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Vista看天下（ID：vistaweek），作者：叶橙子，题图来自：《小舍得》
虽然早就知道，嘲讽熊孩子已经成了互联网政治正确。
但我没想到，这届网友对“熊孩子”的定义，已经扩大到了写作业摸鱼、不够勤奋坚定的程度。
也没有想到，这届网友嘲讽“熊孩子”的力度，到了“违反校规就该死”的程度。
一群成年网友，热衷于“围攻”孩子
看到弹幕、评论齐刷刷地辱骂夏欢欢时，我一度恍惚。
夏欢欢，一个电视剧《小舍得》里的五年级女孩角色。
在互联网上，已然被咒骂成了“又蠢又不自量力的东西”，收获了国产剧中小三角色的同等待遇。
转头再顺势嘲讽一番，这小姑娘就知道哭。
另一个聪明乖巧的小孩也没被放过，没验算做错了题，一群网友仿佛手握赛博教鞭。
“为什么没有验算？不都提醒过了吗？”
如果夏欢欢是我的同事，工作时摸鱼耽误进度，还遇上难题就爱哭，那我也不想搭理她。
可问题是，夏欢欢是个五年级孩子。
对成年人要求知行合一、要求心态坚强平和也就罢了。
一个十岁左右的孩童，嘴上说要好好学习，手上忍不住掰橡皮，本该是很正常的事。在网友嘴里，却成了天大的错事。
倘若去质疑一些言论是不是太苛刻了，则一定会收到“小孩子也该懂事”的反驳。
我愿称其为互联网又一奇观，一群大人，执着于对着小孩叫嚣“对错”。
对影视剧的角色逞一时嘴快、骂的爽也就算了。
严肃的社会新闻下头，这样的言论却还在继续，甚至显得更冷漠苛刻。
不久前，有两次青少年自杀事件引起热议。
一次，是郑州的14岁女孩，在被同学举报带手机、老师进行搜查批评后跳楼身亡。
再一次，是西安的12岁女孩，被怀疑偷拿老师的钱，不愿学校通知家长。班主任给家长打电话后不久，女孩从附近公寓的20层跳楼身亡。
我本以为，在这样的社会事件面前，哪怕围观者不太关心背后的教育话题。也多少会惋惜于稚嫩生命的消逝。
没想到，这两则新闻下，网友们争论最多的还是“对错”。一个争论“该不该带手机去学校”，再进一步，“举报女孩的同学错没错”。觉得女孩带手机去学校就是违规，“没得洗”。
西安的新闻下，则是另一番争论的局面，核心是“孩子到底有没有偷钱、她是否有可能偷钱”。
虽然“偷没偷钱”是个事实判断，可这并不妨碍对事实细节一无所知的网友们进行主观推理。
“小姑娘这么害怕家长知道，一定是偷了才怕事情败露。”
“害怕反而是证明没偷，被冤枉的情况才会怕家长知道，担心家长也冤枉自己。”
讨论之热烈，仿佛这些社会新闻的重点不是“生命”，而是“是非判决”。
讽刺的是，当12岁女孩自杀的新闻登上热搜后，它所衍生出的话题依旧只关乎“对错”。
“孩子宣泄情绪有错吗”。
话题轻飘飘的，仿佛不是有人自杀了，而只是一个孩子和父母大吵一架。试图在这些事件中，纠缠“错没错”的人，不妨多问自己一句。
就算证明“孩子做错了”，然后呢？难道一个带手机上学的孩子、一个偷了钱的孩子，走向自杀的人生结局就理所当然了吗？
青少年自杀事件的悲剧性，不是因为当事人是好孩子才成立的。
譬如当网友质疑，班主任对带手机这一违规行为的处理方式不妥时。得到的反驳，是“不带手机上学的十个好处”，借此来论证女孩的举止不对。
这不免令人细思恐极，社会对孩子的容错率何时变得这么低了？低到会把孩童的生命价值，与违反校规画上等号。
被无限放大的错误
互联网上，但凡有个孩子闹腾、发脾气的环节。
总会涌出一种常见的声音，讽刺孩子“大题小做”，再在孩子身上挑一通毛病，讲一些是非对错的大道理。
甚至在青少年自杀的社会新闻下，都要多说两句“何必呢？”“真脆弱”。
孩子会这么“脆弱”，恐怕不是其自身的原因。
这个月以来的两起自杀悲剧的起因，一是带手机上学，二是被怀疑偷钱。
事件的起因，在成人社会眼中似乎“微不足道”。那到底为什么，孩子会为了“小事”害怕成这样？
青少年的心智不成熟、认知相对狭隘，固然是客观原因。埋藏更深的社会因素，却在这次的舆论场里缓缓浮现：
无论是老师、家长、围观者还是孩子本身，都下意识地认为，小学生偷钱、带手机、打碎了玻璃……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都是从小孩的阶段过来的。
多少人偷偷带过手机、mp4到学校，多少人写作业时分心，在草稿本上涂鸦画小人。又有多少人偷拿过家里的零钱硬币，偷玩过不让玩的电脑游戏。
像夏欢欢那样，这会想着必须要好好念书、求爸妈帮自己报补习班，过会热情就松懈的人，也一定不在少数。
这些的确是小毛病，但经历过的人都知道，不致命。可放在当下舆论的放大镜中，小孩做了这些就仿佛触犯了绝对底线。
有的家长会因为孩子犯错，搬出“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的俗语，恨铁不成钢地仿佛在进行命运判决。
老师会因为孩子犯错，搬出权威使出手段，目标是“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却缺乏限制与仔细思考。
就像郑州事件中网友质疑的，只是学生带手机的问题，老师或许没必要让女孩停课、叫出来批评、在全班同学面前下手搜查。
就连不少围观者，在看到这样的青少年自杀事件时，第一反应都是去反驳“小孩子做错了”。
被人回击“这种时候不该挑小孩子的对错”时，还要反驳一句，“怎么，死了之后就不能挑错吗？”
郑州女孩被挑剔的，是带手机上学违反校规，是在老师面前拒不承认带了手机，是没积极配合老师工作。
西安女孩被挑剔的，是她如果偷了钱、就是品德上的大败坏，是她试图请求老师不要联系家长、“肯定心虚”。
当成千上万的人在生死面前，都依旧执着于纠缠“错没错”、挑孩子的毛病。
你要如何让一个孩子相信，“这事没什么大不了”？
不知有多少人在学生时代极度害怕被老师叫去办公室、害怕被叫家长。也不知道多少人在孩童时期，下意识地相信：
“妈妈/老师/大家只爱不犯错的我。”
我们似乎默认，犯了一次错就会失去所有，失去关怀与宽容。
那个跳楼的12岁女孩，平常品学兼优，在所有人眼中懂事大方，她最后在本子里写下的是：
“家不是依靠，而是用假笑应对的场合。”
“我知道我只会逃避。”
“谢谢你们，路脏了，抱歉。”
成熟得不像一个六年级学生，也谨慎得不像一个孩子。
才这个年龄的孩子本可以不这么独立，本可以依靠很多人，家庭、师友、社会。但她却表现出一种落寞的游离，假笑着应对家人，没有勇气面对质疑，害怕给他人添麻烦。
我们似乎太过习惯、也太过推崇“完美好学生”的叙事，独立懂事，看不见一点童稚的影子。并把青少年时期的道德，无限延伸到人格、命运、道德。
孩子犯错了需要教导，可教导也是分方法、分层次的。一味地强调对错、放大犯错的严重性，只会让生死观仍未完善的青少年撞向极端。
被养成“完美大人”的小孩
在这些事件里，并非不允许讨论对错。
譬如对当事的家长与老师来说，要辩清楚对错就是必需的。孩子到底有没有带手机、有没有偷钱，在个人情感上直接关系着谁要为这次悲剧负责。
倒不是法律层面的负责，而是道德精神层面。
有时这甚至可能是一个互相推诿的过程，老师怨家长没教育好小孩子的性格，家长怨老师处理的太过激。
从个人情感角度，这一行为能被理解，为一条生命的逝去负责实在是一件太沉重的事，没人敢于承担。
可对围观者来说，对社会来说，纠缠于“孩子错没错”是一件意义甚微的事。
因为这就像是出了事找背锅侠，只要找到一处“不合规范”之处，事件就该就此完结撒花、终止讨论。而在青少年自杀事件中，这个背锅侠甚至找上了孩子。
“这孩子自己犯了错，怪谁呢。”
“要是他没打碎玻璃/没违背校规，不就没这么多事了吗？”
“都怪这小孩自己脆弱。”
规训，是在合力与沉默中铸就的。
在鸡娃的压力前，家长拥有了要求孩子完美的权利。在升学的压力前，老师拥有了要求孩子完美的权利。而在习惯于口诛笔伐“熊孩子”的舆论背景下，一些网友也自认为获得了要求孩子完美的权利。
这种程度的苛责，正常情况本该归属于利益分明的成人世界。却因为各种因素提前到来，加在了孩子身上。以至于小孩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到不再容许童稚，直接通向了完美大人的地步。
可期待小孩早早地遵循成人规则，本就是不切实际的事。如此苛求来的，不是什么成长，而是抑制童真、稚嫩乃至人性的假面。以至于有些孩子对“犯错”的恐惧，甚至大过了人类天然对生存的渴望。
看电视剧时，要对里头的孩子破口大骂，怨他异想天开、不通人情世故。
在社会新闻里，要对一个素未谋面的可怜孩子挑挑拣拣，怪他不守规矩、做错了活该。
现实生活中，也不乏家长或老师，将孩子的性格、稚嫩视为必须剃除的恶习。
小孩子好动坐不住凳子，会被上升到“输在起跑线”的高度。
大多数人，成年后都会有不理解曾经的自己的一刻。
或许是发现，当初疯狂想挤进的班级小团体，其实幼稚可笑。或许是发现，当初因为抄作业被叫家长这事，放在漫长的人生中平淡无奇。甚至是发现，小时候因为孤独产生的自杀想法，如今看来很不值当。
这些道理成年后想来自然无比，但要是直接对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如此灌输观点，保证说不通。
那些在成人视野中、犯错、“万恶不赦”的孩子，缺的或许只是一次长大的机会。以“对错”为准绳的思维，其可怕之处在于，当我们为他人打上“犯错”的标签，往往自恃着“正确”的立场。
宣告一个人“错了”，就像是把这一个体驱逐出社会族群之外。进而宣告，他所背负的悲剧只是个例，与你我无关。这只会一次又一次地阻碍社会问题的解决，放任某种隐患的不断恶化。
以至于许多社会事件发生时，人们只能无力地反问：
“还要发生多少次悲剧，我们才能意识到……”
其实，可以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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