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逗笑这门生意，已经到了最好的时代。”确实，人们对笑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强烈，带动了相声、综艺、话剧、电影等多样化的喜剧表演形式的发展。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桃子酱，原文标题：《“复兴”的国产喜剧，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喜剧行业近期的动静，可以用“打破次元壁”来形容：
许知远上了《吐槽大会》，虽说他的发言稿大概率不是他写的（严重怀疑他并不知道谁是张大大），但文化偶像ד粗鄙的大众文化”（脱口秀演员呼兰对本行业的自黑），达成；
范志毅在《吐槽大会》上（又是《吐槽大会》！）怼中国男篮“脸都不要了”，体育名宿×脱口秀，达成；
丁真在自己的抖音直播间哼唱来自电影《你好，李焕英》的“老妹儿呀，你等会儿”，并与贾玲、张小斐互动，新晋顶流×喜剧演员，达成。
数年前，浙江卫视原总监、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夏陈安就有一个看法：“把人逗笑这门生意，已经到了最好的时代。”确实，人们对笑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强烈，带动了相声、综艺、话剧、电影等多样化的喜剧表演形式的发展，喜剧行业及从业人员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比如，许知远的北大学妹李雪琴。
也因此，有人说，喜剧复兴了。
“有意思”和“有意义”
近期喜剧行业还有一件“活久见”的事——久违的陈佩斯再次登上荧屏，成为综艺节目《金牌喜剧班》站C位的导师。
陈佩斯还是那个陈佩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阐述了何为喜剧，以及当下喜剧创作存在的问题。
喜剧艺术是笑的艺术，陈佩斯说，“笑”这个行为本身有一定被动性，有一个刻意的目标——为了达到双方人际关系的和谐。因此，“不是喜剧有多重要，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特别重要，所以喜剧的‘笑’很重要。我们经常谈什么样的笑是高级的或者低级的，我觉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人群必须有效”。
喜剧的“有意思”和“有意义”并非势不两立。喜剧的第一目的是让观众笑，这就是“有意思”（创作性）；但让观众笑又不是绝对目的，要有高度，这就是“有意义”（思想性）。陈佩斯认为，首先要让观众笑出来，“如果你不能让观众笑，那么思想性就更提不上了，高度也是攀不上去的”。
同时，也要避免过度强调思想性，用“高度”来指导创作的倾向，因为这样一来顺序就颠倒了，而且“有的思想性很强的东西，未必适合舞台的表现、戏剧的表现和艺术的表达”。所以，他的建议是：创作性和思想性一定要统一，千万不要把目的当成方法。
陈佩斯注意到，现在的喜剧创作，不太注重结构，不太注重讲故事，更多的是想着抓包袱和所谓“笑点”——也就是说，迎合并满足观众的娱乐消遣需求。
正如英国学者詹姆斯·萨利所言，“我们当下身处的这个时代即便不是沉闷，至少也算不上是欢乐的时代”，在这个工作和生活节奏加快、一切都处在变动不居的不确定状态的时代，人们普遍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紧张、迷茫和孤独，需要用“笑”来完成对现实的消解和逃避。
以喜剧电影为例，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克认为，“喜剧自身具备的广泛的适应性，使得其几乎可以成为各种类型电影的万能调料。喜剧元素特别是其中如幽默、戏仿、滑稽等策略所指向现实生活的宣泄、快慰、游戏、讽刺、消遣等功能，也被越来越多的普通观众所接受”。人们对其他喜剧形式的沉迷，也存在类似的心理机制。所以，有观点认为，喜剧与当代中国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心理契机，人们倾向于向喜剧“求乐”。
但是，喜剧要激发的，不应该仅仅是生理层面上的“笑”，还有真正的心灵层面的欢乐。“喜剧主创人员只有发现并在其作品中艺术地展现现实生活荒诞、错位的存在及可能性，才能让观众产生情感的共鸣。”学者滕斌在论文《新世纪以来大陆喜剧电影的美学症候、文化透视及理论省思》中写道。
喜剧的第一轮高潮
1994年，还在上高一的郑猛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了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他清楚地记得，那是《我爱我家》的第5集：因为家里装修，由韩影扮演的和平妈到傅家暂住，老太太第二天早起晨练，唱着“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姆们姆们姆们”（姆们，“我们”之意）。这一集还有一个彩蛋：老太太想看《渴望》（韩影主演），和平调了一圈，电视上播的全是《爱你没商量》（宋丹丹主演）。
郑猛从此“入坑”，成为《我爱我家》的铁粉。他赶上的,正是中国喜剧创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第一轮高潮：1984年，陈佩斯、朱时茂在春晚上表演《吃面条》，标志着“小品”的诞生。此后，陈、朱二人十次登上春晚，成为那个年代家喻户晓的喜剧演员。1994年播出的《我爱我家》，则将来自美国的情景喜剧变成了中国人的“下饭剧”。
美国情景喜剧一般使用预先录好的笑声，即“罐头笑声”。英达拍《我爱我家》，有一个创举就是请观众到现场观看，呈现真实的笑声。郑猛还原了当时拍摄的情景：早期找观众非常困难。有时开拍前一看观众席位太空，林丛等剧组人员就只得在附近临时找人，逢人便问：“您有时间吗？请您看个戏去。”当时人们还不了解什么叫情景喜剧，一时说不清楚，林丛就说，是宋丹丹演的喜剧。
观众还有分爱笑和不爱笑的。《我爱我家》头40集在北京工运学院（现在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拍，现场观众也多半是工运学院的学生，英达发现，理工科学生不太爱笑；后来转到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拍，观众气氛就好了很多。另外，和女性观众相比，男性观众不大愿意笑出声来。开拍前，英达如果看到女观众居多，心里就特别踏实；如果男的多，他就觉得“坏了”。
英达坚持用现场笑声，目的是营造戏剧的陌生化效果，或曰间离效果。“情景喜剧从始至终都是让观众明白这是在演戏，因为里边表演上的分寸、剧情上的合理性，包括现场的笑声，都在提醒你这是假的，玩儿呢。”英达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表示。
如果演员经验不足，或者包袱本身质量不够，行话叫“软”，是不能见观众的。而在现场“咔嚓”一下把观众逗笑，用编剧梁左当时的话说，叫“大雷子”。葛优参演的《不速之客》那两集（就是出现“葛优瘫”名场面那两集），葛优穿着破烂衣服一露面，台下观众反应热烈，台上其他演员也忍不住笑场，只有葛优一个人绷着。
英达堂弟、《我爱我家》剧组成员英宁曾有一个说法：只要《我爱我家》有一天还在电视上播，就是情景喜剧这个行业的悲哀。
有需求就有生意
喜剧成为一门生意，要从2003年说起。
这一年，“北京相声大会”正式更名为“德云社”，包括郭德纲在内，一共有十几名成员。初创期的德云社，演员不固定，工资也不固定，演多少场就拿多少场的钱。至于贾玲，她那一年还叫贾裕玲，因为参加北京电视台承办的相声小品邀请赛，她跟郭德纲有了第一次交集——科班出身（中央戏剧学院相声班）的她，拿了一等奖；而第一次在电视上说相声的郭德纲和于谦拿了三等奖。
之后，两人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德云社真正做到了“让相声回归剧场”，贾玲则改行当了小品演员，活跃在电视上。后来，在郭德纲主持的《今夜有戏》上，贾玲曾“控诉”郭德纲抢了她的饭碗：“在北京或者全国各地拿不出大台面的那些地儿，都特别认你，演得特别火。人家一说，我们想找一对相声演员，那肯定是郭德纲呀，所以挤对得我们就只能上台面去了。”
贾玲说的“上台面”，指的是上电视、上晚会。她正是喜剧综艺于2013年前后兴起并形成爆发式增长的见证者之一：2012年，东方卫视推出《今晚80后脱口秀》；2014年，东方卫视用做《中国达人秀》的成功经验，推出《笑傲江湖》这档素人喜剧选秀类综艺。
随即，更多卫视和制作机构加入。2014年，一共出现了近20档喜剧综艺节目，业界将之称为“喜剧节目元年”。以往在春晚、大型晚会上才能看到的相声、小品等喜剧节目，成了高频次的周播节目，贾玲这样的喜剧演员也在忙着上节目。
同样在2014年，《奇葩说》推出第一季，它是初代网综的代表；3年后，《吐槽大会》第一季、《脱口秀大会》第一季相继上线。《吐槽大会》的主创说，希望通过节目抓住那批年轻、具有挖掘潜力的受众，因为吐槽是年轻人已经很熟悉的东西。
其实，《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不应该被称为脱口秀节目，因为脱口秀（talk show）指由主持人带着嘉宾对谈的电视节目，比如之前的《锵锵三人行》；这种单人solo的表演形式，应该叫“单口喜剧”（stand-up comedy），也就是黄子华那种“栋笃笑”。
既然人们对被逗笑有需求，这就能成为一门生意。这是一个信息流密集的世界，只要善于发现，处处皆有笑点。比如，史里芬的“B级旅游”vlog，“每两秒钟出现一个笑点”；再比如，各种bot账号，不乏沙雕欢乐向、萌宠向等垂直领域，各取所需就好。
西班牙心理学家贝戈尼娅·卡贝罗有此说：“我们洞穴时代的先人们在从巨大的危险中逃脱时，一定会面带笑容。幽默感能够帮助我们幸存。”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幽默感和小小的快乐，祝大家开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桃子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