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陈刚。
事实上，美国对于政府相关科研人员的调查远早于这一时间。早在2015年，美国司法部发起的多起针对华人学者所谓的“间谍调查案”就引发了多方关注，这其中包括郗小星案和陈霞芬案——当事人虽然最终被证明完全无辜，然而各自的生活和工作已经遭到了不可挽回的伤害。
过去三年里，美国政府的行动一步步“升级”，学术界多次受到波及——数百名美国科学家遭到政府调查，数十人因刑事指控被捕。这些案件的背后都与一个名字——“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有关。
2018年11月，美国司法部启动了这项所谓为了应对外国安全和技术威胁的行动。然而据澎湃新闻的调查和采访发现，大多数的被调查对象仅仅因为一些文书失误或较轻的不当行为而遭到解职并提起严重的刑事指控。
美国法律专家指出，以一个国家名字来命名的执法调查行动在美国历史上十分罕见。随之而来，越来越多的在美中国留学生、华人学者和科学家仅仅因其种族、国籍或与中国的关联而受到调查的不公平待遇，这已经在华人社区造成了“寒蝉效应”。
从历史上看，所谓“中国威胁”的论调从来就不新鲜。在美国国内，关于遏制中国的辩论和对华人的不信任，近的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远的则可溯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排华法案”。而眼下人们的关切是，历史正在重演吗？如果美国政府继续大肆“猎捕”华人学者，会带来怎样的结果？
2021年初，美国政府交替之际，越来越多的美国国内有识之士呼吁拜登政府重新考虑和调整该计划。2月初，上百位美国政学界人士发表联名信要求国会尽快对近年来司法部对华人科学家的调查行为举行听证会，并呼吁结束这一计划。
陈刚的律师罗伯·费舍尔（Rob Fisher）向澎湃新闻表示，“我不认为美国司法部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的最后时刻提起对陈刚的起诉是一个巧合。”
所谓“中国行动计划”是否会走向转折点，正引发外界关注。
震惊学界的指控
过去两年多时间里，“中国行动计划”下被捕和调查的华人学者名单一直在增加，而在中美两国学界都有着极高知名度的陈刚被捕更是让许多人震惊。
美国司法部对陈刚的起诉书。
陈刚于2021年1月被捕后，中国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MIT校长雷欧·拉斐尔·莱夫（Leo Rafael Reif）及200多名MIT教授、斯坦福大学校长马克·特西尔-拉维尼（Marc Tessier-Lavigne）等各界学者接连公开发声力挺陈刚，痛斥美国司法部起诉陈刚的荒谬。
在陈刚200多名同事给MIT校长的一封公开信中，他们称检察官的起诉“诋毁了一些被视为最正常的学术和研究活动……对陈刚的大部分指控是对全体MIT教授的指控。”MIT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黄亚生对《纽约时报》说，如果说学者们因陈刚案进行的抗议比以往的案件更激烈，那是因为其同事认为陈刚被控隐瞒的活动只是普通行为。陈刚的女儿Karen Chen也在一份公开信中说，“针对我父亲的起诉是荒谬的。他被控的许多所谓非法活动都是正常的学术行为。”
陈刚不认罪，在经历6个小时讯问后获得保释。MIT方面对检方的一项指控提出了异议，还为陈刚支付了法律费用。
现年56岁的陈刚出生于湖北襄阳，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后留学美国，师从著名华人科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校长田长霖，是机械工程和纳米技术领域的顶级专家。陈刚在MIT工作了20年，是华人科学家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工程院院士称号的学者。
2019年7月，美国政府发起大规模调查华裔科学家行动之际，陈刚在接受《自然》杂志访谈时就坦言：“当前的气氛造成了很多（华人科学家）的心理恐惧。”
种种迹象显示，针对陈刚的调查至少已经持续了一年之久。2020年1月，陈刚在从中国返回美国时在波士顿机场遭海关人员扣留，手机和电脑均被扣押长达60天。由于他拒绝提供密码，设备无法破解，此次事件草草收场。但针对陈刚的调查显然没有就此结束。
陈刚于今年1月被捕后，经历6个小时讯问后获准保释。被捕后的第五天即1月19日正式公布的起诉书里，陈刚被指控的具体罪名与检察官最初在电视上宣称的相距甚远，包括“接受2900万美元资助”“故意骗取美国经费”“向中国推荐人才”“帮助中国科技发展”等指控都不见踪影。起诉书最终所控罪名主要集中在两项行为上：未在向美国能源部申请经费和提交年度进展报告时披露自己与中国的关系，包括在中国担任多个顾问和评审专家身份；在持有多个中国银行账户的情况下，未向美国国税局申报。
“美国科学界非常多的人对陈刚的被捕都感到惊讶。”与陈刚相识超过20年的老友、美国西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教授G·杰弗里·斯奈德（G. Jeffrey Snyder）对澎湃新闻说。“这起案件是针对与中国合作学者更广泛打击的一部分。科学研究的本质就是合作。这将使（美国学者）对是否应该与中国同行合作提出疑问。从长远来看，这将损害美国的利益。”
在一份致美国国会、名为“我们都是陈刚”的请愿书中，斯奈德指出，司法部起诉书中对陈刚为学生写推荐信、在中国的科学咨询委员会任职等在学界司空见惯的做法被描绘成“与外部势力勾结”并“试图帮助他们窃取美国技术”，是对正常学术和研究交流的诋毁。他敦促官员停止这种对科学家的迫害。截至目前，他的请愿书已经得到了1200多人的联名签署。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机械工程系教授克里斯·戴姆斯（Chris Dames）联络了70多位陈刚的同事和朋友等人，联名签署了另一份名为“维护陈刚，捍卫学术自由”的请愿书。请愿书指出陈刚的研究与国家安全和经济间谍毫无关系，而美国政府对陈刚的指控危害了学术自由。
戴姆斯指出，检方的起诉书重点集中在陈刚2017年申请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一份“个人简介”附件上。一项关键指控称，陈刚故意误导政府，没有列出自己与中国的所有学术联系，以及过去四年的所有合著的研究内容。
但起诉书没有提到的是，申请文件要求将简历长度限制在两页内，而陈刚在MIT网站上公开的完整学术简历就有123页，里面包含他的合著著作等多项信息。
戴姆斯说道，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个两页简介只是提出一些亮点，为了给申请审核者留下深刻印象，而不是列出所有信息。他认为，针对陈刚的起诉书引出了一个让全美国的研究人员“感到恐惧”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学术简历有100页那么长，我们该如何决定在这两页中突出哪些内容？如果司法部对我们的选择不满意，我们也会面临逮捕吗？”
戴姆斯还进一步解释，在学术界的大多数领域，与国家安全有关的研究是极其罕见的，大多数教授在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根本不会涉及高度敏感的技术。包括陈刚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把重点放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上，而不是国家安全或所谓“经济间谍”活动。
“退一步说，与司法部对学术项目申请文书的无知和误解或是毁掉一个杰出科学家的职业生涯相比，陈刚案凸显出的更重大的问题是，如何平衡学术自由与国家和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戴姆斯说道。
南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长期代理相关华人案件的律师金崇世（Andrew Chongseh Kim）告诉澎湃新闻，陈刚案暴露出“中国行动计划”的一个主要问题：司法部正越来越激进地起诉一些没必要被起诉的对象。
“他们根本不涉及经济间谍和商业机密盗窃等‘计划’原本真正要打击的犯罪行为，只是一些文书没填好，本不应该以刑事犯罪起诉。然而政府的做法是倾向于先去起诉他们，哪怕最后发现他们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就以一个虚假陈述、偷税漏税之类的罪名来定罪。这越来越成为政府的‘剧本’（playbook）。他们甚至不再‘伪装’是为了查间谍，而是直指与中国有关系的任何美国科学家，为的是制造恐慌。”金崇世说。
“很多人认为，针对这些华裔美国科学家的案件是不公平的。目前还有很多其他华裔美国科学家正在接受调查。对我的委托人来说，最紧迫的问题可能是拜登政府是否会改变什么，是否会继续这些调查，还是会有所转变。”金崇世表示。
“中国行动计划”是什么
金崇世所说的转变是否会发生？首先要理解这些问题：特朗普任上推出“中国行动计划”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计划？它从何而来？又为何而在？
美国政府对经济间谍活动的关注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已开始升温，早在“中国行动计划”正式提出之前，美国对与中国等国家相关的措施已经越来越严厉。然而随着特朗普任期内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升级，相关案件开始出现激增并且范围显著扩大。
2017年特朗普上任后，白宫在当年12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称中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与利益，指控中国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报告强调“将考虑对来自指定国家的外国科学、技术、数学和工程（STEM）学生实行限制”，“以减少非传统情报收集人员的经济盗窃行为。”
根据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特朗普政府开始谋划各种策略手段与工具来限制和防堵高科技向国外转移。多名政府高官多次公开指控在美国大学与科研机构学习工作的华裔科学家、研究学者以及中国留学生是间谍与代理人，称他们一直在利用传统或非正统的手段转移美国的高科技与商业情报信息，从而为限制和打压华裔科技人员以及中国留学生与访问学者制造舆论。
2018年6月，根据特朗普政府的要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国家科学基金会和有关大学及科研机构开始更加全面严格地执行联邦政府的要求，报告与中国有关的国际资助和合作，并与FBI一起启动了相关调查。
事实上，相关调查至少在一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就已展开。据美国《科学》杂志报道，NIH副主任劳尔（Michael Lauer）2018年6月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其中调查了189名研究者。
这份报告显示，被调查者中只有4%的人存在知识产权问题。然而最终在调查压力下，有多达54名学者遭开除或主动提出辞职，其中绝大多数为华人学者。也有学者因此遭到起诉和判刑。这些事件涉及的学术机构和高校包括休斯敦著名癌症研究中心MD安德森以及埃默里大学等。
“中国行动计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2018年11月1日，时任司法部部长塞申斯（Jeff Sessions）宣布计划启动。他随后宣布由司法部助理部长德默斯（John Demers）具体领导“中国行动计划”，联邦调查局等多个执法部门参与执行与配合。
根据美国司法部网站介绍，该计划目的是应对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设定10个优先目标，包括对涉嫌从事商业秘密盗窃和经济间谍活动的中国公司和个人展开调查并起诉；制定有关“非传统情报收集者”（如实验室、大学和国防基地的研究人员）的执法策略；识别和起诉从事商业秘密盗窃、黑客与经济间谍活动的人；应对中国海外投资“构成的威胁”；反制中国的情报活动和“恶意影响美国公众的秘密活动”等。
“中国行动计划”由司法部国家安全局牵头实施，其他负责人包括美国FBI和司法部高级官员及美国国内五个重点司法区的联邦检察官，计划目的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应优先处理的商业秘密盗窃案件，以加快案件办理。2020年4月，负责该计划实施的德默斯公开表示，希望所有94个美国检察官办公室都根据“中国行动计划”提起案件。
截至2021年3月底，美国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网页上“与中国相关”的典型案件汇编中公示了79条各种性质的案件纪录（其中包含同一个案件的进展记录，因此有重复，实际公布的案件少于79起）。澎湃新闻分析上述案件后发现，在公布79条记录中有11条记录（共8起案件）与大学教授相关，但没有一例涉及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偷窃，指控的罪名都是欺诈、不实陈述、瞒报税款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案例是经过司法部“选择”后公开的案例，比如陈刚案就没有被列在其中。该行动计划下究竟涉及到多少案件并不清楚。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去年7月曾说，该局当时“大约每10小时就开启一项关于中国的反间谍案件（调查）”，FBI当时正在办理的近5000起反间谍案件中近一半与中国有关。但他没有说明这些案件是否都算在“中国行动计划”框架下。
2020年2月6日，“中国行动计划”启动一年多之际，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了一场关于该计划的专题研讨会。会上，包括时任司法部长巴尔、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主任伊凡尼纳（William Evanina）、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等一众该计划主要负责高官均发表了演说，以罕见直白的语言阐述了“中国行动计划”的实质目的。
在这次会议上，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指导委员会的五位主要负责执行该计划的检察官纷纷亮相。他们分别来自五个重要的地区：纽约（金融中心）、加州（高科技企业集中地）、得州（能源和生物医学集中地）、波士顿（高校集中地）和亚拉巴马州（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所在地），这也是“中国行动计划”的重点实施地区。
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检察官、后来负责起诉陈刚的莱林也参与了这次会议。
时任检察官莱林。
“一些人会抱怨，（起诉）可能会对与中方的合作产生寒蝉效应。不幸的是，这种反应对于应对来自中国方面的挑战是必要的。”莱林在会上说，“现在这一切已经公开了。学术界知道，联邦政府在这一领域的执法是认真的。”
莱林还进一步估计，“调查案件数量将在某个时间点急升，但在产业和学术界对此类问题变得敏感后将开始缓慢下降。”
就在会议的前一周，莱林的辖区里刚刚接连提起了三起和“中国行动计划”有关的案件，其中包括引发美国学界轰动的著名化学家查尔斯·M·利伯（Charles M. Lieber）案。利伯在哈佛大学任教，被许多人认为是诺贝尔奖的热门候选人。莱林在会议发言中公开承认，他希望这些备受瞩目的起诉能在学术界产生普遍影响，迫使研究人员遵守信息披露方面的法规。
美国塞顿霍尔大学法学教授陆梅吉（Margaret K. Lewis）在近期发表的题为“罪名化中国”（Criminalizing China）的论文中认为，“中国行动计划”的主要目的不是针对特定个人，而是“普遍威慑”。
哈佛大学教授利伯。
她同时也指出，司法部极其罕见地以一个国家作为关键词来命名一个执法计划，这本身就是带有偏见、违背法治精神的做法，这是将中国与华裔科学家“罪名化”的行动计划。
莱林针对利伯的起诉引发了美国许多学者的抗议。今年3月，41名教授（包括7名诺贝尔奖得主）联名签署了一封质疑联邦政府对利伯起诉的公开信，认为该案是不公正的，并指出美国司法部以“打击经济间谍”的名义“越来越多地审查学术界成员”。
公开信认为，美国政府发起的这场运动阻止美国科学家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同行交往，“这样做不仅威胁到美国作为世界学术研究领导者的地位，也威胁到科学本身。”
麦卡锡主义重现？
尽管面对学界的批评，美国司法部方面对“中国行动计划”执行的结果表示满意。
2020年11月12日，在该计划成功推行两周年的活动上，司法部长巴尔总结“中国行动计划”取得的成绩称：“在反制中国以美国为代价来加强其经济与军事实力的系统性行动方面，司法部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重大进步。”
与此同时，长期关注“中国行动计划”的多位美国专家学者却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担忧。全面深入分析研究了该计划的陆梅吉在近期举办的一场网络研讨会上表示，目前学术界、学生和商界对该行动计划打击范围的“扩大化”表示出了担忧。
“当大学相关规定和程序不断变化、不一致和产生混乱时，司法部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将一些行政问题定性为刑事犯罪。这将导致政府可以没有限制地选择性调查和起诉。”陆梅吉批评道。
陆梅吉在回复澎湃新闻的采访时引用了新近发表的论文中的观点——“中国行动计划”以中国为线索将所有案件连接起来，使得任何与中国有关的案件都有上升到刑事调查的可能，即使这些案件与国家安全没有关联。
在陆梅吉看来，陈刚案突出了“中国行动计划”的主要问题：过分强调国家安全，而忽视了对少数族裔的偏见。她说：“国家安全问题的范畴已经从商业机密盗窃扩展到与外国政府（及其相关实体）的更广泛联系，即使没有（存在）实际或试图传输知识产权的行为。”
长期代理华人科学家案件、曾为郗小星等华裔科学家洗清指控的美国艾伦特·福克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彼得·泽登伯格（Peter Zeidenberg）在近日的一场网络会议中表示，科学家往往不擅长处理文书工作，加上大学和研究机构未对申请过程提供有意义的培训或指导，因此在申请拨款过程中出错在所难免。他认为，华裔教授通常无意忽略了需要披露自己与中国的一些联系，但这很少是出于欺骗或欺诈的意图。
泽登伯格批评称，美国司法部却没有将这一行为视为无辜的错误，而是在起诉的情况下，过于频繁地将其作为指控电信欺诈和虚假陈述的依据。因为害怕失去每年大量的联邦政府拨款，很多大学并没有坚定表达对这些教授的支持，他们即使最终没有受到刑事起诉，也可能会丢掉自己的终身职位。
多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科学家表示，事实上，在美国政府开展大规模调查之前，其科研环境一直是鼓励国际合作的，而且对合作关系的披露流程也没有十分具体的执行标准和范围。
这种情况给有着很大自由裁量权的检察官留下了非常大的操作空间，他们既可以认定没有披露的做法是蓄意隐瞒，也可以将其认定为偶然疏忽。
无论这些问题是当事人的有意之举还是无心之失，波及到许多科学家的“中国行动计划”，客观上也很可能会对美国学界本身造成负面的影响。
2020年秋季，美国前能源部长、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就在一次论坛上表示，他担心此举会让一些有才华的中国学生以及学者离开美国，会给人造成美国不再欢迎中国人的印象。
在过去30年中，赴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并参与研究的中国学生和学者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据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的统计，截至2018年，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有近30万人，其中包括大量拥有博士学位的高级科研人才。
但是在过去几年里，在“中国行动计划”的压力下，整个美国高校以及科研系统几乎都采取了自我审查的行动，这些行动对美国整个华人学者群体以及与中国有合作的外国学者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陆梅吉在论文中指出，近几年来中美两国的沟通减少，美国在执行“中国行动计划”的时候更多是基于对中国的猜想而非确实的信息，这使得风险增加。
多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美国学者均表示，美国政府对中国间谍活动的合理担忧正被扭曲成一种非理性的“红色恐慌”（Red Scare）。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学者纷纷倾向于减少与中国同行的合作，同时越来越多华人学者和中国学生选择回到中国。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阴影下的“红色恐慌”正卷土重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去年10月也曾对此回应表示，所谓“中国行动计划”纯属政治操弄，是“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死灰复燃的又一例证。
历史会重演吗？
半个多世纪前，曾在MIT学习和工作的知名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受到麦卡锡主义波及，一度入狱。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钱学森于1955年回到中国，最终成为“中国航天之父”和“两弹一星”元勋。
3月10日，拜登的司法部长提名人选由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外界预计，新部长梅里克·加兰（Merrick Garland）上任后，拜登政府的刑事司法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今年2月，此前负责陈刚案的检察官莱林也宣布辞职；今年1月和2月，一些美国科学家和组织要求国会和拜登政府审查“中国行动计划”是否不公地针对了华裔和亚裔。
美国政府换届后，众多正在进行中的案件会迎来怎样的结局？“中国行动计划”未来又会走向何方？这些问题将继续牵动太平洋两岸许多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