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美国医药企业提供的疫苗，确实救下了几千万同胞。但是我们真的应该感谢美国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仔细了解一下，当年美国给中国卖疫苗的历史故事。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上个世纪的中国，一直被乙肝困扰。从1970年算起，到1990年截止，中国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大约是8000千万。
也就是说，当时整个中国大约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携带乙肝病毒的患者。这种病毒特别棘手，它会不断侵蚀患者的身体。
很多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后来发展成了肝硬化，甚至是肝癌。那时候。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肝病不幸去世。
那么，当时的中国，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肝病患者呢？说起来，跟当时的环境有很大关系。
由于物资比较匮乏，医疗管理不太完善的缘故，中国当时有很多医疗机构，给多个患者共用一个针头。若是其中一个患者携带病毒的话，其他患者也会因为交叉使用针头，被病毒感染。
1989年，美国默克公司联系中国进行交易，双方经过多次协商和谈判后达成一致。最终，中国以700万美元的价格，从默克公司手中买到了疫苗技术。
当时中国的经济还比较落后，700万美元对整个中国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不过，单纯从这次交易来看，中国并没有吃亏，反而还赚了些便宜。
默克公司的疫苗，在美国的售价是一支100美元。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给中国的话，理论上该公司能赚到近百亿美元。
不过，这个账不能这么简单计算。当时的中国，其实有自己的乙肝疫苗，其售价仅仅只有几十块钱，美国疫苗在中国根本卖不到100美元的价格。
为国家研发疫苗的功臣名叫陶其敏，她早在1975年便研发了一种乙肝疫苗。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陶其敏为确定疫苗的效果，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把疫苗注射到自己身上。
那时候，陶其敏心里也非常忐忑，她特别跟孩子嘱咐说，妈妈打了一种针，可能会得病，你们离妈妈远一些。
幸运的是，陶其敏制作的疫苗，并没有导致她感染，对乙肝病毒也有很强的抑制作用。既然如此，我国为何后来还要花钱，从美国公司手中购买疫苗呢？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有致病风险。陶其敏研发的疫苗，属于纯化灭活疫苗，其原料是病毒感染者的血清和血浆。若是乙肝病毒患者，自身有其他传染性疾病的话，用其血清和血浆制作的疫苗，可能会让被注射者患上其他疾病。
第二，疫苗制作困难，难以大量普及。这种疫苗的制作耗时耗力，会占用大量的医疗资源，以及其他社会资源，很难迅速治疗国内所有肝病患者。
相比之下，美国默克公司的疫苗技术便成熟了很多，不仅效果良好，而且还可以大规模批量生产，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解决我国的肝病问题。
那么，美国默克公司为何愿意低价将疫苗给我们呢？最开始时，默克公司其实也想把成品疫苗高价卖给我国，试图利用肝病问题，从我国这里大赚一笔。
不过，我国没有直接答应，而是持续跟美国默克公司谈判，试图说服对方降低价格。
毕竟那时候，我国并不是对肝病束手无策，陶其敏研发的疫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若是持续研究，克服疫苗弊端的话，我国即便是不借助默克公司的技术，也能独自解决肝病问题。
就这样，中国和美国默克公司僵持了大约一年左右。最后，美国默克公司终于松口，决定低价向中国转让疫苗技术。
在这个过程中，时任默克公司CEO的罗伊·瓦格洛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善良的罗伊先生，得知中国百姓被肝病困扰时特别难受。
为尽快帮助中国百姓尽快用上疫苗，罗伊先生亲自出面，想方设法说服董事会其他成员，促成了双方的疫苗技术交易。
不仅如此，默克公司还在罗伊先生的影响下，送来了大量设备，同时还派人来进行技术指导，帮助中国尽快批量化生产疫苗。
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确实应该感谢罗伊先生，也应该感谢默克公司。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一定要感激美国。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默克公司原本是一家德国企业，只是在美国境内开了一家分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单方面抢走了境内的默克分公司，霸占所有资料和财产。
即便如此，默克公司还是保留了很多优良传统，该公司很多技术人员都特别有情怀，就像罗伊先生一样。
二战期间，日本为自身利益，单方面突袭美国珍珠港，给很多企业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身在美国的默克公司，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
二战结束后，日本因为环境问题，大量百姓患上肺结核，严重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发展。就在这时，默克公司及时出现，给他们提供必要物资，用救命药挽救了许多人的性命。
值得一提的是，曾经的默克公司，已经跟沙东药厂合并，如今人们一般将其称为默沙东。
时至今日，默沙东仍是一家非常优秀的医药企业，我们应该感激当时给中国提供帮助的技术人员。
至于美国本身，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团结那些对中国有好感，愿意跟中国友好相处的朋友，坚决抵制那些敌视我国的不轨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