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中国对澳大利亚实施的贸易制裁接连打击了一个又一个行业。从龙虾、牛肉到红酒和大麦，澳大利亚还有更多产业正沦为贸易烽火下的牺牲品。
在霍巴特机场附近的一间养殖厂，几名工人按大小、颜色和等级对南澳岩龙虾（southern rock lobster）进行分类。
这间养殖场的蓄养池中约有1万只美味的南澳岩龙虾，总重量为7000公斤。直到近期，96%的南澳岩龙虾出口被销往中国。
“我们的龙虾品种在中国有相当长的消费历史，”这家养殖场的负责人迈克尔·布莱克（Michael Blake）说。
“红色的龙虾，名字翻译过去带有‘龙’字，在中国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中国人表达对方显贵的方式，就是在外面请客吃饭时给他点一只昂贵的澳洲龙虾。”
去年11月，澳洲龙虾对华出口戛然而止。对企业来说，失去中国市场带来的是毁灭性的打击。
随着北京和堪培拉之间的敌意日渐升高，中国对澳大利亚多个行业实施了一系列贸易制裁，并对一些澳大利亚产品提出指控。
中国当局声称一批南澳岩龙虾检验样品中的重金属镉含量超标，此举令人震惊。
实际上，这一贸易在当时已被中断，而价值数百万澳元的活龙虾在中国的停机坪上“搁浅”，等候海关放行。
“南澳岩龙虾作为一种冷水海鲜，体内竟然含有镉——这让我非常震惊，”布莱克说。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四角方圆》（Four Corners）节目了解，澳大利亚政府机构在南澳岩龙虾中没有检测检出重金属污染的证据。
失去中国市场的龙虾价格已然崩盘。对捕捞龙虾为生的渔民来说，以前能卖80澳元甚至更高价格的龙虾，如今已跌到低至25澳元，几乎是在赔本。
塔斯马尼亚龙虾捕捞船队约有150艘渔船，布莱克担心，其中三分之一会退出龙虾捕捞业。
“我现在觉得自己更像个心理咨询师，而不是加工业者，”他说。
“每天我都在回电话……就连昨天晚上，有个渔民在电话中向我哭诉，问我该怎么弥补他的开销，但这才只是个开始。”
布莱克说，他花了很多时间安慰焦虑苦恼的渔民。 Four Corners: Harriet Tatham
龙虾只是中国贸易制裁打击的众多产业之一，其他行业还包括牛肉、葡萄酒和大麦。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罗里·梅德卡夫教授（ Rory Medcalf ）认为，中国正试图胁迫澳大利亚“从根本上服从中国的利益”。
虽然中国坚称依法实施这些手段，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一系列制裁是北京惩罚澳大利亚的一道武器——因为澳大利亚采取了令中国不悦的政策及立场。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The 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主任葛丽珍（Jane Golley）教授说：“在我看来，它仿佛就是惩罚。”
澳大利亚本地市场的需求不足以维持龙虾产业的运转。 Four Corners: Harriet Tatham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只会更糟。”
布莱克对中国最高领导人享用他的龙虾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时，我们供应了这个养殖场的龙虾给他和塔斯马尼亚州政府的官方宴会。”
但如今，这个产业却沦落至此。
龙虾原本能以不菲的价格活体出口到中国，如今却只能煮熟了夹在面包里，拿到澳大利亚各地的体育赛事或路边餐车上贩卖。
但在霍巴特以北两千多公里的卡西诺（ Casino ）——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河流（ Northern Rivers ）牛肉加工地带的重镇，牛肉产业沦为这场贸易战的另一个牺牲品。
在去年的贸易制裁袭来之前，牛肉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农业出口产品，当时的对华出口正大幅飙升。
去年5月，中国暂停进口澳大利亚最大的肉类屠宰合作企业以及昆士兰州的三家大型肉厂的肉品。
西蒙·斯塔尔（Simon Stahl）是牛肉加工行业的资深业者，也是北方合作肉类公司（Northern Co-operative Meat Company）的首席执行官。谈到中国采取的举措，他在言语间透露出的谨小慎微仿佛是位外交官员。
“国与国之间要有必要的外交手段，这是必然的。但将之袒露在公众面前或来一场公开博弈，我认为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我非常专注于我必须在这进行的工作——在去骨车间、卸货车间，确保当产品离开这里时，符合世界各地的市场的接纳标准，包括中国。”
中国停止进口北方肉类合作公司的牛肉，指称其原因是由于一些牛肉的包装纸箱上的标签有误。过去，这种技术漏洞只要几个月就能解决。
可是这一次，时隔近一年却毫无进展，中国官员甚至连电话都不接。
“这令人极为沮丧，”澳大利亚肉类产业委员会（ Australian Meat Industry Council ）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哈钦森（ Patrick Hutchinson ）说。
这场贸易中断迫使澳大利亚的肉制品加工企业损失了10%的贸易额。
“通常的话，我们都有强有力的沟通渠道…… 这次却都销声匿迹了。对这个产业而言，这令我们担忧。因为我们高效运作的贸易取决于双方的对话。”
“如果没有对话，那么想要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话的中断亦一路蔓延到了两国部长级的官员之间。
今年1月，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丹·特汉（Dan Tehan）致信中国商务部长，希望就两国贸易问题展开“对话” 。但他至今仍未得到回应。
斯科特·沃尔德伦博士是研究中国和农业方面的专家。 Four Corners: Stephen Long
斯科特·沃尔德伦 （Scott Waldron）在澳大利亚的“牛肉之乡”长大。
他是一位农业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和昆士兰大学的研究员。
他说：“中国在2020年对澳大利亚设置的贸易壁垒实际属于经济胁迫。”
去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呼吁对新冠疫情的起源展开独立调查——这通常被认为是引发澳中全面贸易战的催化剂。
事实上，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仅根深蒂固，而且十分持久。
“中国的目的是让澳大利亚做出政策转变，包括在南中国海、香港、新疆、华为和反外国干涉等议题上，”沃尔德伦博士说。
沃尔德伦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其认为会威胁中国利益的任何行为进行报复，贸易制裁则源自于此。
“这种所谓的斗争姿态已经深入党内……包括商务部和国家海关和检疫总局。”
他说，中国官员几乎没有与澳大利亚贸易官员达成谅解的积极性。
“这实际上可能会损害你自己的利益。”
芭萝莎谷（Barossa Valley）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葡萄酒产区，其品味浓郁的红葡萄酒享誉世界。
去年11月底，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加征关税，芭萝莎成为受影响最大的葡萄酒产区。
在加收关税之前，40%的澳大利亚葡萄酒和50%的红酒都出口到了中国。现在，出口份额几近归零。
澳大利亚葡萄与葡萄酒协会（Australian Grape and Wine Association）的负责人托尼·巴塔格伦（Tony Battaglene）表示，212%的关税已然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我们不得不为价值11亿澳元的葡萄酒另寻出口市场。”
赵爽（Jason Zhao）在南澳拥有的澳麒酒业（Orchid Wines）坐落于山丘之间，在芭萝莎镇区上方。
澳麒酒业的执行总监赵爽。 Four Corners: Harriet Tatham
16年前，赵爽从中国来到阿德莱德，深造他的酿酒专业。
毕业后，赵爽先后为两家葡萄酒厂商工作，之后创办了自己的企业，从事葡萄酒的生产、灌装及出口。
他利用人脉和知识开辟了对中国的出口市场，但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使澳麒酒业陷入险境。
他的库房中储存了数千瓶葡萄酒，现已无法出口。
“我们的业务下跌了95%，”他说。
“我们只剩下5%的业务，向英国和美国市场出售桶装葡萄酒。
“这点业务不足以维持企业的生存。”
在整个芭萝莎地区，大量来自中国的投资注入了当地的葡萄酒业。而讽刺的是，中国的贸易制裁为中国移民和中国公民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赵爽的父母退休后移居澳大利亚，与儿子一家团聚。他在重振企业经营的过程中借鉴了父母的意见。
赵爽的父母， Yingchun Wang和 Zhiyi Zhao在澳麒酒业的葡萄酒庄中经营一家包早餐的小旅馆。 Four Corners: Harriet Tatham
赵爽和父亲 Four Corners: Harriet Tatham
“我的父母仍然在鼓励我，说：‘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好好干，做对的事情，总有一天会雨过天晴。’”
“‘脚踏实地，努力工作，继续努力。’”
赵爽的酒庄所在的山丘之下就是历史悠久的塔努达酒庄（Château Tanunda），建造于1890年代。
现在，这个酒庄和以其命名的葡萄酒品牌由约翰·盖博（John Geber）掌管。
约翰·盖博是历史悠久的塔努达酒庄的老板。 Four Corners: Harriet Tatham
中国加征葡萄酒关税前的十几年间，塔努达酒庄投入了15%的利润，煞费苦心地和中国搭建关系。
酒庄内有一张供人观赏的照片，将从前的好光景定格了下来——在2014年的布里斯班G20峰会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举杯，品尝了塔努达酒庄出品的获奖葡萄酒。
“那是非常令人自豪的一刻，”盖博说。
在布里斯班举行的G20峰会上，塔努达酒庄向世界领导人展示了自己的葡萄酒。 Four Corners: Harriet Tatham
和其他一些企业一样，塔努达酒庄也配合了中国的调查行动，并向中国官员公开了账目，希望能反驳中国方面的指控——中国有关部门表示，澳大利亚葡萄酒以人为造成的低廉价格向中国市场倾销。
“它是正式的调查和谈判，远比别人收购我的企业或我们收购别的企业要做的尽职调查困难多了，”他说。
作为回应，中国将向塔努达酒庄加征的关税略微降至160%。但这仍然足以扼杀塔努达酒庄与中国的贸易。
“你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了，但在某天下午突然被人一记重拳击倒。这种感觉真的很难受，”盖博说。
“同样，这是场持久战。”
中国最近宣布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关税的措施将持续5年。
在整个芭萝莎谷，所谓以人为低价倾销葡萄酒的指称令多家葡萄酒生产商困惑不解。
沃尔德伦博士说，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业的指控是在“以假乱真” 。
“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葡萄酒价格比卖到所有其他主要国家的都高。”
“比[出口到]法国、智利或西班牙的都要高，比中国国产葡萄酒的价格高好几倍。”
澳大利亚打算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中国加征的葡萄酒关税提出挑战，但这一过程可能需要花几年。
从珀斯往东南方向驱车约四个小时就是盐湖（salt lake）地区。那里的环境看上去恶劣严酷，也许不像鱼米之乡，但却是盛产谷物之地。
人们称这个地区为小麦种植带。但近年来，中国对大麦的需求激增推动种植者从中获利，尤其是用于酿酒的优质麦芽，利润丰厚。
整个生产程序都是为了销往中国。
去年五月，中国称澳大利亚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中国市场倾销大麦，对澳大利亚大麦征收80%以上的关税。盐湖地区的对华出口策略面临风险。
道格·史密斯（Doug Smith）是西澳谷物集团的负责人，他在这片土地上耕耘了43年。
“这造成的影响巨大。我们的对华出口以此告终，”史密斯说。
宣布征收关税的时机让情况雪上加霜，当时农作物已经下地。
“这是战术吗？我觉得是，”他说。
“全澳向中国出口的大麦约600万吨。仅西澳州就出口了约350万吨。
“因此，我们放弃了所有其他市场，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种植能力只够满足中国市场。”
为反驳粮食以低于成本价对华倾销的指控，澳大利亚出口商提供了详细的信息，但不是被驳回就是被忽视。
但不幸中的万幸是，澳大利亚的大麦后来找到了新的出口市场。在制裁面前，这证明了这个产业链拥有卓越的弹性和修复能力。
但讽刺的是，澳大利亚去年的对华出口总值反而有所增加，这主要由中国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需求所推动。
如果说这些贸易制裁的部分目的，是激起受影响行业对澳大利亚政府进行游说，令其软化对华政策，平息中国的怒火，那这一策略基本上以失败告终。
“那些受到影响的行业与我接触时，态度都很谦恭，”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丹·特汉说。
“其中一些行业受到的损失相当严重，但他们明白，澳大利亚的主权非常重要。这些行业努力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
澳大利亚政府抵御了来自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却不会为那些因中国的惩罚而无法维持生计的众多经营者买单。
但是，澳大利亚政府不但没有在中国的经济施压面前屈服，反而加强了力度。
上周，它以国家安全为由废除了维多利亚州政府与中国达成的“一带一路”协议，此举或将引发更多贸易报复行为。
在南澳岩龙虾捕捞和葡萄酒酿造等行业，严重依赖对华出口的企业将难以生存。
尽管困难重重，但一些损失最大的商家却说，澳大利亚别无选择，唯有坚韧不屈。
“遗憾的是，”迈克尔·布雷克说，“为了我们的民主，为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为了我们所珍视的澳大利亚的一切，我认为澳大利亚需要为自己挺身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