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抱怨年轻人偏爱服务业，不爱制造业，也有人批评年轻人爱面子。一些老板也在积极想办法改善工厂的环境，提高工资。不过，似乎于事无补，作用不大。
那么，问题在哪里？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危机？对中国经济会有什么影响？
德国工人何以如此佛系？
没错，年轻人不愿意干制造业有薪水低的问题，相当一部分制造业的工资和物价、房价比起来，确实还是偏低。某著名企业家说：“员工为什么辞职？两个原因，钱没给够，心委屈了”。钱的问题是非常关键的。
相比之下，德国工人的收入就非常不错，有的德国工人的工资比公务员、教授还高，既然收入高，当然就不愁招不到人。那么让我们顺着这个结果溯流而上，看看为什么只有8000万人口的德国，居然能诞生2300个世界名牌？
在小学这个环节，德国孩子就实现了分流，这当然也是有利有弊，适合读大学的去了文理学校，适合做技工的就进入另外的两种学校，但这只是分工不同，不意味着从此之后人生的成败和收入高低。因为各个学校之间会有流动，简单说，即使孩子进了职业预科学校，也是有机会去继续读大学的。
德国有两类大学，一种是我们熟知的普通大学，还有一种是应用技术大学（Fachhochschule）简称FH。前者更偏理论，后者更看重实践知识以及与工业的结合。而且，应用技术大学毕业的学生似乎找工作更容易，也有人做到大企业高管的位置。
绝大多数德国工人和公务员、普通白领面对的教育资源上几乎没有区别（刻意寻找优质资源和私立学校的除外），德国没有学区房，大家租房住也可以享受公平的公立教育，因为全国的公立教育资源差别不大，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
所以，在学校这个系统，德国人不太焦虑，也不太内卷，相对佛系。因为个人展望未来，去工厂当个工人也挺好的，买得起或者租得起房，35岁之后只要不太作能完成工作任务，合格工人大概率可以干一辈子，那就安心干活。
福利制度方面，医疗、教育免费，德国普通民众一年工作187天，每周工作四天，平均一天工作时间7个小时，每年享受六周带薪休假。 当工人不为房子发愁，不为教育医疗发愁，不为工资太低发愁，夫复何求？德国工人没啥“野心”，不想创业，也不想去送快递，前者风险大，后者风里来雨里去，可能还不如在工厂干活挣得多，所以努力工作精益求精就好了，这是一个理性选择。 德国有很多知名的制造业品牌，几乎每一个领域，都能找到一个顶级的品牌是来自于德国的，比如西门子、保时捷、宝马、奔驰、奥迪等都是德国品牌。
德国的工业为什么强大？原因之一是：有一个强大的体系为工人提供至少中等的生活条件，工人可以非常安心，而不是总想着发大财，或者今朝有酒今朝醉，送完外卖就去睡。
德国前总统赫尔佐格曾说，“为保持经济竞争力，德国需要的不是更多博士，而是更多（工业）技师。”德国人很务实，不需要那么多发虚头巴脑的论文的博士，更尊重工人的价值，这对工人们而言是精神层面的满足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德国人很保守，不搞金融衍生品，不搞土地财政，老老实实做好制造业去全世界赚钱，这就是德国模式。 这不是单个的企业努力就能完成的体系建设，需要更多力量，包括教育、医疗、民政、住建以及其他部门在一个顶层设计下有效运转和查漏补缺。
现在，中国的制造业开始缺人了，如果不赶快行动起来，结果是什么呢？看看日本。
人口少消费下跌，工厂招不到人早在2019年，日本调查公司帝国数据银行的统计显示，由于少子老龄化加剧，日本的百年老店后继乏人，倒闭、歇业及解散数量呈加速之势。2018年，倒闭的百年老店数量达到465家，刷新了近20年来的最高纪录。
少子老龄化只是原因之一，很多年轻人不想继承家业，即使家里的生意是赚钱的：以2018年倒闭的日本企业来看，有80%的公司依然保持着盈利，但是没人愿意干活了……
日本中小企业厅的数字显示，到2025年，超过70岁的中小企业主将达到245万人左右，其中半数还没有确定接班人。
中国和日本并不完全一样，但有两点和日本是很像的：少子老龄化，年轻人不愿意进传统行业。部分日本年轻人更极端，不要说工厂，就是对传统的服务业也没兴趣，宁愿在家躺着做“宅男”“宅女”，低欲望社会的意思就是，对什么都没兴趣。
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制造业企业招不到足够的工人，未来该怎么办？要命的是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也在狂跌，和日本一样：
2020年，中国登记新生儿数量仅为1003万，相比2019年减少了400多万。2019年出生率只有10.48%，已经达到了自2000年以来的最低值，2020年更惨……
中国人的结婚率自2013年开始已经下滑，2013-2020年，结婚登记对数从1347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813万对。
制造业的强大需要人的支撑，现在人在快速减少，这就意味着：消费直接减少，这从很多城市的消费增速放缓已经可以看到，同时意味着未来中国的企业招人更难，将面临和日本企业一样的局面。 德国人是怎么干的？德国人可以享受的生育政策是：德国政府为生育女性提供长达三年的产假，让母亲有充足的时间陪伴孩子成长。为了降低育儿成本，德国政府早就开始实行除了幼儿园之外的其他教育费用全免制度。女性在生育期间，丈夫可申请陪产假，在假期父母双方均可领取原来薪水的70%左右薪资。而且还有按月发放的生育补贴。
即使是这样，德国女性也不愿意生娃，因为她们在现代社会中参与社会工作的参与度越来越高，生娃确实会影响女性工作升职就业。
国民不生，国家就只好吸引移民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德国人口在2011年-2019年间持续增长。其中，2015年下半年因受移民潮影响录得近10年来最强劲增幅，同比增长71.7万人、增幅达0.9%。在整个欧洲地区，德国人口仅次于俄罗斯。
简单说，虽然德国人生育率低，他们也无需为劳动力而发愁，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士一直在积极努力奔向德国，德国离老龄化又稍微远了一点。德国是世界第二大移民国，这就是制度优势——世界各国韭菜纷纷奔赴德国。
所以，如何解决制造业缺人的问题，也就是三条道路：增加福利，让工人的总收入、幸福感、获得感至少在社会中处于中位数，否则就不要怪年轻人奔向互联网公司和服务业。把人当个人，而不是当韭菜和机器，这不仅仅是企业主的事儿，不改也可以，等着反噬。
让女性敢于生娃，用制度、物质、金钱刺激她们生娃，要不要学习一下德国？不学，那么看看日本、韩国，部分学校开始关闭。
最后强调一下：制造业缺人，不是简单的工资高低的问题，而是整个系统需要迭代升级的问题，而且时不我待，非常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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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康乐桥又迎来了一年中最拥挤的时候。“这是广州人气最旺的一座桥。”初来乍到的江小禾站在康乐桥头，身旁领她入行的同乡大姐边走边对她说。她却将信将疑：偌大一个广州，“人气最旺”的竟然不是那些横跨珠江的大桥，而是眼前这座只有两车道宽、十几米长的不起眼的小桥？然而，就像每个刚从湖北老家来到康乐村的同乡一样，不到半天，江小禾就打心眼里认同了这个说法。
这里是广州著名的“制衣村”。在城中村老旧的握手楼之间，街巷蜿蜒，大大小小的制衣厂遍布其间，向外探出五颜六色的招牌和横七竖八的电线。窄窄的街面上，人头攒动。拉货的电动车和破旧面包车急促地按着喇叭，在人流中艰难穿行。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辆载着几米高垃圾的三轮车汇入其中，它们负责运输这里每天产生的数十吨废料。城中村的道路被堵得水泄不通，维持秩序的城管不得不手拉手将人群向两边驱赶，他们手里的喇叭在发出尖厉的“嘀嘀”声后，循环播放着：“招工靠两边，别挡路中间！招工靠两边，别挡路中间！”
制衣村的主干道被堵得水泄不通。雷册渊 摄
载着几米高垃圾的三轮车，它们要负责运输每天产生的数十吨生产废料。雷册渊 摄康乐村与其东西相邻的鹭江村、五凤村一带，在广州服装业界曾名噪一时。目前，国内一半以上的中低端服装成衣仍产于此。这里见证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的奋斗多艰，也孕育了许多苦尽甘来的创业神话。而最近让这里备受关注的，是江小禾眼前所见的、足以让她这样的外来者惊诧的奇观——以康乐桥为起点，向东延伸的近两公里的道路两旁，制衣厂的老板们密密麻麻地排队等着被工人挑选，工人们则来来回回、讨价还价、反复掂量。近一个月来，这样的招工景象在各个短视频平台上广泛传播，“广州制衣厂日薪700元，月薪上万元却招不到工人”的新闻更是登上了微博热搜。然而，或许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会明白，奇观背后，不仅有广州乃至珠三角服装产业的兴衰变迁，更有行业转型、旧城改造、新型用工方式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传统制造业的竞争、选择和觉醒。
“招个工人比找女朋友还难”▽早上7点刚过，康乐村已经热闹起来。制衣厂的老板们或是负责招工的工人们纷纷推开厂房大门，从街巷深处拥到主干道上，并排站着。他们手里拎着自家的样衣，T恤、卫衣、雪纺衫、牛仔裤，或是一些花边、拉链……有的人会举一张小纸板，上面写着“电剪”“四线”“大烫”“尾部”等招聘的工种名称。更多的人则连纸板都省去了，与往来者的三言两语之间，他们便能明了彼此的需要，比如每件工钱多少，总共多少件，能干几天……
站街排队等着被工人挑选的老板。雷册渊 摄熟门熟路的打工人边走边看，不时停下脚步，拿起老板手里的样衣仔细端详。衣服的布料、样式，甚至有几条缝线、几组花边、几个衣兜，都是他们要反复考量的，因为这些决定了做工的难易程度，也决定了每件衣服的耗时和工费。每个人都在心里快速盘算着，自己干一天能赚多少钱。一旦有更高收益的工作，他们很快就会转投下家。53岁的老刘已经在这里站了快一个月了。与别人不同，他将一块显眼的大红色广告牌竖在地上，斗大的“诚招”二字下面写着颇具吸引力的招聘条件：“本厂500平方米、主要生产女装上衣，因生产需要，特招能吃苦耐劳、有共同目标的精英加盟。”其中指导工每月薪酬1万元以上，电剪8000元以上，此外还招车位、尾部、质检、大烫等工人，薪酬最低也有五六千元，并且包吃包住。然而，即便开出高薪，招聘的效果也并不尽如人意。“从正月初九到现在就招到两个人，还不一定能留得住。”老刘愁容满面，他的制衣厂年后上工率只有60%，无法满负荷生产，“现在是活多工人少，工人选择多，老板就得求着工人。”
又是无功而返的一天，老刘只能拎着招聘广告回家。雷册渊 摄面临困境的不止老刘一家。恰逢节后赶制服装的旺季，说到招工难，几乎每个制衣厂的老板都有一肚子苦水：
“前几年四五百块一天就能招到工人，今年日薪已经开到500块以上了，还是没有人来。”
“以前一件风衣的工费最多20块钱，现在已经27块了，怎么还没人做？”
……
打工人们通过样衣仔细考量工序的难易程度，进而与招工者讨价还价。雷册渊 摄在全国牛仔服饰生产中举足轻重的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招聘者站街被工人挑选的场景也在上演。一家牛仔服装生产企业的招聘负责人花了一整个星期都没能招到一个合适的工人，站在街边嘬着烟头连声抱怨：“这年头，招个工人比找女朋友还难！”工人去哪儿了？▽其实招工难并非今年才出现的新鲜事。广州银创服饰的老板胡涛说：“当年我进工厂时，要托熟人介绍，要交保证金，孝敬老师傅的烟、酒都不能少，因为那时要找一个打工的机会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可是最近十年，情况完全反过来了，‘人找活’变成了‘活找人’。”老板和工人的处境、话语权戏剧性地颠倒了过来。
被称作“手艺活”的传统制衣行业，“高薪”背后更多则是机械化的重复劳动和超长的工作时间。雷册渊 摄从更大范围来看，招工难似乎是目前制造业的普遍难题。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总量比上年减少1.1%，在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数量更是减少了2.6%。近年来，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的传统制造业，因为“用工荒”而上演抢人大戏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
工人去哪儿了呢？
数据显示，2019年，东部地区吸纳就业的农民工减少，中西部地区吸纳就业的农民工继续增加。2020年，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下降2.7%，而本地农民工人数仅下降0.4%。
也就是说，在我国全面脱贫和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随着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和小城镇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增长，相较于外出打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留在家乡工作和创业。
广州万马龙服饰的老板范艳对此深有感触。她的服装品牌在广州小有名气，除了番禺的工厂，她在世贸服装城和白马服装城也拥有自己的档口。她说，年前，一个跟了自己5年的老员工因为要回家带孩子，向她请辞，她怎么留也没有留住，非常可惜，而最近几年，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
许多制衣厂因为人手不足而无法满负荷生产。雷册渊 摄此外，年龄增长也是劳动力回流的重要原因。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9年全国农民工平均年龄已经达到了40.8岁，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接近25%，而16岁到30岁的青年一代农民工占比下降至25%左右。“老一代的农民工年纪大了回家了，有些积累的中年人宁愿回家开个小店、做些生意，方便就近照顾老人、孩子。”银创服饰的招工负责人彭姐说，“现在愿意进厂打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你看这车位上，放眼一望，哪里有什么‘90后’‘00后’呢？”
厂房里难见“90后”“00后”的身影。雷册渊 摄没有赢家的博弈▽在制衣村，几乎每一块招工广告上都有这样一句话“夫妻优先，长工优先”。夫妻工、熟练工、长期工，这些都是制衣厂渴望的稳定因素，而现在，他们愈发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多年前，精明的制衣厂经营者们在觉察到这一苗头时，就将希望转而寄托于一种更加“简单粗暴”的用工方式——雇用零工。在这里，几乎每个制衣厂老板都尝过雇用零工的甜头。刚开始，他们只要在市场上开出与长工的平均日薪相当的薪酬，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人前来应聘。零工不仅灵活性强、随需随招，更能适应制衣厂紧跟市场、快速供货的节奏，而且没有合同、不包吃住，减轻了经营者的负担，故而广受欢迎。制衣村的土壤培育出了早期“草根版”的零工经济。在规模较大的制衣厂，长期工和零工的人数比例基本维持在1∶1。而在规模较小的制衣厂或家庭作坊，往往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是长工，其余三分之二都是根据订单情况随需随招的零工。
康乐村中家庭作坊式的制衣厂。雷册渊 摄然而近年来，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转移，依靠庞大的、流动的零工群体维持生产的制衣厂，渐渐感受到了压力。“以前零工好招，制衣厂只顾短期利益，不愿意养太多长工。现在工人少了，去年一个尾部开到600块一天都没人做，泡沫太多。”胡涛说，“许多制衣厂老板是自己把自己搞死的。”“现在的工人便宜的不做、复杂的不做，市场都给搞乱了。比如一件衣服，我们出7块工钱，他们转头在微信群里一发，集体抬价抬到10块，低于这个价格就没有人做，我们只能认栽。”广州腾飞服饰的老板张亮无奈地说，“招工年年难，人工天天涨，今年的人工成本比去年起码高了30%。”在制衣厂经营者们承受用工市场反噬所带来的切肤之痛的同时，打工者也有自己的悲喜故事。在康乐桥西头，刘飞站在路边的一处屋檐下躲雨。他1986年出生，16岁就到了广州，如今已经在康乐村干了十多年制衣。他的工种是“四线”，就是用四线包缝机将服装的不同部位进行缝合、包边。每天工作的14个小时里，他能打五六百件衣服，这在四线工人中已经算得上是中上的产量，此时他脸色却有些阴郁。原来，他之前的老板本来跟他约定了2个月的工期，可他刚干了十多天，就收到了老板发来的信息，通知他第二天不用来了，还微信转账结清了他前一天的工资，566元。“妈的，真是卸磨杀驴。”刘飞愤愤地咒骂道，因为临时被开，他不得不走上街头重新寻找一份工作。旁边一位中年大叔听了，走上来安慰道：“算了，这里就是这样的。”大叔说，前几天赶上年后行情好，T恤锁边原本每件0.8元的工费，一家制衣厂的老板给他涨到了1.5元一件。大叔手脚麻利，工量超过了老板的预估，没想到结账时，老板硬是把工费压到了1元一件，让他拿钱走人。
临近傍晚，刘飞（左）和工友何城明（右）一天仍未找到合适的工作。雷册渊 摄事实上，这些遭遇，每个在制衣村里摸爬滚打的打工人都经历过。在这场招工者与打工者的博弈中，似乎没有人是赢家。失落的制衣村▽刘飞的失落嵌在整个制衣村的失落里。不过他仍说，自己有幸见证了广州制衣村最后的辉煌。制衣村的神话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彼时，广州全面整顿市容市貌，一些原本在海印桥桥底摆地摊卖毛线的“走鬼”（流动小摊贩）辗转来到中山大学南门对面。后来，那里的买卖渐成气候，著名的“中大布匹市场”应运而生。
新港西路上的康乐村牌坊，马路对面即为中山大学。雷册渊 摄而紧邻中大布匹市场的五凤村、康乐村和鹭江村，则因城中村低廉的房租和城市管理的空白，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者，并发展出一条完整的制衣产业链——客户前脚在布匹市场订购面料，后脚就到制衣村里的工厂下单，裁剪、缝制、熨烫、印花、贴钻，快则当日就能完工，慢也不过三五天工时。服装出厂后，经由十三行、沙河等批发市场，销往全国各地。
依托中大布匹市场，制衣村发展出了一条完整的制衣产业链，客户前脚在布匹市场订购面料，后脚就能到制衣村里的工厂下单。雷册渊 摄巅峰时，这里聚集了1万多家制衣厂，容纳着超过30万名外来务工者，是广州最大的服装生产集散地之一。张亮还记得，“那时，整个村子就像一座不夜城，灯火通明，机器24小时不停运转。所有的人都在拼命挣钱，干得困了就睡在裁床上，耳边听着机器在转，就像在听致富经一样满足。”像许多信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打工人一样，他从最低端的一线工人做起，一路奋斗，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工厂。也正是在那时，整个制衣村的发展达到顶峰，呈现出其他地方难见的繁华。然而，好景不长，服装产业几度洗牌，制衣村的发展也渐渐显露出疲态。仍停留在低端模仿和粗放发展阶段的制衣厂，不仅面临着招工难的困境，日渐高企的房租和原材料费用压缩着利润空间，它们在激烈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最直观的反映来自村中张贴着的大大小小的“转让”广告。一般，广告只会写明厂房面积和设备的品种、数量，然而最近几年，标注“接手便可生产”的广告越来越多了。
制衣村的信息栏中，转让制衣厂的广告和招工的广告数量不相上下。雷册渊 摄这与广州服装产业的整体发展背道而驰。根据天眼查提供的数据，2020年，广州新增服装相关企业3527家，年度增速达到了5.64%。于是，当许多人开始反思低水平、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大城市的走向时，才猛然惊觉——曾经辉煌一时的广州制衣村，在产业转型和城市发展的进程中掉队了。旧改启动的未来▽同样失落的，还有初来乍到的江小禾。因为没有技术和经验，她在同乡大姐的引荐下，进入了康乐村的一家贴钻作坊，从最简单的工序做起。整整一个下午，她坐在一台粘烫机的尾部，将它吐出的粘满水钻的布料上的塑料膜揭去，然后再将布料码放整齐、捆扎打包。她的手被烫到好几次，胶水发出的刺鼻气味也让她难以忍受，还有最关键的，这里的薪水实在太低了，每小时只能赚15元……这份工作对于江小禾这样的“90后”来说，显然不具备什么吸引力。机械化的重复劳动、超长时间的工作、嘈杂简陋的环境、被工位限制住的自由……这里一切都让她想逃离。江小禾开始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跟小姐妹一起去学习美甲。在制衣村，即便薪酬会随着招工难的局面水涨船高，但也远远赶不上年轻人对于人生视野的期待。行业缺乏前景，成为制约新一代打工人加入的“天花板”。相反，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和新兴行业的不断涌现，给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快递员、外卖员、美容师、代驾员……这些工作不仅比流水线上的工作更加灵活、自由，也更能让人接触到厂房外面那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制衣村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不仅如此，盘踞城市中心地带30余年的制衣村发展到当下的规模，早已与城市规划和功能产生了巨大冲突，比如低端的业态、脏乱的人居环境、阻塞的交通……于是，政府不得不扮演起引导产业转型和城市更新的关键角色。
城中村的道路已经远远不能负荷当下交通的需要。雷册渊 摄
在制衣村，一个单间的月租为600元-800元不等，而像这样零工租住的床位，每晚只需13元。雷册渊 摄
今年1月21日，凤和联社召开康乐村、鹭江村社员代表大会，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更新改造的合作企业，改造金额约346.67亿元，是广州旧村改造历史上投资金额最大的旧改项目。这标志着康乐村、鹭江村片区的更新改造正式进入实施阶段。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制衣村将成为历史。夜幕降临，曾被布商们称为“小香港”的制衣村依旧灯火通明。江小禾走出康乐村村头的石牌坊，仿佛一脚踏回了现实世界。望着不远处的广州塔，她把制衣村的故事留在了身后。（应受访者要求，江小禾、张亮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