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航天局网站3月31日消息，2021年1月至3月，中国国家航天局（CNSA）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就交换火星探测器轨道星历数据举行多次会谈及交流，以确保火星探测器的飞行安全。
要知道，在美国方面于2011年出台“沃尔夫条款”（Wolf Amendment）后，中美之间的太空交流探索近乎被完全限制，美方也屡屡阻拦中国科学家正常参与太空科研项目。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发射天问一号后，NASA不顾沃尔夫条款，主动要求交流数据呢？根据美方的说法，这是要跟踪火星探测器轨道数据，确保飞行安全。
但美国太空探索领域专业网站SpaceNews就在报道中提到，其实美国太空领域的一些学者和专业人士，一直在呼吁与中国合作。此外，中美本次太空探索交流，可能并不仅限于确保飞行安全，并扩展到任务其他阶段的数据。
如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所说，NASA的不请自来，正是因为对中国技术的不了解而引发对中国“天问一号”的“过度关注”，而这正是科技强国的生动实例。
天问一号 官方图
“美方没脾气地将火星探测器的轨道数据传给我们”
根据现有公开信息的梳理，美国于2月底至3月初，就向中方主动提出要求提供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的相关数据。
据《人民政协报》3月10日报道，在3月5日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科技界小组会场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透露：“最近，美国航空航天局几次致电中方，要求中方向美方提供‘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的轨道数据。我们的态度很明确，美方先提供相关数据，中方再提供，结果美方没脾气地将火星探测器的轨道数据传给了我们。”
但美方于3月23日才第一次公开这一消息。据SpaceNews报道，3月23日，NASA代理局长史蒂夫·尤尔奇克（Steve Jurczyk）在美国联邦航空局（FAA）商业太空运输咨询委员会的一次问答环节中，透露了与中国的交流。
尤尔齐克 NASA官方图
当时，委员会的一名成员问他，NASA对中国的太空活动有什么看法。尤尔齐克对此回答称，由于美国联邦法律限制NASA与中国机构的互动，因此NASA对中国太空计划的了解很大程度上仅限于公开的信息。
“最近，我们与他们交换了天问一号火星任务的轨道，以及星历表数据，所以我们可以做火星周围的轨道飞行器分析。”
SpaceNews评论称，这样的交流“非常罕见但也并非没有前例”。
直到3月29日，NASA向SpaceNews发布了一份简短的正式声明，确认美国在火星探测器的问题上，正与中国展开交流。
这份声明称：“为了确保我们各自任务的安全，美国宇航局正与阿联酋、欧洲航天局、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和中国国家航天局进行协调，交换我们各自火星任务的信息，以确保各自航天器的安全。这种有限的信息交流，有助于确保卫星操作者之间有效沟通和航天器在轨道上的安全。”
阿联酋“希望号”拍摄的火星
针对这份声明，SpaceNews注意到一个细节：目前，围绕火星运行的航天器数量并不多，两颗航天器之间发生碰撞的几率很小。
当然，NASA的确在运营一个叫做“多任务自动化深空连接评估过程”（MADCAP）的项目，对绕火星飞行的航天器的轨道进行评估，以确保相互之间的安全。并且，由于火星飞行器的轨道类似，因此增加了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沃尔夫条款”限制交流，但科学家一直在改变现状
横亘在中美太空探索交流之间的，正是2011年4月美国国会批准的“沃尔夫条款”。
当年，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商业、司法、科学及相关机构小组委员会主席沃尔夫（Frank Wolf），就在当年的美国财务开支法案中就添加了一条禁令，禁止中美两国之间任何与NASA有关或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协调的联合科研活动，以及以反间谍为由禁止NASA所有设施接待“中国官方访问者”。
自那以后，每年美国国会的年度拨款法案中，都有这一条款，也包括去年12月颁布的2021财年支出法案。而这，也成为了中美太空探索正常学术交流的最大障碍。
例如，2013年，NASA拒绝了6名中国科学家（包括在美工作的中国科学家）参加一个天文学术会议，据悉这个学术会议主题涉及NASA的开普勒太空望远镜项目，由美国与国际研究团队报告寻找太阳系外行星的研究结果。
2017年3月21日，美国驻华大使馆拒绝向负责中国月球和火星开发计划的专家于国斌发放签证。
当然，根据SpaceNews的解释，“沃尔夫条款”并没有明确禁止NASA和中国机构之间的交流。当前版本的法案要求包括NASA在内的美国空间探索机构，在交流之前证明，没有“技术转让或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同时，还需要这些机构提前至少30天将交流通知国会。
从这可以看出，虽然没有明确禁止，但这一条款极大限制了合作。尤尔齐克表示，NASA此前曾获准与中国机构讨论过空中交通管理和地球科学数据等议题。
针对本次火星探测器的数据交流，SpaceNews推测， 目前尚不清楚是否会扩展到任务其他阶段的操作数据。例如，NASA的科学家们希望获取着陆器进入火星大气层和着陆时，产生的声波和地震信号，但此举需要更多有关探测器和着陆时间的信息。
NASA的科学家曾在2月份时称，“沃尔夫条款”让获取这些信息的过程，变得“很困难”。
实际上，太空探索领域的一些学者和专业人士，多年来一只在努力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中国加强合作，但这并没有导致沃尔夫条款发生重大变化。
对此，尤尔齐克说：“这（修改条款）将取决于政府和国会，以决定我们是否以及如何在民用航天活动方面与中国接触，作为与中国合作的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
实际上，去年7月天问一号发射任务成功后，时任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NASA）局长吉姆·布里登斯廷（Jim Bridenstine）迅速发表推文祝贺：“随着今天的成功发射，中国也将加入国际火星科学探索俱乐部。美国、欧洲、俄罗斯、印度以及阿联酋都将欢迎你们来到火星，开启一个令人激动的科学探索之年。祝天问一号旅途一帆风顺！”
时任NASA科学任务理事会副局长托马斯·泽布臣（Thomas Zurbuchen）也发推：“祝贺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成功发射。全球科学界都期盼这次任务能为人类探索这颗红色星球带来新的数据和贡献！”
而在吴伟仁看来，NASA的不请自来，正是因为对中国技术的不了解而引发对中国“天问一号”的“过度关注”，而这正是科技强国的生动实例。 “中国的航天技术可以吗？会不会与自己的探测器发生碰撞？”
有意思的是，虽然美国科学家一直在呼吁加强与中国的深空探索交流，但美国内部有一批人，却秉持意识形态，渲染中国太空探索的“威胁”。
例如，本月13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刊登了“中俄提议建设的月球科研站，是西方的噩兆（ominous sign）”这么一篇观点文章，措辞中却充满傲慢，别扭至极。
但对于这些“竞争”、“对抗”、“主导权”的说法，中方已多次表示，中国一贯致力于和平利用外空，积极开展有关国际交流合作，分享航天发展的成果。中方愿同各国继续携手努力，为人类和平探索利用外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此前，针对中美之间月壤分享问题，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吴艳华也已明确表示，能不能与美方合作，取决于美国政府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