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制造出什么行销世界的产品了吗？没有！”作 者丨安小曼
你对新加坡的印象是什么？
干净的花园城市？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全球最繁忙的货运海港？
别再被它这些光鲜的外表骗了，它真正厉害的是制造业！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驱逐出马来西亚联邦，宣布独立，李光耀在记者会上流下泪水。
当时，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个贫穷的小岛可以生存下去。它自然资源匮乏，人口主要由文化历史与种族都大不相同的新移民构成，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殖民、占领和侵略……
如今，这个领土面积刚过700平方公里、人口数量不足580万的弹丸之地，以高收入、无外债、持续正盈余的姿态，稳坐全世界最稳定、发达的经济体之一。
是什么让新加坡的经济实现飞跃？
除了众所周知的金融服务、旅游业，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制造业更是新加坡经济的重要引擎。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加坡制造业增加值一直在稳步上升，其GDP占比几乎从未低于20%，高时甚至超过25%。
▲数据来源：A Singapore Government Agency Website（Principal Manufacturing Statistics）科技制造强国日本、德国，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平均维持在20%左右。其他发达国家，美国、法国仅为10%左右，英国2019年只有8.59%。
彭博创新指数显示，2020年，新加坡制造业产值比2019年增加了7.3%，制造能力排名全球第三；2021年，新加坡再上升一位，位居世界第二，紧次于韩国。
制造业为45万新加坡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占整体劳动力的12%。
当“制造业”和“劳动力”联系起来，你脑海中首先浮现的画面是什么？
工厂的纺织女工？服装、鞋子的血汗工厂？还是玩具和廉价电子产品？在如今的新加坡，以上都不是。
新加坡的制造能力之强，体现在精密工程、航空航天、生物医学、电子以及化工等领域。
新加坡生产了全球大约60%的微阵列、35%的热循环仪和质谱仪，占据了全球10%的制冷压缩机市场、30%的助听器市场以及70%的半导体引线焊接机市场……
这些已成为新加坡经济的重要引擎之一——精密工程制造业，其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左右。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显示，目前已有2700家精密工程公司落户新加坡。新加坡也因此成为了很多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或重要研发中心，如科磊、库力索法、是徳科技以及罗徳史瓦兹等。
电子产业中，新加坡生产了全球约20%的半导体设备。EDB显示，新加坡半导体企业数量已经超过300家。来自欧美、日本等世界各地的半导体公司，如英飞凌、意法、安华高、大型代理商安富利等都把其亚太总部设在了新加坡。
在制药行业，全球收入最高的10种药品中有4种在新加坡生产。爱尔康、Amgen、诺华、辉瑞、罗氏、赛诺菲、夏尔和默克等均把亚太地区总部或研发中心设于新加坡。
航空航天行业，新加坡是全球宇航价值产业链的维护、维修和翻修以及制造地，拥有130多家航空航天企业。
化学制品方面，新加坡出口量位居全球前十，全球有超过100家化学品公司在新加坡设有主要业务。
同时，新加坡还是仅次于美国休斯敦和荷兰鹿特丹的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超过100家全球石油、石化和特种化工公司集聚于此。
……
▲数据来源：A Singapore Government Agency Website（Principal Manufacturing Statistics）高精尖的领先规模与能力，让新加坡成为高端制造的重镇，但新加坡真正站上高端也是最近10来年的事。
在此之前，新加坡的制造业经历了什么？
新加坡正式独立前两年，也就是1963年，裕廊工业区正式建成并准备投产。
这是即将被迫独立的新加坡，找到的“谋生”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加坡面临着高失业率、经济增长缓慢、住房不足、基础设施衰败以及社会动荡等重大问题。
与马来西亚的分离，让其变得更加孤立无援——从前，它还能和联邦中的其它地方进行香料、锡和橡胶贸易。
裕廊工业区建成之前，其所在地裕廊河还只是新加坡南部海岸的一片红树林沼泽地，经常有鳄鱼出没。一位名为高健斯威（Goh Keng Swee）的博士，在对这片沼泽地经过勘查过后认为，这里有潜力成为一个重量级的工业中心。
新加坡没有制造业经验，劳动力市场不稳定，投资者和当地商人几乎都不相信高博士的愿景，许多人甚至称它为“Goh's Folly（高氏愚蠢）”。
新加坡政府却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并在国家发展计划中拨款4500万美元给裕廊发展，这笔钱占到当时工商预算的13%。
根据地理环境的不同，新加坡政府对裕廊进行了合理妥善的规划：沿海的西南部划为港口和重工业区；靠近市区的东北部划为新兴工业和无污染工业区，重点发展电子、电器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中部地区为轻工业和一般工业区……
1964年1月13日，裕廊工业区铺好了它的第一块基石——国家钢铁厂（NatSteel）正式开业。
此后，在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的帮助下，高博士每天都安排工厂举行开工仪式，并请媒体持续报道。“没有什么比每天开一家新工厂、为期三个月更诱人的了”。在这种势头下，裕廊工业区每年都增加上万名员工。
新加坡政府还拥有更大的愿望——吸引跨国公司来此发展。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形势呈普遍繁荣的态势。印度尼西亚第二任总统苏哈托上台后，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的对抗结束，两国恢复贸易。与此同时，美国和日本也开始对新加坡青睐有加。
新加坡政府乘势而上，在裕廊工业区推出了一系列激励政策。比如，宽松的还款条件、现成的工厂空间和基础设施、慷慨的税收优惠以及健康的员工关系的承诺等。
1969年开始，大批海外投资、企业来到了这片土地上。德州仪器开设了第一家工厂，壳牌、美孚等石油公司，日本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美国列明士顿公司等世界著名大造船厂商也纷纷扎根于此。
到1972年，新加坡四分之一的制造业公司，要么是外资公司，要么是合资企业。
正如当初新加坡政府所期待的那样，制造业的崛起使新加坡的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独立后的8年时间里，新加坡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2.7%，还基本实现了完全就业。
当初的“高氏愚蠢”变成了“高氏荣耀”。裕廊工业区，不仅成为新加坡最初从殖民地港口向工业出口经济转变的象征和隐喻，更成为了新加坡未来工业发展的灯塔。
然而，对新加坡来说，即使实现了经济飞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整个70年代直到80年代中期，也算不上安稳。
1971年，英国完全撤出新加坡。1973年和1979年，先后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导致全球油价暴跌，石油起家的新加坡靠资源发展经济难以为继。
这意味着，新加坡政府需要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范围、更强势的作用，关于制造业的规划也要考虑得更加全面。
此后，新加坡开始有计划地升级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技术含量产品过渡。
计算机技术和电子成为政府促进工业发展的重点领域，电子、石化、零部件和精密工程这样的高附加值产业企业开始扎堆出现。
惠普公司在新加坡生产出第一台袖珍计算器；森德斯特兰公司（现为汉密尔顿桑德斯特兰公司）开始着力建造一个飞机设备零部件厂；希捷在新加坡生产磁盘驱动器；菲利普斯石油新加坡化学品公司、聚烯烃公司、登卡新加坡和乙烯甘醇纷纷到来……
到20世纪80年代末，以就业人数和制造业的附加值来衡量，计算机和相关电子产品已成为新加坡最大的工业。新加坡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磁盘驱动器和磁盘驱动部件生产国。
然而，新加坡制造业很快迎来了新的挑战。
2001年4月，飞利浦电子新加坡首席执行官约翰·范斯普伦特，正领导着政府委员会向新加坡提供建议——关于如何最好地留住制造企业。讽刺的是，这个月中旬，飞利浦总部正在打算把其位于新加坡的亚洲地区总部迁往中国香港。
中国确实是个好去处。
在20世纪90年代初，东南亚经济一直处于超前状态，吸引的外资比例占全亚洲的60%，中国只吸纳了还不到20%。到了2000年，东南亚变成了10%，中国则上升到了30%。
这种转移趋势的起点是在7年前。
1993年，“北京·1993跨国公司与中国”的会议在北京国贸中心召开，会议明确鼓励跨国公司来华投资。
台下，西门子、摩托罗拉、巴斯夫等50家跨国制造企业代表听得热血澎湃。于是，美国福特公司主管国际业务的执行副总裁韦恩·伯克把“头号业务重点”放在了中国；保洁来中国一口气建立了4家公司和5家工厂……
李光耀说，中国简直成了“外资吸尘器”。
中国人的创业热情，以及中国政府释放的利好政策，共同成了吸引外资者的强磁石。
对比中国后，不缺政策利好的新加坡，为自己下了结论：“缺乏企业家精神”。
为了孵化本土企业家，他们尝试减税、打开大门、引进人才；为给有前途的初创企业提供资金，还设立了政府基金。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现象——21世纪初，新加坡制造业的企业数量陡然上升。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不再单纯地依靠外来者投资，而是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技术壁垒。
“必须将‘创造力’融入我们的文化、思维定势和价值观中”，李光耀下定决心，将新加坡工业开始转向以知识为基础的活动——把化学品、生物技术、制药和信息通信成为重要驱动力，并大力刺激当地中小企业增长的方案。
为满足发展石化工业的用地需求，新加坡从1995年开始填海造陆，并将7个小岛合并成一个大岛，打造成了总面积32平方公里的裕廊岛。这个为期14年的工程，为新加坡的石化行业提供了一流的硬件条件。
通过集中投资，裕廊岛形成了“化工簇群”，即上下游产业一体化的发展模式。辛醇（伊斯曼公司）、乙炔（塞拉尼斯公司）、苯乙烯（壳牌）、苯酚（三井化学）等“化学群”，进行上下游产品链接，降低了原料和产品的物流成本和企业的投资成本，同时产出许多衍生产品，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大而全的，产品供应基地。
与此同时，新加坡开始在国家战略层面规划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并将生物医药产业与电子、化工、工程等产业并列为四大支柱产业。
为了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新加坡提供了大量税收减免，以吸引国际生物医学公司和熟练的外国研究人员，并投入资金到学校培训学生在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和工业生物技术等领域。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来到新加坡，开设了其在美国以外的第一个研究中心；克隆“多莉”羊的苏格兰科学家搬到新加坡从事糖尿病研究；辉瑞、葛兰素史克、礼来和诺华以及制药公司在新加坡建立了生产设施和研究中心……
2006年，《海峡时报》报道称，生物医学科学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左右，而五年前几乎为零。5年时间里，新加坡对生物医药研发的投入年均增长率接近40%。
▲21世纪初，那批骤然出现的制造业企业中不乏生物制药企业2016年，新加坡推出了精密工程产业转型蓝图。计划通过利用数字科技发展先进机器人、增材制造、先进材料、传感器、激光和光学等领域的技术，拓宽和深化先进制造业基础。
根据新加坡的《研究、创新与创业2020计划》（RIE2020），政府将投资33亿新币（约165亿人民币）用于先进制造和工程研发。
2020年，疫情袭击全球让新加坡制造业优势凸显。《联合早报》报道显示，2020年，新加坡制造业7月至12月间实现连续6个月增长，全年增长达到7.3%，达到2017年以来最大涨幅。
2021年，新加坡政府提出了“制造业2030愿景”：未来10年继续争取50%的增长。
《史密森尼》杂志的记者大卫·兰姆，第一次来到新加坡是1969年——为了报道越南战争。在破旧的海滨、被鸦片占据的小巷以及挤满变性人的布吉斯街上，待过两天后，他居然有了一个神奇的预感：
“这个非常不起眼的国家，注定要从‘无名小卒贫困兄弟会’中脱离，加入第一世界。”
大卫·兰姆在那片不起眼的土地上看到了，百废待兴的残破土地、贫困待业的青壮、遍体黄金的跨国企业——三者糅合的力量，成为了新加坡制造业的起点，造就了今天“惊人的新加坡制造”。
起点处，拥有“三者糅合的力量”的土地不止新加坡，如今它们却大相径庭。
20世纪60年代初，在新加坡被迫独立，连生存都难的时候，中国香港的制造业已经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中的龙头。
彼时，在纺织、制鞋、塑料、五金、电子以及机械行业，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的出口额，连中国香港的零头都不到。
然而，仅过了15年后，中国香港便开始被韩国和中国台湾反超。60年后的今天，中国香港制造业已“空心化”。
就连轰动一时的“数码港”，如今也已默默无闻。数码港2017～2018年报显示，数码港社群的初创企业超过1000家——却没有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
德昌、震雄，再加上伟易达和几家化工企业，微弱地存在着。大多数毕生经营制造业的那些香港企业家们，其企业规模不及地产巨头的一个零头。
也有的企业摆脱了这种命运。依利安达，这家在70年代以生产电话机闻名的制造企业，当前的营收规模在10亿左右，它找到出路是从中国香港迁往新加坡后。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同为亚洲的金融、港口和贸易中心，在过去很多年中，一直惺惺相惜又一时瑜亮。2010年之前，新加坡的经济总量一直位居香港之下，但自香港被超越后便再难重回昔日地位。
比起新加坡一直以强有力的手段遏制房价，并且致力多元化发展，注重制造业转型；香港的制造业，则在地产利益全面绑架经济的模式下，逐渐走向空心化。
70年代末，当新加坡开始有计划地将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技术含量和工人熟练产品过渡，政府把计算机技术和电子作为工业发展的下一阶段。
此时，GDP颇高的香港，其制造业却毫无突破。在低廉的人工、房租成本，以及优惠政策之下，香港的小厂长们来内地建起数万家工厂。他们在香港接单，在珠江三角洲生产，再从香港出口。
他们固守着老旧形态，低成本、小规模、没有技术升级，没有品牌建立。彼时，电子已经位居香港制造业的第二产业，但电子制造从劳动密集型向高附加值的转型机会，就被眼睁睁放过去了。
那个在石油危机震荡中颤颤巍巍的70年代，香港的制造业在7年内下跌了4个百分点；1979到1982年，只3年时间，香港的制造业比重又跌了6个百分点。
90年代开始，香港制造业几乎完全停滞。社会总研发投入中，韩国在2%以上，新加坡在1%以上，中国香港不足0.1%。
到了1998年，香港才意识到“要成为在发展及应用资讯科技方面的全球首要城市，尤其是在电子商业和软件发展上处于领导地位”，随即公布数码港计划。
可惜为时已晚，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港府元气大伤，财政预算出现赤字。
金融风暴后，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制造业，前者只是需要加固屋顶；后者则像一场暴雨后的砖瓦零落，房屋几乎需要重建——风暴来临之前就已经落后了太多年。
有关数据显示，从1991-1997年，香港股价和房价的增值共计7万亿港元，而这恰好等于香港在这7年间GDP总和。
也就是说，这期间的香港制造业增加值对香港经济的贡献，已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泡沫一破，除了少数在卖空中盆满钵满的投机者，大部分人多年的辛苦都付诸东流，产业空心化问题凸显，经济陷入长期衰退。
2009年，86岁的李光耀在接受《海峡时报》专访时提起香港地产商：
“他们制造出什么行销世界的产品了吗？没有！”
两年后，这句话被收录进《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之中，以此告诫和警醒新加坡——什么才是真正的生存发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