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产业间转移的背后，是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父辈的职业路径选择。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制造业的困境在于“技工荒”，因此这部分流出的劳动力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制造业的发展。
现状：近四成新增外卖骑手来自工人
据国家邮政局官方最新数据，2020年1—10月，中国快递业务总量累计达到643.8亿件，业务收入达到6909.8亿元。研究机构统计，根据相关数据，早在2019年，我国快递业务从业人数已突破1000万人，其中餐饮外卖员总数已突破700万人。
（图片来源：国家邮政局）
2020年的疫情加剧了劳动力产业间的移动，某平台曾公布数据：疫情期间两个月内新增骑手58万人，其中40%来自制造业工人。美团新增骑手33.6万人，饿了么新增骑手24.4万人，这些新增骑手中制造业工人占比为40%，成为新增骑手的主力军，餐饮服务业紧随其后。
早在二三十年前，“去沿海地区工厂打工”还是许多待业青年（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第一选择，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把到大城市送快递、送外卖作为优先的职业选项。有外卖骑手表示，“宁愿外卖拿三四千元的工资，也不愿意去厂里拿五六千元的工资”。
从工厂流水线上的“打工仔”，再到奔驰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各路骑手，互联网技术迭代下，外卖员已成为我国制造业工人转行的主要选择之一。我国急速壮大的互联网服务行业，如同一块迅速膨胀的海绵，正吸纳着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工人选择送外卖？
从工厂工人到外卖骑手，劳动力产业间转移的背后，既有工人们对提高经济收入的渴望，也有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截然不同的职业路径选择。
收入，是影响就业意愿的最大因素。《2018年送餐员就业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外卖骑手平均月薪为7750元左右，在杭州等外卖需求大的城市，骑手平均薪资能达到9121元。
反观传统制造业则是另一番景象，在各大招聘网站上检索，很少看到会有企业以七八千元的薪酬去招聘普通工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0494元，绝对薪资不及快递外卖员群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经济研究室主任王智勇认为，去年有“近四成新增外卖骑手来自工人”是疫情期间出现的特殊情况。疫情中许多制造业工人处于停工状态，而恰好疫情期间正是快递、外卖行业大幅增长阶段，人们需要通过网络消费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为了获得经济收入，大量制造业工人流向快递外卖行业。
（疫情期间外卖骑手到餐馆取餐）
王智勇表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如今新生代的农民工，大多不再愿意遵循父辈的工人职业路径。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08年至2018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平均年增长率为-2.84％。虽然农民工的总量仍在逐年增长，但农民工占整个制造业就业总人数的比例则呈现下降趋势。
“新一代农民工大部分从小就随父母生活在城市，相比起农村，他们更熟悉城市的生活。”王智勇说道。此外，由于从小就接触网络，他们的信息来源更加广泛，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也要远远强于父辈。
新生代农民工向往大城市和新兴行业，但普遍的初高中文化水平使得他们无法走入互联网行业的核心岗位，因而“互联网+”新业态中大量新兴的基础性岗位，成了他们中多数人的职业选择。
美团外卖和饿了么2019年发布的官方数据证实了这一点，在美团外卖的400万名骑手中，20-40岁的骑手占比高达83.7％；在饿了么的300万名骑手中，平均年龄31岁，“90后”占比约为47％。
此外，与工厂里定薪不定时、流水线上无自主性的“螺丝钉”工作相比，外卖骑手工作时间自由、多劳多得等优点，获得了更多新生代农民工的青睐。
专家：这部分流出劳动力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制造业的发展
王智勇表示，年轻一代不再愿意进工厂，除了收入、个人意愿等方面的影响，也和我国制造业自身的升级换代息息相关。
从2008年开始，我国制造业开启智能化转型，自动化生产流水线成为大多数加工工厂的标配，大大削减了工厂对普通劳动力的用工需求。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一份调研报告中提到，根据课题组对国内2000家企业的调研，新技术应用带来的制造业普通劳动力岗位的替代率为19.6％。
（江苏某邮政快递物流中心内的AGV搬运机器人正在分拣邮件）
“制造业的确存在‘用工荒’，但是对普通工人的需求没有那么明显，而是对技工的需求非常急迫，有些工厂甚至开出月薪一万五依然招不到技工”，王智勇表示，尽管目前有一部分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出进入服务业，但这“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制造业的发展，因为制造业本身也在不断提高对劳动力需求的门槛”，未来知识型、技能型的劳动力将成为主流。换言之，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困境在于“技工荒”，即高质量技能人才的匮乏。
全国政协委员、中石化茂名分公司首席技师张恒珍，此前也曾向央视网记者表达过同样的担忧。作为制造业大国，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口总量的比重仅为26%，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总量的比重为28%，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尽管当前企业为技工提供了相对较高的薪资水平，但大部分年轻人依然不会将其作为优先职业选项。张恒珍表示这其中有多重因素的影响，譬如与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相比，技能人才认同感、获得感不强；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观念尚未根本改变，进门就见“天花板”的未来，让很多年轻技工望而却步等等。
张恒珍认为随着产业转型升级，自动化、信息化技术应用于生产日益成熟，对技能工人提出更高要求，当前我国培养高质量技能人才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当务之急就是要完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建设，做好职业技术教育，供给高质量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