捞一把,但是渐渐发现,根本不是这样。当然,我想,对美国的盲点,与市场上的媒体宣传有关。
05 喜马拉雅山系中想到了死亡
陈屹视线:你现在正在攻读博士,又去了西藏,讲讲大学毕业阶段的心路历程?
李飞飞:大学毕业时,我们都可以选择两条路。99年大学毕业,美国工作市场整个是个牛市, 从普林斯顿大学出来,不是我找工作,是工作等我, 尽管都是高薪的起点,尽管就业机会非常乐观,但是,长期以来,我一直没有放弃我心中的信念,我觉得,我的路不是常人走的路。
我知道自己想要的工作,不是一份功成名就的工作,不是仅仅为了到华尔街一坐,咨询一干,拿上个美元六位数字,也不是光是为了再挣个博士学位,让我马上从一个名校走进另一所名校,从一个实验室,移进另一个实验室。我生命中,有一种很 “野” 的东西。我一直想去尝试,去探索东西哲学和科学中的奥妙,去做东西文化的桥梁,这个内容在科学里非常Marginal。
在西藏
陈屹视线: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西藏呢?
李飞飞:实际上,我去西藏,(也可去印度,但是,去印度的经费比去西藏的经费多得多)是去寻求东方哲学的精髓。我想再强调,文化于我没有优劣之分,佛教的哲学与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对我充满了诱惑。普林斯顿每一年给学生一个奖,叫 Martin Dale1953 fellowship, 这个奖给全校唯一的一位学生,学校要求申请人,自己写一个提要,去探索世界上任何领域都可以, 但是,这个计划必须是不能与任何存在的项目有关联的,必须是你自己亲自设计,亲自完成。
当时那届学生,有1200多位竞争对象,我的课题是 “藏医药学和西医学上的医理比较”,经过两轮的面试,答辩,我拿到这份奖学金。
我去西藏的费用时报实效,当然有费用的顶限。自己就是这样去西藏的,之前没有认识任何人,没有任何关系,更没有人知晓我是谁。真的就是立下恒心,带着自己的研究大纲,背着书包,行李,去了。普林斯顿大学与西藏之间,也没有任何对话,它就是把钱给你,命运握在你的手中,后面的路,自己选择,自己走完。 闯西藏真是我人生永生难忘的经历啊!
陈屹视线:西藏之行,你最大的感受,感动,困难是什么?
李飞飞:困难?申请项目前,就是困难,是自己一步一步,从一张白纸规划起,自己直接与西藏医药界联系,自己设计出来研究方案,可行性,以及资金的使用计划。
到了西藏后,就下牧场,该做什么,就去做,多苦,多累,多难,甚至多怕,也要去做,一天一步,就这样,走了一年的路。正好,2000年,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在西藏拉萨举行,自己赶上了,并且有幸把这份报告交到大会上宣读。
陈屹视线:我看了你在西藏时,做的一些随笔手迹,其中一段,你还谈到了 “死亡”。
李飞飞:是的,我记得,当时的感觉是这样记录下来的:西藏的山水很多都被这个充满灵性的民族赋予了生命与爱情。比如闻名于世的神山冈任波齐和他的妻子圣水玛旁雍错。虽然我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我深信羊卓雍错所依恋的臂弯,就是她的爱人冈巴拉。而正是她这位忠诚的爱人,让我体会了一次恐惧之后对美的胆颤心惊和彻底折服。
雄悍的冈巴拉属于喜马拉雅山系的中段,位于山南境内。我们的桑塔纳被他毫无商量地拉上了海拔近六千米的高峰。沿着盘山的土路在冈巴拉的脊梁上行驶,我几乎没有勇气去正眼望一望脚下的景色。悬崖与峭壁就在我们的车轮下滚滚而过,留下一路连绵不断的山谷和冈巴拉无声的威严。
我无法控制地想到了死,仿佛与我咫尺的山崖也是死神的召唤。我甚至想到了来生的选择,也许我会化做一只雄鹰,盘旋在喜马拉雅的山峰之中,鸟瞰神山圣水彼此不为人知的秘密。冈巴拉的山顶大雪纷飞,使伫立在山顶草坡上的牦牛分外醒目......
未能完全平息刚才的恐惧,我已来到了羊卓雍错的身旁。我从没想到带着对死亡的恐惧来感受美时,人的身心是怎样一种震撼。四周寂静无人,只有一队牦牛缓缓地沿着羊湖行进。我突然很嫉妒它们,嫉妒它们与羊湖那不可言喻的和谐。
而我,只是一个永远无法融于它们的匆匆过客.....
我再一次看到我的灵魂唱着歌,微笑着向湖心走去,好似投入母亲的怀抱......
我最终决定把牛头带走。我内疚得认识到自己的自私,但是我不知道羊湖与那仙逝的牛是否能原谅我的动机。
我将漂流四方,我也将背井离乡,也许回归这个概念将对我是永远的奢侈。
于是我想带着这个属于羊湖的牛头,带着我对羊湖不尽的怀念和不变的向往,带着我灵魂深处不可言喻的渴望,浪迹天涯。
陈屹视线:你这段内容,我读了好几遍,今天再亲耳聆听你亲自读了一遍, 每次我的心都在发颤,谢谢能给我们分享你的经历。那么,回到美国教育话题,美国教育对你整个人生的影响是什么?
李飞飞:美国教育给你的是思考,美国教育鼓励创造性思维,中国的教育相对来说,让所有的孩子走一样的路,所有的考试,包括作文,都有标准答案,在这种思维引导下,孩子不由自主地限制起自己的思维方式,走进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
到了美国也发现, 美国教育有它的弱点,它的基础教育不踏实, 思维方式,对孩子太强调乐趣,所以,如果把孩子放在教室里,进行严格的训练,这是他们不接受的。听说美国私立学校,这方面要严格得多。
我想提一点, 在中学里并不明显,可是,进了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发现美国大部分学生自身的能力也非常出类拔萃,真不知道这些美国孩子都是从哪里来的?特别是进入普林斯顿大学, 确实打开了我的思维方式和人生的大世界。还有庆幸的是我在大学里,遇到的老师,应该是世界级最顶尖的大学教授们。当然,普大象美国其他贵族学校一样,大部分的学生都来自非常优越的家庭。
陈屹视线:大学期间,你的暑假是怎么过的?
李飞飞:每一年我都利用暑假去科学实验室, 第一年在罗格斯大学, 第二年去了加州伯克莱大学,第三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每次到实验室工作前的申请资格,全部都要自己来做,公平竞争的。申请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训练和调整,都要有面试,也是我接受挑战,竞争的一步一步的积累,我不仅学到许多新的知识,而且,我还挣到钱呢。
前期的扎实经历,让我在去西藏的时候,有了充分的自信,知道我怎么做科研,知道自己能够达到什么目标,我在有意识培养自己成为一个领导者(leader), 做科和做领导完全不一样的素质,我不仅要在科研室,具备比较敏锐的思维方式,而且,我要去组织很多人一起为一个目标而奋斗。
我知道如果我有了我的实验室,是要面对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大二时,组织的 “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的报告会议”,让我实习了许多做领导的能力,从设计,到联系人,到自筹资金,十个月里,我们募集到三万五千美元的资金, 这是我人生中,施展领导能力方面的一次演习。
06 如何评述中国孩子的优秀
陈屹视线:普林斯顿大学,被评为美国2000年的第一名学府, 普林斯顿大学给了你什么?
李飞飞:你看到有才华的孩子太多了,从他们的成就中,你领悟到,当你决定要做事的时候,就去努力,去尝试,不要怕输。另外,我个人不赞同用每年的排行榜来评价一所学校,更不用说来评价某一个学生了。
陈屹视线:中国人之间常说,中国孩子特别优秀?
李飞飞:实际上,美国孩子一样优秀,进入美国最优秀的校园里,没有国际的分别,因为我相信,人是平等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因为在美国读公立学校的中国孩子,基本上也是从大陆本身最好的中学来的,把最好的中国中学生与美国大众学生比较,公平吗?如果把普林斯顿物理系的一群群小天才带到中国去,他们也一样是最优秀的。
我现在读的加州理工学院,只有千人的学生,虽然学府仅有几十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都是来自世界各国最优秀的人才。中国教育比较重视数理化。但是,我觉得优秀,不能仅仅是对数理化方面的发挥,美国孩子对社会关注,其他国家的孩子,对文学很精辟的见解,这些能力,也都很重要,综合的能力,是许多中国孩子到了美国社会上,比较之下,发现欠缺的。
陈屹视线:这里有父母本身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不同有关吗?
李飞飞:中美父母教育,不一样。拿美国孩子在讨论问题上, 与中国孩子有何区别举例:美国孩子,性格相对挑战性,而我们要听长辈的话,而他们从小听到父母说:
“表达你自己。努力表达自己要表达的东西。” 我父母给我的教育,也是我非常感激的地方。他们并不传统,而是用心培养我的独立思维能力, 创造性。我父母,不鼓励我 “墨守陈规”。
我觉得做中国孩子很苦, 考不好考试,会挨父母骂。我父母也管我,比如他们非常关心我组织的南京大屠杀会议,当时我们募集集资,募集得很苦,他们一直关心我。
我父母每一步都关心我,这样繁杂的事物性工作,肯定影响我学习,而且,那一年的学习成绩,有一门得了A-。但是,我父母什么都没有说。换了大多数中国父母,会不会是一样态度?
还有就是我只身一人要去西藏,对于我一个独女,父母的担心,可想而知。但是,我要走一条与别人不同的路, 他们理解,即使心里不愿意,也没有来阻止我。交男朋友问题,我父母也很开明,最重要的是他们对我一直都很信任。
陈屹视线:关于小留学生的年龄问题,作为过来人,你能谈谈自己的感受吗?
李飞飞:先举个例子,对美国很多高中生,高中毕业舞会,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活动之一,我没有去参加,不仅是因为当时我要回中国家乡看看,更重要的,我就是一个插班生,在一些美国文化里,我是脱节的。
由于自己的信念,我可以掌握权衡自己,但是,不是所有小留学生都可以面对的。甚至当他们失落后,就会180度转弯,抵触所有中国的文化。比如:远离中国朋友,拒绝说中国话。人只有大自卑才有大反叛,我觉得那是一种找不到 “北” 的迷失。我不得不一再说明,小孩子刚来这里, 冲击确实太大,孩子成长阶段,如果身心还不 成熟,在他们竭力想找到认同感的时候,就需要被他人认同,
如果他自身没有自信和判断能力的话,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为了被认同,而失落自己。记得当时的自己,知道自己是个中国孩子,我不怕自己的背景,而且我知道自己要什么。我要让我周围,为我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
陈屹视线:我还是想问,你这个年龄的孩子,国内都是独生子女, 只身来美国留学,父母应该担心吗?
李飞飞:完全应该担心。如果父母信任孩子的能力,孩子可以出来,如果路走好的话,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具有前途的路。即使今后不在美国留下生存,把这种精神带回到国内,也是非常好的素质培养路上的,综合财富。但是,对于有些孩子,如果你知道他的性格脆弱,那么真的要很担心。
07 生命中的转折点
陈屹视线:在你的生活中,有几个转折点?
李飞飞:十二岁,爸爸先到美国去了,我自己开始独立,开始关注社会问题。读很多书,特别是世界名著,我不可能经历许多故事,但是,世界名著里的故事,对我 的经历,就是一种积累,使我萌发了很多可以思考和把握的信念。以至于到美国受到巨大冲击后,可以应付,用综合的中西文化应付。
还有,读书给我了寄托,在我最孤独的时候,我需要书本的充实。如果我不读书,我只能去一味追求同学的认同。也许我会变的美国同学要什么, 我就去做什么,因为我心里会没有一个抓住我的东西。
我认为到美国来,是我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中国的生活,我们是相对比较好的,到了美国,17岁开始在中餐馆打工,包外卖,接电话,我看到了国内同龄人看不到的一层人,其中有从福建偷渡过来的师傅们, 那种艰辛,但是还自得其乐。从某种意义上,我很感动他们没有很高的理想信念,但是却非常朴实,踏实,为了还债,为了子女上学, 就这样做啊,做啊!
国内的生活很浮躁,尤其是九十年代的泡沫经济,城市的小孩子受到这样的冲击,不仅很震撼, 生命中最基本的朴实,愈来愈少了。
其他的几次转折点,上普林斯顿大学,组织世界 “南京大屠杀会议” 学术报告会,然后只身一人闯西藏。
我一直要走科学的路,同时对自然充满好奇。我竟然发现,自己好象走上了一个 “五四青年” 的路,我不能只当一位在实验室的科学工作者,我要做一个有文化信念、对社会关注、对人类赋予使命,作个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
陈屹视线:你在美国奋斗,尽管都是华裔,你与美国长大的ABC有何不同?
李飞飞:在美国长大的ABC,他们与我的区别,我想他们更懂美国文化,但是,大多数少了我们新移民走的艰苦路,同时,他们生活中也多了许多边缘人的感觉。 也许从幼儿园起,他们就会觉得自己长得与别人不一样,饮食习惯不一样,家里说的语言不一样;也许他们有人会在不断地提问,不断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然后,回归。
这又回到认同的话题上来,因为开始没有找到自己的特色,孩子在还没有自信的时候,需要认同,这些孩子走了一段路,知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该认同他们的人,也差不多有了, 这时他们才开始有了自信,开始回归。
陈屹视线:你自己呢?
李飞飞:我在找挑战,在挑战中,可以提升,我这种人,不是主流社会功成名就的人,十年后?也许还在为理想奋斗着。
陈屹视线:三年后你才博士毕业,你同龄人,都在赚大钱, 这没有诱惑吗?
李飞飞:我的家庭,让我体验了非常清贫的日子,我要求很少,对物质有一种超然。充实我生命的,不是钱,不是物质。真正让我高兴的,幸福的,是其他东西,比如:精神。当时住在西藏的时候,房租一个月才80元人民币,房间里没有床,我随便找来一个垫子,放在地上。没有洗澡的地方,冷风呼呼地刮,我一个人也曾经下过牧区。不通水,不通电,骑马进山里边, 我还要跟牧民一样,吃生肉。但是,我很快乐,与藏族人一起,我在学习和体验一种精神。
陈屹视线:你真的很特别?
李飞飞:也许,我是敢想,敢做的孩子。小的时候,不是一个好孩子, 捣乱鬼,常常挨老师的骂。当时,我父母并没有对我这也管,那也问,给我无限的空间,让我自己去想,即使是许多非传统的行为。假如我没有到美国,可能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我现在已经把自己容纳到一个大我,不是想自己,而是人类的角度。
遗憾的是,现在我和我昔日的朋友已经不能深入谈问题了,但是,我们还是好朋友,连接我们在一起的是亲情,彼此关心。我去西藏做研究时,大家都认为我疯了。
生命中,人要做许多抉择, 不是因为那个条件好,待遇高,就去哪里。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时,我同时得到了两个全额奖学金。一个是因为西藏研究的选题而获得的,说明自己一定要去了,而另一个是为博士生得的,要求必须马上去读。而我当时选择了前者,尽管前者的未知数太多,而且无论从物质,还是经济利益,还是辛苦程度上来说(都不如后者),但是,去研究东西医学的奥妙是我的信念。以后,去攻博士学位的时候,我也没有离开自己道路的主线。然而,后一个奖学金委员会,为我召开董事会,认为我这种情况太特殊了,竟然把这笔钱留下来了。
陈屹视线:你的专业,学业,一直使你在男孩子堆里长大,追你的男孩儿一定很多吧?
李飞飞:你觉得会有很多男孩子会喜欢我这个挑战性这么强的女性吗?我不是男孩子,还是留给男孩子回答吧。
陈屹视线:如果让你做一件事,去改造世界?
李飞飞:我会让更多的人了解东西两岸不同与相同的世界。
陈屹视线:那么媒体会起什么作用?你在中国生活了一段,讲讲你的看法?
李飞飞:中国媒体中,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很多,而民间的东西,猎奇性的故事又太多。特别把西方整个生活的方式和中国人在西方的生活奋斗经历,作为猎奇来报道,不免有些夸张。中国媒体上,过于报道类似枪杀死的女孩, 就是个人崇拜。
当今又出现海外学人,自己说自己的。比如:上名校的孩子,华尔街的勇士,让没有机会在国外生活过的人,激动不得了。这样的宣传,媒体并没有帮助国人真正了解西方世界,反而是迷惑, 真实的世界被虚荣,浮华覆盖。
提到上名牌,如果上清华,上哈佛就是才,是一个非常短见的认识。实际上,上了名牌大学,只是对你过去的一份肯定。不代表什么东西。真正的路,你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我看来,仅仅是挣一份高薪,没有理想的人,也算是碌碌无为。这是我个人的价值观。
陈屹视线:你现在生活学习在西海岸,过去曾经在美国东海岸,讲讲一东一西的文化区别?
李飞飞:西海岸带了更多的美国精神,去追梦。拿服装举例,普林斯顿校园里,穿着,带有华尔街的味道,而去西海岸读博士后,看见很多人穿得像嬉皮士,头发都染上颜色。我在东海岸波士顿听讲座时,人们穿得西服笔挺,很正规。
在加州理工学院听讲座时,我惊异地发现站在台上讲演的人,怎么是一头绿发。我想就是因为他的头发 “怪” 色, 普林斯顿大学也不敢邀请他来讲课。记得他还穿了一条高中生穿的吊带裤子。我觉得西海岸的人,由于面对更多元的文化和人种,他们的包容性更强。
硅谷之所以会在西海岸,与西海岸的文化和精神有关,东海岸就没有硅谷的形式。当然,东海岸有银行,有华尔街啦。西海岸是高级技术,它冲破许多传统的东西,勇于接受新东西。矽谷不是形式,而是内涵的文化;硅谷不是科技本身,它包容了许多文化中的精神。
陈屹视线:非常好,那么再谈谈位于东西海岸之边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两所名牌,有何不同?
李飞飞:可谓天壤之别。普林斯顿大学,250年的历史,沉淀了很多欧洲传统的文化,人文的关注,文学的功力,浓厚的学术气氛。
加州理工学院是一所全新的高科技院校,当初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挖了一堆诺贝尔奖获得人,他们带来了新观念,那就是永远追求科学领域的最高峰。
麻省理工学院在科技上更实际,而加州理工学院更加理论化,它非常专业,你受到的训练也是最严格的,这里女学生很少。
陈屹视线:谢谢你用流利的中文接受我的采访。
李飞飞:生活上的用语都是中文,但是专业用语可绝对要英文了。
作者简介
陈屹视线
【陈屹视线】1999 年伊始于《北京青年报》《北京青年周刊》10年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