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彭拍板”雅号的彭士禄，是中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我国第一代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主持设计建造我国第一座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成功研制第一艘核潜艇、组织引进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指挥自主设计建造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等。
他曾先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第一完成人）、全国科学大会奖、“为国防科技事业作出突出贡献”荣誉状、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等。
2020年11月8日，彭士禄又荣获第十三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自1996年该奖项设立以来，仅有张光斗、师昌绪、朱光亚、潘家铮、钱正英、钟南山、徐匡迪七位科学大家获此殊荣。
2020年11月8日，彭士禄院士女儿彭洁代表父亲从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钟志华院士（左1）以及谢克昌院士（右1）手中接过“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证书。图片来源：中国院士馆
2017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公布，彭士禄是该奖的获得者之一。
当时在医院，科技日报记者向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前往颁奖现场的老人提问：“您为什么敢拍板啊？”
老人虽然身体孱弱但思维清晰，回答干脆利落：“懂行。”
核潜艇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的最为先进的水下武器装备。它的心脏是核动力装置，核动力装置的内核是原子反应堆，因此，反应堆是核潜艇心脏的心脏，也有人将它形象地叫做“原子锅炉”，包括一回路系统等4个部分。
核反应堆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永茂与彭士禄相识于1956年。当年两人作为留苏同学，一起学习原子能核动力专业，后又一起参与核潜艇的早期设计。
周永茂对彭士禄的一次拍板至今印象深刻。
在进行核反应堆一回路压力设计时，最初方案中，设计人员将一个主要参数提议为200 个大气压，该参数参考了当时苏联列宁号核动力船舶的设计资料。
要得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数据，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叠加法，将各种不确定因素叠加放大后确保安全，缺点是得到的数据会非常大。一种是统计法，综合平衡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但这种方法对决策者的技术把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于200个大气压的数值，周永茂也很理解设计人员的苦衷，因为核潜艇是高密级工程，当时又处于特殊年代，大家做事都小心翼翼。但如果选择200个大气压，意味着冷却水温度压力高，而当时我国别说核装置，就是蒸汽轮机也只有90个大气压。
在彭士禄的主持下，最终200个大气压被降至某个较低数值。
“他不迷信国外的数据，如果当时头脑发热，估计到现在也设计不出来。”周永茂说。后来苏联也证实这个数据存在错误。
核潜艇工程正式上马后，因为级别原因，彭士禄被任命为核潜艇工程的副总工程师，因为没有总工程师，实际上他就是总工程师。
当时许多工作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都没有经验，大家对各种问题的意见分歧很大。这时，一个能集中大家的智慧、意见并做出决策的“总师”显得特别必要。
在核潜艇建造中，彭士禄大胆拍板的事例举不胜举。
有人说：“彭士禄只要有七成把握就敢拍板，另外三分风险再想办法避免。敢担风险是他性格中的一个突出特征。”但彭士禄的拍板不是“盲动主义”，也不是心血来潮，他随身带着计算尺。
在缺乏技术资料的情况下，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彭士禄主持确立了我国第一艘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设计方案，创造性地建立了一整套核动力装置静态和动态主要参数的简明计算方法。
该方案为满足核潜艇的总体性能要求，在主参数选定、主设备选型、各系统匹配等方面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但彭士禄曾多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中国核潜艇研制成功绝不是一两个人的作用所能及的，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没什么‘之父’之说。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枚螺丝钉……”
作为我国早期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的次子，彭士禄是根正苗红的“红二代”。
但他的童年却历经坎坷磨难：3岁时母亲英勇就义，4岁时父亲壮烈牺牲，8岁时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姓百家姓长大。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斩草除根”，贫苦百姓们冒着杀头的危险把他这棵烈士留下的根苗，从一家转移到另一家，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护卫着他，养育着他。
和彭士禄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姑妈，为保护他苦苦地坐了三年牢，宁把牢底坐穿，也绝不供出彭士禄是彭湃的儿子。
在汕头石炮台监狱，彭士禄被国民党反动派列为“小政治犯”，国民党当局为了邀功，还给他照了一张照片，并且登报宣扬，说“共匪彭湃之子被我第九师捕获”。
为将彭士禄这个革命后代安全地送到中央苏区，东江特委的两位负责人倒在了敌人的枪下。
每每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彭士禄总是饱含深情地说：“我对人民永远心存感激，我的生命是革命同志和老百姓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无论我怎样的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
进入暮年后，
老人家记忆力有些衰退，
但在他魂牵梦绕的激情岁月中，
永远记得两件事，
一是核潜艇，
二是核电站。
彭老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