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发生的悲剧，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4月5日，一位姓金的卡车司机在唐山市丰润区的超限检查站内喝下了农药。自杀之前，他因为“北斗掉线”被罚了2000块钱。
这里面所谓的“北斗”，其实是个车载的卫星定位记录仪。
从2013年开始，交通运输部就公布了《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大货车必须安装、使用卫星定位装置，并接入道路货运车辆公共平台。
等到行驶数据接入平台后，再遇到超速、疲劳驾驶的情况记录仪就会给出提醒，比如每过几小时要休息20分钟，信号掉线了会有警告、时间长了还会被罚，整个流程也还算清晰。
不过在实际生活中，这事的执行却有不少问题，主要是这东西有点死板：硬性规定的休息时间不满足，要罚款记分；设备、技术原因导致了信号掉线，检查时更是免不了处罚，被卡车司机们没少吐槽。
关键是近几年，运输行业确实是不太好干——
运费一年比一年少、成本一年比一年高，菜叶不新鲜不算绿通，车厢里放块篷布还得算“混装”，稍有不慎就是各种费用和罚款，实在是防不胜防。
就像这位姓金的大叔在遗书中说的那样——“今年51岁，干运输10年了不但没有挣到多少钱，反而落下一身病，三高心脏也坏了，面对这样的身体也得坚持工作”。
等到了最后，这两千块就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实在是有点辛酸。所以这事一经报道，就在网上炸开了锅。
一开始，还只是有着相似经历的司机师傅们在新闻下面倒苦水，紧接着，各式各样的诘问声就接踵而至了，再后来，矛头甚至直指北斗系统本身。
逼不得已之下，新华社发了篇“北斗不该背锅”的社论，中科院的科普杂志也让工程师们发声澄清“误会”——说句实在话，千辛万苦换来的北斗系统真的是重若千钧。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北斗是干吗的。
在北斗成功组网之前，卫星导航是被美国抓在手里的一把利剑。
1991年，海湾战争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卫星导航的强大威力。在GPS的指引下，战斧导弹如手术刀一般精准地击中了千里之外的军事目标，直接改变了战争的进程。
如果说波斯湾的导弹仅是一道惊雷，那么两年后的银河号事件就是敲在中国人心中的一记重锤了。
1993年，一艘从大连驶向伊朗的中国货轮被扣在了公海上。美国人先说船上有违禁化学物品，后来还关掉了货轮的GPS导航系统，让偌大的一艘船在海上成了“瞎子”，不得不接受屈辱的登船检查。
打从那时候起，卫星导航系统的研究就被提上了日程。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找上了还算中立的欧洲人。咱们有技术瓶颈、欧洲缺研发资金，本来双方也算是一拍即合，约定由中国出资2亿欧元获取“伽利略”20%的所有权和100%的使用权。
不过这事最后没成，当时欧盟内部勾心斗角闹得很热闹，加上美国和北约时不时跳出来施压，所以整个合作的进展相当缓慢。
后来，他们更是搞出了恶心人的“三不策略”：决议不让表态，资料不给浏览，技术细节决不告知，甚至把印度拉进圈子里降低中方影响力，打算实行进一步的技术封锁，这圈子没法呆了。
逼不得已之下，咱们只能另起炉灶。
当时的情况可谓十分复杂，既要在技术上奋起直追，又要赶在国际电信联盟给出的截止日期前完成卫星的发射，更要时时提防欧洲人的背后捅刀，整个航天系统的压力是很大的。
幸好，咱们的研究人员没让人失望。
等到了2015年，北斗二号已经有二十颗卫星成功入轨，而被全欧洲寄予厚望的伽利略系统只有十二颗卫星，不得不放低了姿态，表达了想和中方共用频率的殷切希望——
先到先得，这频率咱们早就占上了。
不过这是底层技术，等到了商用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
应用时，涉及的环节太多，搞研发的科研院所是真管不着几千里之外的下游企业。
这该怎么理解呢？
在整条北斗产业链中，定位系统被分成上中下游三个不同的部分。
上游部分主要是一些负责卫星制造、发射和地面基础设施的科研单位和企业；中下游则是一些搞北斗基础产品、终端产品和导航应用服务的公司和单位，说白了就是管卫星信号接收的。
曾经有人统计过，2019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的总产值就已经达到了3450亿；随着最后一颗北斗卫星发射升空，这个数字甚至能达到4000亿的规模，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中下游市场份额增长地很快。
像唐山这次“掉线”的车载卫星导航仪，恰恰处在进入门槛没那么高的行业下游。一般来说，只要向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管理中心申请下来资质后，就可以参与生产这类导航产品。
等到万事俱备，自然是数钱数到手软——安装费、服务费等一系列费用加起来高达数千，后续每年还要额外收一笔管理费用，有的地方还会要求司机定期参加付费培训，不交钱连上路都不行。
关键是，这玩意装上了也不一定靠谱。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整个导航仪中对定位精度影响最大的就是芯片了。虽说北斗芯片公司已经突破了22nm的制程工艺，但考虑到产能和成本限制，高端芯片的普及仍然是个大问题。
在2020年交通部公布的质量抽查结果中，一大堆导航记录仪的抽样合格率仅仅有70.4%，这里面自然就包括了各种偏航和掉线的情况，堪称触目惊心。
无奈之下，网上也搞出来不少暗度陈仓的“应对之法”。
比如在某平台上，你就能搜到一种经过改装的所谓导航记录仪。通过调整设置，司机不光能改变姓名、车速，甚至可以打印合规的检查小票。
不过这么做还是有点铤而走险，所以有的人干脆就准备几张不同的IC卡片、甚至主动关闭定位系统，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到现在，北斗系统的商业化其实才走出了一小步。
几代航天人付出毕生心血得来的科研成果，也只是帮我们打开了整个链条的开端。所谓行百里者百九十，我们面对的仍然是一个体量庞大的竞争对手，和攀附其上的上下游产业力量。
自从美国在里根时代开放了卫星导航的民间商用后，GPS的商业网络就不断地在全球扩张。
一直到2014年，GPS都牢牢占据着导航业近90%的市场份额，更别提各类随之衍生而来的行业标准和供应链条，这是一个深度捆绑的利益共同体，并不会因为一时的技术变革而轻易改变。
即便是现在，手机和移动设备上仍然在用GPS来指代所有的导航系统，以至于有人问出这样的问题——为啥咱们国家有了北斗，我的手机却还在用GPS的信号呢？
面对这样的险恶条件，咱们不得不出台了从扶持到补贴的各类产业政策，比如各种要求安装的北斗卫星终端，比如各类卫星补助等等。
但产业尤其是含科量很足的导航业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并不会在短期内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系统一换，频道、规格甚至芯片设计等等都得推倒重来。光靠补贴倒是能坚持一时，但时间长了肯定不行，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市场来支撑。
所以既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要发展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这个过程，当真是步步惊心，一点都马虎不得——
但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悲剧都不应该再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