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男性认同
日本文化与社会长期浸透在同性关系中，尤以男性为然。日本男性数百年来都倚赖没有血缘关系的其他男性，这种关系对建立亲密情感以及经济政治网络都非常重要。当然，血缘关系和异性联系仍然一直存在，没有它们社会是无法存在的。但让观察者震惊的是，与传统中国和西方相比，日本的男性连带关系相对更为核心。
在传统中国社会，家庭的血缘关系是至高无上的，而在西方，至少在引进基督教后，以性爱为基础的男女配对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
在前现代的日本，对领主和男性群体的忠诚总是优先于家庭关系，更不用说对情欲的迷恋了。在战后初期，说美国男性和日本男性对家庭与学校（或工作场所）关系的看法完全相反，这不夸张。
对穿着“ 灰色法兰绒西装”的美国男人而言，办公室是他必须去的地方，他在那里建立的人际关系大多出于必要，没有情感沟通，只有在家里他才能放松下来，做回自己。
对日本的工薪族而言，真正亲密的关系是在同事和老校友间，而不是在家里，家庭只不过是他们的加油站。
从性的角度看待日本的男性群体是错误的。不可否认，迟至百年以前，年轻男性对女性的兴趣会被视为不健康和懦弱的，他们对同性反而会产生依恋的感情。但到江户中期，被武士阶级视为“ 光荣”的同性恋已逐渐式微。到了明治时期，随着政府效法西方模式立法禁止同性恋活动，它就完全消失了。
日本男性并非为了满足性爱而加入男性群体，他们去那里主要为了情感寄托。能够与此竞争，提供一个轻松自在的环境让他们“ 做自己” 的，就只有童年时与母亲的关系了。父亲、老师以及其他权威人物都遥不可及而且很苛刻。至于女性，除了母亲（有时候还有姐姐），她们是焦虑的来源。
“ 好”女子是不存在的，恋爱和婚姻都是梦魇，只是为了实现各种社会期待（父母和其他权威长者照管他们的恋爱与婚姻事务）。当然，性释放可以从妓女那里得到，但要付费的性爱远不如自在的情感寄托有吸引力。
作为人类，日本男人发现自己有时会陷入热烈的爱情中，但从历史上看，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的，任何爱欲感情的爆发都会被视为破坏性的悲剧。
当然，西方意义上的婚姻也常常能为男性提供一辈子的寄托与陪伴。但对数百万日本男性来说，他们最重要的情感关系是“ 仲間”（老友）的。在日本，由男人来决定男孩在什么环境下成长为男人，由他们设定成年男性身份的标准，并决定谁符合这些标准，谁不符合。
再次申明，上述情况并非日本特有的。在我们所知的几乎每一个传统社会中，男孩都会离开以女性为主导的家庭领域，虽然有时是被强行赶出来的。无论如何，他们都会花几年时间在全是男性的环境中，无论是学校、工作场所、狩猎群体或战斗群体还是牧师培养阶段。
只有在被其他男性证明了他们的男子汉身份之后，他们才会以丈夫和父亲的身份回到女性王国。这种男性的生命历程不仅在所有的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甚至在其他灵长类动物和其他高度进化的社会性哺乳动物（如大象）中也能看到。
正如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许多其他东西一样，日本的经验与其他国家的不同只是程度问题，而不是本质内容的差异。男性群体几乎在所有社会中都扮演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角色，但在日本，他们占据了不成比例的主导地位。
今天正在侵蚀男性群体的力量—妇女政治和社会赋权； 新的经济现实更青睐女性的同理心与情商，而非男性的竞争力、等级和发达的肌肉—绝不是日本独有的。但对日本男性来说，后果可能更具毁灭性，而且会以与我们在西方看到的不同的方式将他们撵出局。
日本男性群体动力的变化
在战争年代，不受约束的男性群体动力在战术辉煌和战略灾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到了战后，这种群体动力会被重新部署以服务于经济的发展。
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日本企业成功地把战争时期父辈在前线的情感生活传递给了日本的年轻人，它是另一种版本的“ 兄弟组合”英雄主义和亲密感。
不少观察家注意到“ 奇迹”年代中日本企业的半军事化氛围—显而易见的上下尊卑制度，对牺牲及“ 耐力” 的强调。
日本人事经理非常刻意地利用男性群体的动力以树立团队精神，并激励他们的员工投入到工作和牺牲的狂热中。年轻的公司新人在工作的前几年通常会住在全是男性的宿舍里。他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也会像一般的工薪族那样，到新宿和大阪的夜店玩乐、狂欢。
换言之，他们像士兵那样生活、行动和思考—这是有意为之， 以激发那种奉献的热情和精神，让年轻人共同作战，甚至为对方牺牲。当然，有一个重要的差别：日本工薪族的牺牲不是为了保卫家庭、国家、朋友，或者保护母亲和姐妹，而是为了生产和销售更多产品。
在战后的头几十年，上述目标非常重要，以至于日本文化似乎可 以从心理上说服年轻的工薪族，要求他的思想如同士兵一般，准备做出最后的牺牲。在第四章中讨论的战后解决方案，使得生产和销售产 品成为使日本恢复其某种程度的伟大的唯一途径。
从个人层面看，成为一名优秀的企业战士会让年轻的日本男性获得作为男人的社会价值和自尊，为同侪钦羡。此外，他还可以加入一个优越的男性群体（取代了过去的日本军队）。加入后的回报不单是稳定的收入和地位，还有情感上的亲密关系和社会认可的性释放—首先，可能通过“ 酒水女郎”（“ 娱乐”费用通常可以在企业的开支项目下报销），然后通过婚姻。
今天，文化对待工薪族的方式已近乎公开嘲讽，时尚的年轻女性称呼工薪族男性为“ 老家伙”。今天，人们欣赏的男性不是工薪阶层，而是企业家、设计师、由杰尼斯事务所力捧出来的“ 偶像”，以及一些通过自我奋斗成名的体育明星，例如棒球运动员铃木一朗、足球运动员中田英寿和年轻的高尔夫球手石川辽等。
然而，文化描述的理想与现实的机会之间存在着根本差距。可与之比较的是，美国职业体育向年轻黑人男性传递的信息与他们在现实中所面临的选择之间也存在巨大差距。
很少有年轻的日本男性能在商业世界成功出头成为企业家，因为商界从根本上还不信任他们。对于那些想在设计和平面艺术行业出人头地的人来说，能得到好工作的只占很小一部分。而像铃木一朗这样的运动天才或由杰尼斯事务所捧出来的男明星，他们看起来星光四射，但在日本男星中实属凤毛麟角。
在第六章里我们提及，读卖机器及其棒球队等现实管理者大肆吹捧的旧式工薪族道德规范，至少引导日本男孩和年轻男性走上一条可能会带来合理结果的道路。然而，在上一章我们指出，过去 20年的经济创伤让年轻人更难在企业和政府机构中获得稳定职位，而这些仍然 是日本人获得社会地位和安全保障的唯一可靠途径。
其结果就是一波又一波的性焦虑和社交恐惧，随之而来的是数 百万年轻日本男性相互不来往或与异性绝缘。
新词汇再一次提供了线索。最有名的就是“ 御宅族”这个词了，它跟“ 寿司”一样，在世界各地都很流行。在国外，这个词指的是对动漫或漫画等日本流行文化有狂热兴趣的人，而在日本，它指的是一个人（通常是年轻男性）痴迷于某种事物，以至于放弃和真实的人接触。
这种痴迷通常与科技或 流行文化有关，但也不尽然。“ 御宅族”一词的关键不在于迷恋什么东西，而在于这种迷恋压倒了生活中所有其他的东西。
其他词更消极。例如，“ 萌え”（从其本来的含义“ 萌芽、发芽”引申而来）一词指的是那些不愿意和真实女性建立关系的男人。他们崇拜虚拟世界中的可爱人物，通常是对一些年轻女孩想象的投射。“ 蛰居族”，字面意思是“ 长期待在家里不参加社会活动”）指的是那些从来不离开卧室的年轻人，很明显，它与“ 御宅族”有重叠的地方，一个人可以同时是两者。
但“ 蛰居族”不一定会迷恋某些东西，他只不过讨厌、害怕这个充满责任和期望的世界，以至于想要逃避。当然，要成为“ 蛰居族”，他必须有一位母亲为其提供食物， 而且住在有卧室的房子里。
这个词反映了一个潜在的问题：不愿意长大，不愿意成为一个男人。当然，对小飞侠彼得·潘不愿承担成年人的责任和义务的抱怨随处可见。但无论在伊夫林·沃笔下的英国还是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美国， 能永远像男孩一样无须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只有上层社会的男性，否则只会穷困潦倒。但今天的日本、美国或英国已经没有人挨饿了。
在美国和英国，年轻男性在前途无望的职场苟延残喘，他们的姐妹则不断加入单身职场母亲行列，这种情形多半发生在中低收入 者与工人阶层。日本的“ 御宅族”和“ 蛰居族”则多半来自上层中产阶级。
这些词传达的消极和畏缩似乎是我们上面提及的新反叛女性的另 一面。但简单地把“ 草食”男性和“ 肉食”女性并列，会忽略阶级因素的重要性。典型的“ 蛰居族”一般出生在富裕家庭。他小时候可能很少见到自己的父亲，因为他父亲已经爬到日本大型企业或官僚机构 的高层，很少在家。他母亲则耗费全部精力为他找一所好学校，并竭力满足他的一切需要。“ 黑妹”可能有一位整天在外工作的母亲，做的是商店服务员这种工作，而她父亲是出租车司机或者在小型家庭公 司从事体力劳动，这类公司在日本不计其数。
换言之，“ 蛰居族”和“ 黑妹”不是兄妹，无论字面意义上还是象征意义上。英国的足球流氓或美国那些认为男性“ 无用”的单亲妈妈，也许是由相似的经济和社会力量造就的，但这些人在社会上的相 对地位其实并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