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教研独角兽(ID:JYDJS1),作者:远桥,编辑:赵烨,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基层的乡镇小学面临结构上的冲击,特别是在发展更快的东部沿海地区,近20年来一些乡镇小学在生源构成上呈现显著的变化。本文将以浙北地区一所特殊的乡镇小学为例,探寻其“乡土性”的消亡。


概览:一所非典型的“村小”



高马中心小学是一所位于浙北地区的乡镇小学,严格来说,它甚至算不上镇一级的小学。在新世纪之交的时候,当地进行了一轮大刀阔斧的乡镇合并,高马中心小学所在的高马乡被合并到邻镇,原来的高马乡被取消,转而成了高马村,但周边村子的一部分生源依然划归保留在这里。从此,高马中心小学成为了一所另类的村小。


高马乡所在的地区,是全国服装生产大区。上世纪末,当地服装产业快速发展,一大批服装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崛起,吸引了大量周边省份的外来务工人员,而众多青年打工人员的到来,又带动了当地小商业和服务业的兴盛,进一步吸引着外来的从商者。


与此同时,高马村本地的城镇化快速推进,几乎与外来年轻人流入同步进行的,是本地年轻人涌向当地县一级城市工作和生活,也有不少通过考学等去到更往上的地市和省城。这样的人口流动状况,也让高马中心小学的生源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与很多地区的乡镇小学在城市化进程中快速萎缩直至“空巢”不同,高马中心小学依靠外来打工子女的补充,在生源数量上并没有出现大幅度滑坡,只不过生源构成产生了很大变化,由此也缔造了一个奇特现象:高马中心小学逐渐变成了一所以外来学生为主的小学,本地生源所剩无几。


早在2013年,《浙江日报》就曾报道过,按照当年的统计,浙江省接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读义务教育学校的学生达130.8万人,其中在公办学校的占75.6%,一些县(市、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人数已超过义务教育阶段总招生数的50%。高马中心小学就是此类情况的典型。


高马中心小学生源的变化,直接带来了另一个文化现象,那就是:一切乡土性的特点,正在从这所乡村小学身上慢慢消亡。


接下来,我们试图通过一些各方的视角,去探寻这种变化产生的前后经过、带来的影响以及其中的社会参考意义。


视角:那些被遗忘的乡土性


陈永喜,一名拥有近30年教龄的老教师,现在是高马中心小学一名六年级班主任。和当地很多同龄的老师一样,陈永喜的教师生涯也是从代课老师做起,而在讲台这份职业之前,他是一名船工。自从下船拿起教鞭以来,陈永喜在高马中心小学当了半辈子的语文老师。


谈到学校近年来的变化,陈永喜回忆出现明显迹象是在2006年前后,当然在此之前早有征兆。跟二十年前的2000年前后相比,眼下学校的学生规模有了较大萎缩,以前最多的时候,低年级每个年级差不多都有两个班,高年级在融合了周边村小学生后,更是会达到四五个班,而现在基本上每个年级维持在一两个班。


陈永喜带的是五年级班,班上有差不多有一半都是外地学生。陈永喜告诉我们,外地生源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稳定性,学生进出流动频繁,有些学生过一个年可能就随父母留在老家了。外来学生的学习状况也比较层次不齐,毕竟各地教学情况各有差别,而往往随父母出来的学生成绩普遍比较一般。


以前陈永喜班上有一个学习成绩不错的安徽来的小女孩,她从一年级开始就在高马中心小学就读,一直到五年级开学前才转校,期间学习都比较系统且稳定。对于女孩返乡之后的学习,陈永喜坦言他稍微有些担心,因为这些年他亲眼看到了流动借读生在学习方面受到的干扰,唯一让陈永喜可以稍感释怀的是女孩已经升入高年级,在高马基础打得不错,今后的学习应该会相对顺利些。


近些年素质教育的话题已经深入渗透到乡镇农村,跟二十年前相比,陈永喜家访的频率明显增高,这期间他也同不少外来务工的家长建立了联系,他们中多数在周边的工厂打工,也有一些是在镇上开店做生意的。陈永喜发现,整体上这些家长在孩子学习这件事的参与度上都是比较低的,陈永喜自己也有在城里上学前班的孙辈,相比之下他的儿子儿媳在下一代学习方面投入的精力很大。


谈到高马中心小学逐渐变成外来子弟学校的趋势,陈永喜表示他一直都是平常心看待的,本地80后一代的家长有实力和没实力的,都把孩子送进了城里,他自己的孩子从小也是送进了县城读书。不管是本地孩子还是外地孩子,陈永喜觉得对于教师来说本职工作不受影响,都是要守好这三尺讲台。


陈永喜教的是高年级语文,他对孩子们在这个年龄段的表达格外关注。他发现多数孩子们其实都很愿意表达各自的家乡,以前当地学校都有专门的乡土教学课程,陈永喜希望能够延续这种乡土意识的培育,但考虑到当下课堂触碰的乡土范畴更大、更丰富,他也在试图转变乡土教学的思路,他希望能够以地域差异和特色为锚点,激发所有孩子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因为在陈永喜看来,不管是本地孩子还是外来孩子,他们注定都是要远离乡土的一代人,关于家乡的记忆和情感会伴随他们一生。



张建中是高马中心小学的现任校长,而他本人其实也是外来人员。二十年前张建中参加招聘来到高马中心小学,当时和他年龄相仿的外地老师还有几个,那会儿师范毕业的他们都奔着东南沿海这个“好地方”来,他们也成为了这所乡镇小学的第一批外地教师。


同样作为非本地人,张建中或许更能够体会外来学生和他们家长的处境与感受。在张建中看来,“融合”是高马中心小学近年来不断提及的关键词,生源结构的特点对学校的日常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老师多积极了解外来子女的状况,同时也要紧密跟进来自本地学生家长的反馈。


张建中谈到,多年前他们还会担心外地孩子和本地孩子的相处,后来发现小孩子之间的关系其实比较纯粹,而且孩子们在日常的相处中还达成了某些共识,这种共识首先从语言开始,大家都习惯了在校讲普通话,校内除了几个本地老师之间,基本已经听不到方言。回想二十年前刚来高马的时候,张建中也曾困扰于当地方言的难懂,所以他坚信语言的默契,将是一切融合的美好开始。


作为校长,近几年张建中一直都在关注教育城乡一体化的课题,但他认为这个工作任重而道远。从实际情况看,以初升高为例,高马所在地的县城中学和乡镇中学在升学率和重点率上差距极大,所以家长们在小学阶段就纷纷开始绸缪,他本人也非常理解本地家长都把孩子送进城里念书这个现象。


当被问到在线教育等当下热门话题时,张建中校长表示“可能还为时尚早”,来自老师、学生、学生家庭等各方面条件都还不太成熟,而且小学阶段这块儿并不是刚需,但他相信必要的时候以学校目前的状况,是可以跟上当地大势的。


在高马村人都把孩子送进城读书的时候,王琴是小部分选择把孩子留在村小念书的家长。现在在高马中心小学上学的是王琴家里的老二,她本人是40多岁高龄生下的二胎。目前王琴夫妇俩的工作还是在村里,主要从事一些果园种植和农产品商贩生意,考虑到家里老人年事已高带不了孩子,所以她和丈夫就决定让孩子先就近上小学。


与一些在城里实在买不起房只能让孩子读村小的家庭不同,王琴家的经济条件在村里属于前排水平,她们在城里有自己的房子,而且买得很早,目前主要是给了大儿子用做婚房。王琴的想法是,小儿子现在读小学还可以在村小将就一下,等再大一点且自己的基本生活也能料理一些后,还是要送进城里去念初中,毕竟初中是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对比老大和老二读小学的情况,王琴发现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体现在方方面面。王琴记得,老大上学那会儿和他一起的玩伴特别多,放学和周末基本都是在外面游荡,同学之间的相互串门也很多,今天在你家玩游戏,明天来我家看电视,走动非常频繁。


如今到了老二情况完全变了,周边和他同龄的本地孩子大幅减少,仅有的一些多数也都进城读书了,岁数相差超过3岁以上的又玩不到一起,所以直接导致现在孩子身边都没什么玩伴,从小他就是和自己玩,再没有和谁谁谁一起长大之说了。


在家缺少玩伴,王琴就鼓励孩子在学校多交朋友。平时她会有意识地问孩子,在学校都和哪些小朋友关系好,平时和谁玩得多,旁敲侧击了解孩子和同学相处情况。针对学校外地孩子居多的情况,王琴表示一开始确实会担心自家孩子和外地孩子不好相处,她承认可能是有一些刻板印象,但后来从孩子那儿得到的反馈还不错,甚至有一年元宵节孩子突然提出,想邀请他的同学小强参加一项本地的田间民俗活动,还问小强的家在安徽、安徽有多远之类的。


赵晓燕也是在高马当地一家制衣厂打工的安徽人,来高马工作已经有七八个年头,她和丈夫相识也在高马,两人经朋友介绍认识后谈得很投缘,再加上都是安徽老乡,所以很快确认恋爱关系并组建了家庭。婚后没多久赵晓燕就怀了孩子,他和丈夫的一致想法都是想把孩子留在身边,为此还把家中老人接到高马,在镇上找了份零工,也能帮助一起照料孩子。


据赵晓燕回忆,当时她的孩子进到高马中心小学借读的过程很顺利,因为高马本身就与很多外来学生,所以学校在这方面的工作程序已经轻车熟路。在赵晓燕看来,即便高马中心小学名义上只是一所村小,那也要比老家小学的整体师资力量好,毕竟因为地缘优势,高马吸引了不少外来的高学历老师前来任教。


唯一让赵晓燕比较担心是孩子升初中后的上学问题。起初,赵晓燕和丈夫的梦想是能在这儿的县城买套自己的房子,但这几年城里的房价涨得快得离谱,甚至快超过老家省城的房价,前两年稍有犹豫现在就已经望房兴叹了,如今,夫妇二人的打算是攒点钱就回老家买房。对于孩子刚上一年级的赵晓燕来说,似乎还没到真正着急的时候,她常想:没准那时候自己和丈夫都回老家了呢。


谈到孩子在高马中心小学的融入,赵晓燕表示并不担心,此前她的工友们当中也有孩子在高马中心小学上学。当外地孩子多了,其实大家反而没有太多本地、外地的概念,老师们也都一视同仁,有时候甚至对外来孩子的情况会格外上心。


当大人们在谈论这些选择和变化的时候,正在高马中心小学就读的孩子们则很难想象这些事情。四年级学生张昊是一名高马本地的学生,从他进学校起,班上就有很多外地同学,他并没有觉得有任何特殊,有时候听同学们说起他们各自的家乡,河南、安徽、山东等等这些名词让他心生好奇和向往,班里有两个跟他玩得比较要好的男生,其中一个是外地的借读生,后来回老家了,他还挺失落的。偶尔,张昊会听父母说起以前的高马中心小学怎样怎样,他觉得那些东西他没有经历过,也不知道,更无法想象。


五年级的赵小夕则是外来借读生。她的父母是在高马镇上经营了一家小超市,她还有一个弟弟,也在高马中心小学就读,她和弟弟都是三年前随父母转学到高马的。赵小夕很喜欢在这儿的现状,因为她跟父母就住在小镇上,离学校很近,每天步行上学就可以,而在她的老家学校则离家很远、很不方便。


谈起在老家学习的时候,赵小夕表示自己到不怎么想念以前的小朋友,因为离家的时候还太小,现在她在高马有新的好朋友,是边上烧烤店店主家的女儿。同时赵小夕也告诉我们,不会因为觉得自己是外地学生感到特殊,因为班上有很多和她一样的外地学生。


确实,现在的孩子已经无法通过大人的描述,去想象二十年前高马中心小学的模样,但对于沈伟杰来说,那却是一座让他至今在外还会偶尔想起的校园。沈伟杰现在在省城工作,并且也定居在省城,十八年前的夏天他从高马中心小学毕业。


在沈伟杰的记忆中,小学校园似乎很大,他在里面上学放学整整六年都不觉得枯燥。如今再次看到自己小学的时候,校园整体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旧的楼拆了,新的楼盖起来了,二十年前的泥地操场现在也升级为塑胶跑道了。虽然很小但很整洁,这是沈伟杰最直观的感受。


沈伟杰有个亲戚在高马中心小学当老师,有一次亲戚在跟他聊天的时候说起学校的现状,本地孩子都去城里上学了,高马中心小学成了一所外地生源为主的村小。事实上沈伟杰也早就留意到,自家周边从他这一代往下,学龄孩子的数量急剧下滑,已经没有太多本地小孩儿了。


在沈伟杰的印象中,他上小学那几年班上也有个别外来同学,比如镇上牙医的女儿和校门口早点摊摊主的一双儿女,但总体上数量极少,而且有的人从他们的姓名就可以判断是外来人员,因为不是本地常见姓氏,另外,外地学生也听不懂高马方言。所以那会儿,外地同学会显得比较“特殊”。


沈伟杰上小学的时候,学校管理还没有现在这么严格,有时候班主任会经常带着他们去校外活动。他最喜欢的是每年的立夏野炊,这是高马当地的一项风俗传统。在露天用砖头搭一个灶台,放上一口锅,然后用时令的春笋、蚕豆等炒一锅杂烩饭,俗称“野米饭”。活动当天,同学们会分头从家里带野炊所需的餐具和食材,大家在老师的带领下去到开阔的河畔荒地一起做饭。而现在,这样的乡土活动已经在高马中心小学消失很久了。


沈伟杰告诉我们,他意识家乡城镇化带来的这些变化是大势所趋的,小学和乡土的美好记忆会一直伴随他在大城市工作生活,一定程度上他也疏离了乡土并在外地进行着一种新的融入。


其实,高马中心小学和周边呈现的乡土变化还不止这些。据曾经在校门口经营饭店的徐在明说,二十年前他们开店就做烧饼、油条以及当地的特色小吃鸡蛋糕,后来外地商人到高马开店之后,各种各样的面点小吃开始出现在高马人的视线中。而前几年,徐在明发现香菜开始普遍出现在学校附近的餐馆,而那,是多数高马当地人不太能接受的味道。


影响:去乡土化的趋同成长


透过以上不同人的视角,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和描述高马中心小学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同时试图去剖析其乡土性消亡的几个切面。


首先,最直接的现象就是乡土文化符号的消亡。这其中包括习俗,一些当地原本遵循的风俗习惯正在校园活动中渐渐淡出;也包括儿童的游戏方式,很多地域性的玩法已经被更大众、更数字化的游乐方式所取代;另外还包括方言,这也是表现得最为明显的,乡土的标志符号方言基本从这所乡镇小学消失。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谈及的文化符号的消亡并不能单单地归因于高马中心小学生源结构变化带来的结果,本身当地乡土文化性的减弱是一个宏观大趋势,只不过在高马中心小学内显像得更为明显。


其次,乡土教育正面临新的解读。过去在高马中心小学的启蒙教学中,承担了一部分乡土教育的功能,甚至还有专门的教材。如今随着生源结构的变化,学校的乡土教育也转变了思路,不再拘泥于仅仅科普当地的人文风貌,而是采用了一个“大乡土”的视角,充分考量学校生源属地丰富多样的特点。


第三,学校作为一个单位,在乡土活动中的参与度减弱。过去,乡镇小学和乡土活动的关系相对比较密切,学校师生会参与到镇上所举行的一些节点性集会活动,如今这方面的活动也在做减法;还有一项比较典型是以前当地小学都有“农忙假”,现在学生的家长多数脱离了农业,特别是外来人口,所以这样的假期也早早被取缔。


第四,同乡孩子之间玩伴关系的削弱。受限于孩子总量的减少,以及孩子之间相处空间距离的拉大,以往“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这样的词所描述的情景正在逐渐消失,同乡同村儿童不相识的情况越来越多,孩子的课后活动空间越发聚焦在家庭内部。在未来的高马村,“从小一起长大”的孩子会越来越少了。


最后,多元文化在村小内的碰撞,强化了孩子的远方意识。饮食、风俗等元素的碰撞固然是一方面,外来生源的涌入及其带来的关于“远方的信息”,让乡村孩子对“外面世界”的意识大大提升,而这在二十年前这一代孩子身上是不具备的。或许,未来的孩子们会更加倾向于离开家乡、去到外面的世界。


写在结尾


今天的高马地区,本地的孩子多数都进了城里上学,反而村镇小学成为了外省市学生汇聚、区域文化大融合的阵地。应该说,是本地的城镇化和区域人口的流动,共同造就了今天高马中心小学内的这一奇特现象。


高马中心小学乡土性消亡的过程,也是一代人新的生活场景和成长方式塑造的过程。



说明:文中所提及学校和人名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教研独角兽(ID:JYDJS1),作者:远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