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发生的悲剧,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4月5日,一位姓金的卡车司机在唐山市丰润区的超限检查站内喝下了农药。自杀之前,他因为“北斗掉线”被罚了2000块钱。

这里面所谓的“北斗”,其实是个车载的卫星定位记录仪。

从2013年开始,交通运输部就公布了《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大货车必须安装、使用卫星定位装置,并接入道路货运车辆公共平台。

等到行驶数据接入平台后,再遇到超速、疲劳驾驶的情况记录仪就会给出提醒,比如每过几小时要休息20分钟,信号掉线了会有警告、时间长了还会被罚,整个流程也还算清晰。

不过在实际生活中,这事的执行却有不少问题,主要是这东西有点死板:硬性规定的休息时间不满足,要罚款记分;设备、技术原因导致了信号掉线,检查时更是免不了处罚,被卡车司机们没少吐槽。

关键是近几年,运输行业确实是不太好干——

运费一年比一年少、成本一年比一年高,菜叶不新鲜不算绿通,车厢里放块篷布还得算“混装”,稍有不慎就是各种费用和罚款,实在是防不胜防。

就像这位姓金的大叔在遗书中说的那样——“今年51岁,干运输10年了不但没有挣到多少钱,反而落下一身病,三高心脏也坏了,面对这样的身体也得坚持工作”。



等到了最后,这两千块就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实在是有点辛酸。所以这事一经报道,就在网上炸开了锅。

一开始,还只是有着相似经历的司机师傅们在新闻下面倒苦水,紧接着,各式各样的诘问声就接踵而至了,再后来,矛头甚至直指北斗系统本身。

逼不得已之下,新华社发了篇“北斗不该背锅”的社论,中科院的科普杂志也让工程师们发声澄清“误会”——说句实在话,千辛万苦换来的北斗系统真的是重若千钧。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北斗是干吗的。

在北斗成功组网之前,卫星导航是被美国抓在手里的一把利剑。

1991年,海湾战争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卫星导航的强大威力。在GPS的指引下,战斧导弹如手术刀一般精准地击中了千里之外的军事目标,直接改变了战争的进程。

如果说波斯湾的导弹仅是一道惊雷,那么两年后的银河号事件就是敲在中国人心中的一记重锤了。

1993年,一艘从大连驶向伊朗的中国货轮被扣在了公海上。美国人先说船上有违禁化学物品,后来还关掉了货轮的GPS导航系统,让偌大的一艘船在海上成了“瞎子”,不得不接受屈辱的登船检查。

打从那时候起,卫星导航系统的研究就被提上了日程。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找上了还算中立的欧洲人。咱们有技术瓶颈、欧洲缺研发资金,本来双方也算是一拍即合,约定由中国出资2亿欧元获取“伽利略”20%的所有权和100%的使用权。

不过这事最后没成,当时欧盟内部勾心斗角闹得很热闹,加上美国和北约时不时跳出来施压,所以整个合作的进展相当缓慢。

后来,他们更是搞出了恶心人的“三不策略”:决议不让表态,资料不给浏览,技术细节决不告知,甚至把印度拉进圈子里降低中方影响力,打算实行进一步的技术封锁,这圈子没法呆了。



逼不得已之下,咱们只能另起炉灶。

当时的情况可谓十分复杂,既要在技术上奋起直追,又要赶在国际电信联盟给出的截止日期前完成卫星的发射,更要时时提防欧洲人的背后捅刀,整个航天系统的压力是很大的。

幸好,咱们的研究人员没让人失望。

等到了2015年,北斗二号已经有二十颗卫星成功入轨,而被全欧洲寄予厚望的伽利略系统只有十二颗卫星,不得不放低了姿态,表达了想和中方共用频率的殷切希望——

先到先得,这频率咱们早就占上了。



不过这是底层技术,等到了商用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

应用时,涉及的环节太多,搞研发的科研院所是真管不着几千里之外的下游企业。

这该怎么理解呢?

在整条北斗产业链中,定位系统被分成上中下游三个不同的部分。

上游部分主要是一些负责卫星制造、发射和地面基础设施的科研单位和企业;中下游则是一些搞北斗基础产品、终端产品和导航应用服务的公司和单位,说白了就是管卫星信号接收的。



曾经有人统计过,2019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的总产值就已经达到了3450亿;随着最后一颗北斗卫星发射升空,这个数字甚至能达到4000亿的规模,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中下游市场份额增长地很快。



像唐山这次“掉线”的车载卫星导航仪,恰恰处在进入门槛没那么高的行业下游。一般来说,只要向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管理中心申请下来资质后,就可以参与生产这类导航产品。

等到万事俱备,自然是数钱数到手软——安装费、服务费等一系列费用加起来高达数千,后续每年还要额外收一笔管理费用,有的地方还会要求司机定期参加付费培训,不交钱连上路都不行。

关键是,这玩意装上了也不一定靠谱。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整个导航仪中对定位精度影响最大的就是芯片了。虽说北斗芯片公司已经突破了22nm的制程工艺,但考虑到产能和成本限制,高端芯片的普及仍然是个大问题。

庞大的产值,意味着庞大又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利益分配。应用端又不像建设端那样干脆利落,久而久之,整个市场鱼龙混杂,问题不少。

在2020年交通部公布的质量抽查结果中,一大堆导航记录仪的抽样合格率仅仅有70.4%,这里面自然就包括了各种偏航和掉线的情况,堪称触目惊心。



无奈之下,网上也搞出来不少暗度陈仓的“应对之法”。

比如在某平台上,你就能搜到一种经过改装的所谓导航记录仪。通过调整设置,司机不光能改变姓名、车速,甚至可以打印合规的检查小票。



不过这么做还是有点铤而走险,所以有的人干脆就准备几张不同的IC卡片、甚至主动关闭定位系统,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到现在,北斗系统的商业化其实才走出了一小步。

几代航天人付出毕生心血得来的科研成果,也只是帮我们打开了整个链条的开端。所谓行百里者百九十,我们面对的仍然是一个体量庞大的竞争对手,和攀附其上的上下游产业力量。

自从美国在里根时代开放了卫星导航的民间商用后,GPS的商业网络就不断地在全球扩张。

一直到2014年,GPS都牢牢占据着导航业近90%的市场份额,更别提各类随之衍生而来的行业标准和供应链条,这是一个深度捆绑的利益共同体,并不会因为一时的技术变革而轻易改变。

即便是现在,手机和移动设备上仍然在用GPS来指代所有的导航系统,以至于有人问出这样的问题——为啥咱们国家有了北斗,我的手机却还在用GPS的信号呢?

面对这样的险恶条件,咱们不得不出台了从扶持到补贴的各类产业政策,比如各种要求安装的北斗卫星终端,比如各类卫星补助等等。

但产业尤其是含科量很足的导航业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并不会在短期内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系统一换,频道、规格甚至芯片设计等等都得推倒重来。光靠补贴倒是能坚持一时,但时间长了肯定不行,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市场来支撑。

所以既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要发展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这个过程,当真是步步惊心,一点都马虎不得——

但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悲剧都不应该再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