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越来越少的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向互联网行业和服务业，中国制造业的危机，才刚刚开始。

这里有工资高低的问题，却不仅仅是工资高低的问题，而是整个系统需要迭代升级的问题，而且时不我待，非常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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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工太难！

制造业招工，太难。

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在很多制造业发达地区，招工难的现象存在多年。有的企业为了留住一线工人，只能采取不断涨薪策略，还有的甚至将稳定员工写进了企业战略。



浙江省慈溪市某企业负责人胡力君表示，我们在去年工资基础上，增加15%到20%工资。

“招一个技工，可能每月15000元也不见得能招到。”

还有媒体报道，近日江苏一家电子厂以月薪8000元招来的普工工人，刚到现场就被隔壁电子厂以月薪1万元抢走了。



一边是毕业生难就业，另一边却是大批工厂难招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劳动人口规模近9亿，这么多的劳动力都去哪了呢？

快递、外卖和网约车等互联网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当下，职场新人有了更多选择。

中国急速壮大的互联网服务产业，如同一块迅速膨胀的海绵，正吸纳着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昕表示，快递行业有一个特点是，第一上手快，第二可以掌控自己挣多少钱，而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过一种自己能够掌控的生活。

2019年，中国快递业务从业人数已突破1000万人，餐饮外卖员总数已突破700万人。2020年的疫情更是加剧劳动力产业间的移动，某平台曾公布数据：疫情期间两个月内新增骑手58万人，其中40%来自制造业工人。

制造业招工遇冷、互联网就业火热，这一冷一热之间，其实是大时代变迁下的人们就业观念的转变。

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8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平均年增长率为-2.84％。新生代的农民工，大多不愿意再遵循父辈的工人职业路径。2019年，美团外卖的400万名骑手中，40岁以下的骑手占比高达83.7％。

制造业工厂智能化、自动化设备日益完善，也在削减普通工人的岗位。牛津经济研究院2019年曾发布报告指出，新安装一个机器人将会削减1.6个岗位，到2030年，全球制造业就业将因此减少2000万。

虽然机器能取代大量普工需求，却依然难以撼动很多高级技工的岗位。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其就业门槛逐年提高，知识型、技能型劳动力将成为主流。但传统意义上，技术工人三年出徒，十年出师，高级技术工人的培养，的确比快递小哥要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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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发生了什么？

那么，何以至此？

第一，薪水低的问题。相当一部分制造业的工资和物价、房价比起来，确实还是偏低。某著名企业家说：“员工为什么辞职？两个原因，钱没给够，心委屈了”。钱的问题是非常关键的。

根据《功夫财经》此前报道，相比之下，德国工人的收入就非常不错，有的德国工人的工资比公务员、教授还高，既然收入高，当然就不愁招不到人。

在小学这个环节，德国孩子就实现了分流，这当然也是有利有弊，适合读大学的去了文理学校，适合做技工的就进入另外的两种学校，但这只是分工不同，不意味着从此之后人生的成败和收入高低。

德国有两类大学，一种是我们熟知的普通大学，还有一种是应用技术大学，而后者的学生似乎找工作更容易，也有人做到大企业高管的位置。

个人展望未来，去工厂当个工人也挺好的，买得起或者租得起房，35岁之后只要不太作能完成工作任务，合格工人大概率可以干一辈子，那就安心干活。

德国的工业为什么强大？原因之一是：有一个强大的体系为工人提供至少中等的生活条件，工人可以非常安心，而不是总想着发大财，或者今朝有酒今朝醉，送完外卖就去睡。

这不是单个的企业努力就能完成的体系建设，需要更多力量，包括教育、医疗、民政、住建以及其他部门在一个顶层设计下有效运转和查漏补缺。

第二，人口。

这部分影响在日本已经显现。2019年，日本调查公司帝国数据银行的统计显示，由于少子老龄化加剧，日本的百年老店后继乏人，倒闭、歇业及解散数量呈加速之势。

而日本中小企业厅的数字显示，到2025年，超过70岁的中小企业主将达到245万人左右，其中半数还没有确定接班人。

中国和日本并不完全一样，但有两点和日本是很像的：少子老龄化，年轻人不愿意进传统行业。

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仅为1987年（近40年人口出生最高峰年份）的58%左右。截至目前，2020年的相关数据尚未公布，但受疫情等多因素的影响，多个城市发布的数据下滑幅度均达到1~2成。

根据《第一财经》的采访，人口专家、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说，在生育政策没有调整的情况下，按照目前的趋势，未来“十四五”期间的年出生人口很可能跌破1000万大关。

董玉整分析，这几年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趋势太快了，“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一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如果不到1000万的话，这是一个什么比例？分到31个省份，每个省才多少数量？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可能用不了几年，我们的总人口数量就可能出现负增长。

首先是主观原因，现在人们的生育意愿中，一部分人怕生，也有一部分不想生，整个生育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

客观原因就是，育龄妇女数量在减少，就是可以当妈妈的人减少了。再加上现在不少人的婚恋主动性又不够，婚期越来越推迟，结婚年龄大都在30多岁左右，这样每年的实际育龄妇女就更少了。

03

怎么办？

那么，面对制造业的危机，应该怎么办——

增加福利。

首先是待遇上的福利。

比如上述的德国，医疗、教育免费，每周工作四天，平均一天工作时间7个小时，每年享受六周带薪休假。

让工人不为房子发愁，不为教育医疗发愁，甚至总收入、幸福感、获得感至少在社会中处于中位数，否则就不要怪年轻人奔向互联网公司和服务业。

其次是生育福利。

事实上，近期以来，关于全面放开生育话题，持续引发热议。

4月14日，央行官方微信发布工作论文，直指我国面临的人口严峻形势，直指应该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不要再犹豫观望已有政策效果，要趁着现在部分居民想生又不让生时放开，等到大家都不想了再放，则没了用处。

另一方面大力鼓励生育。要创造良好的生育环境，切实解决妇女在怀孕、生产、入托、入学中遇到的困难，让妇女敢生、能生、想生；倡导生育不仅是父母和家庭的事，而且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现在，关键是要分析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想生这个问题。”董玉整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生育、养育、教育、托育成本太高，在时间精力、经济等方面都顾不过来。与其说不想生，实际上是不敢生。在现在的年轻父母中，生育的意愿并没有很好地被释放出来，所以很大程度上还是生育政策的配套问题。”

“我们只有把生育、养育、教育、托育等人民群众所关心、所纠结的现实问题，一个一个的解决好，把我们的年轻父母从生育、养育、教育和托育等环节的压力中解放出来，这样的生育政策才能真正起到释放生育动能的作用。”董玉整说。

董玉整还分析说，现在年轻的小两口都要上班、工作，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来养育孩子。这也是为什么要把托育服务提高到一个高度的原因。通过努力，要有一个机构力量能够把年轻父母从带孩子中解放出来。在教育方面，现在小孩子时间很紧，休息不够，父母搞得很紧张，没有时间休息，学校里很多课程，很多任务，放学回家还要叫父母去做，把父母全部拴住了，这样怎么行？所以教育也要改革，要把父母解放出来。各种培训班、补习班也要规范和减少，不然负担太重了，也偏离了素质教育的初衷。

此外，还要努力实行包括家庭税收政策、弹性坐班制等积极措施。“这些都需要整个社会系统的支撑，从各个方面解除年轻父母的各种后顾之忧，增强家庭的生育养育教育能力，增强家庭的综合发展能力。这样，我们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才能取得一定的积极效果。否则，仅仅停留在放开生育政策层面是不够的。”董玉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