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揭示的真相带来意义感的丧失，面对这种存在焦虑，我们该如何应对？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ID：neureality），作者：Ephrat Livni（作家、律师），译者：Sixin ，审校：张蒙，编辑：杨银烛，原文标题：《科学所知越多，存在危机越深》，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译者前言
许多神经现实以往的文章，都与本文探讨的话题相关，包括认知机制、自由意志、存在主义危机、道德等。做人不容易。事实上，也从来没有容易过，如果你相信莎士比亚的话。16世纪，这位剧作家写道：“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喧哗与骚动，却毫无意义。”
神经科学正日益证实这种看法。科学家对人脑及其运转机制了解得越多，就越认为生而为人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只是动物，是遵循一系列物理、化学及生物自然规律运转的复杂生物系统。许多科学家，包括已故的霍金；以及哲学家，包括杜克大学哲学与神经生物学教授欧文·弗拉纳根（Owen Flanagan）和纽约州立大学哲学教授格雷格·卡鲁索（Gregg Caruso），在2018年11月的《哲学家杂志》（The Philosopher’s Magazine）中主张：我们没有灵魂，没有不变的自我，也没有内在目的。我们存在只是因为我们存在（就像浩瀚宇宙中某个小星球上的小小斑点），而不是因为上帝为我们创造了地球。这一“自然主义”观念让许多人有意无意深陷焦虑不安，因此想方设法寻找意义。
总的来说，不管我们是否明确意识到科学发现的影响，社会中许多人都正在遭受弗拉纳根和卡鲁索所说的“神经存在主义”危机。他们写道：“现在，第三波存在主义——神经存在主义已经出现了。它体现了这样一种焦虑：即便科学揭示了人性的真相，但也使我们对人性不再抱有幻想。”
焦虑的浪潮
卡鲁索和弗拉纳根将存在主义定义为：由社会或政治巨变造成的人类自我形象的削弱。这些变化引起人们普遍不适，并最终促使人们修复和重构对人生意义的看法。
第一波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是19世纪的一些思想家，如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他们在一个没有神明来决定是非的世界里竭力解决道德问题。在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大屠杀后，数以千万计的死亡和难以估量的人类苦难似乎瓦解了我们珍视生命和相信共同利益的观念。这让萨特、加缪和波伏娃等人苦苦寻求存在的意义。
然而，21世纪的哲学危机无关宗教也无关政治，它植根于科学发现带来的变化。弗拉纳根和卡鲁索认为，这些科学发现对上帝、非物质的灵魂、精神、自我、能动性等观念施加了最后一击。他们解释说：“神经存在主义，是由人文学科科学权威的兴起，以及人类科学形象与人文形象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
这种现代焦虑来源于不断扩大的知识体系：我们体验的一切事物，不过是神经过程的结果[1]。研究结果表明，自省或自我认知并不能揭开心灵的面纱[2]，而死亡是我们所有人的终点。如果大脑的运转给了我们生命的体验，“非物质的精神”或灵魂也并不存在，那么一旦大脑停止运转，身后别无他物，一切都不复存在。此外，将我们人类自身理解为由自然规律和物理机制所控制的动物[3]，还将导致主观能动性或自由意志[4]的丧失。
死去的不只是上帝，如尼采所宣称的那样，如果物理过程决定了我们是谁，我们生存运作是通过大脑而非精神来做决定，那我们似乎再也无法凭借性格品质来塑造人生了。换句话说，尼采提议的能填补上帝空缺的“超人”也没有了。我们的生存意志——存在主义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表达过的“我无法前行，我仍将前行”的决心——现在屈服于一系列物理机制。
科学家有证据将我们视为有机的、生物的机器。这种观念产生了一种新的后现代焦虑[5]。“随着脑科学的发展，我们对影响人类行为的机制越来越了解，也越来越相信我们并没有所谓‘灵魂的控制’[6]。”弗拉纳根和卡鲁索说，“没有什么理由能让人相信，有一个非物理的自我在掌控行为，且不受自然规律决定论式的约束。”
我们未必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感到失落或因此指责科学。但对于许多信仰知识而非上帝的人来说，要相信“人生是有意义的”越来越难。以前，许多传统观念能给人们一种特别感、受重视感和自我真实感，但这些传统观念正在被科学发现慢慢瓦解。科学家越来越发现“自我”不过是一个大脑制造的必要的幻觉，通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脆弱。
与此同时，自杀、抑郁和焦虑的人也在增多。2018年，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披露：自1999年以来，美国自杀的人数增长了25%，涵盖大部分种族和年龄段。虽然造成精神疾病的因素有很多，行为科学家、科普作家克莱·劳特利奇（Clay Rutledge）认为这个趋势并不只是缺乏精神健康服务的结果，相反，我们正在面临一场全新的、现代的“无意义危机”。在2018年《达拉斯新闻报》的一篇文章里，他解释道：“要防止存在焦虑，我们要发现并维持一种‘人生有意义’的感觉。我们这个物种不仅是为了活着而努力，而且是为了活得有意义。我们想拥有有意义的生活。而人在无法维持意义感的时候恰恰心理上最脆弱。”
劳特利奇认为，对意义的追求来源于“帮助我们生存并让我们具有独特反思能力的神经机制”。他相信人类大脑的演化是为了寻找意义，但现在要觉得“人生有意义”比以前更难了。原因有很多，包括更严重的异化、更小的家庭架构，以及更弱的宗教信仰等[7]。他认为：“现代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不可能认同宗教信仰、去教堂或者参与其他宗教活动了。但我的研究显示，宗教提供的意义感在非宗教环境中很难复现。”
弗拉纳根和卡鲁索认为，执着于意义的“大众心理态度”将持续存在。毕竟，身处科学界以外的人们还不了解“自我即幻觉”对我们个体意味着什么，也缺乏讨论这一新观念的专业知识。旧观念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因此很难被丢弃。而这种看待人类的另一个新视角只会让有些人觉得不舒服，认为不可能过有意义的人生了。
道德的本能
但先别绝望。拥抱自然主义并不意味着就道德不存在，或者我们会彻底沦为那些无法通过内省理解的神秘生理过程的囚徒。正如以往的存在主义者找到了探索人类存在问题的新路线，并对“为什么我们要努力做个好人，过有意义的生活”这一问题给出了新解释，今天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也同样如此。
弗拉纳根和卡鲁索是《神经存在主义：神经科学时代的意义、道德与目的》一书的编辑，该书探讨了当“心灵无法再脱离物质世界来成为意义的基础”时所造成的“根本焦虑”。在书中，来自各个领域的思想家探讨了现代焦虑，并提出了把经验科学融入社会心理的方法，由此对生而为人不至失去希望。
例如，加州理工学院的宇宙学家和物理学家肖恩·卡罗尔（Sean Carroll）的论文概述了经典力学、量子物理、时间、涌现现象的性质，认为宇宙的广阔性和随机性都证明了宇宙没有本质意义。不过他仍然坚持，生命在个体以及人类群体层面都很可贵，即使“现代科学已经彻底破坏了宇宙本身具有某种更高目的或内在意义的希望”。
卡罗尔认为，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存在、与他人共存并且重视意义。所以我们可以有目的地行动，即使我们并不是某个宏伟宇宙计划中的一部分。他将两件事区分开：人类有确定的计划，而宇宙似乎没有[8]。
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是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心智研究SAGE中心的主任。与卡罗尔类似，他认为自然主义者对人性的视角没什么问题。我们之所以有责任感、有道德，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已经演化出了让我们可以如此的能力。
我们通过认知机制进行推理、记忆、感知和判断。也正因为我们有这些能力，我们发展出了要求我们为彼此思考并相互负责的社群规范[9]。宇宙也许是随机的，在机械层面上“有因必有果”也未必成立，但在人类经验的层面，我们有一定的道德与法律义务，也有能力履行这些义务。
布兰迪斯大学行为健康研究所的托马斯·克拉克（Thomas Clark）在他关于神经存在主义的评论文章里解释说，我们不需要上帝也能做好人，因为道德行为是有科学依据的。克拉克写道：“科学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是道德动物，刻在我们体内的道德直觉强到没有什么科学能最终将其推翻。”
有证据表明，利他主义、合作、同理心和爱是“生物内嵌的”，因此我们不需要更高的力量来强迫我们考虑他人的需求[10]。他认为：“人们对道德基础的这份担心恰恰证明了我们具有道德本性的事实。所以，即使知道道德是由催产素和血管加压素等卑微（或高贵？）的化学物质所调节而成的，也不太可能让我们失去道德能力[11]。”
人类的前景
弗拉纳根和卡鲁索，以及此书其他撰稿人对前景都相对乐观。他们没有因科学发现灰心丧气，而是提出了一项“建设性计划”。这个计划涉及恢复人类的自我形象（正如前几波存在主义者所做的那样），来思考那些棘手的难题（尽管并没有简单的答案）。
这些哲学家在他们的文章中认为我们应该“利用对行为、认知和神经科学的知识与见解，来解决我们的对存在的担忧，并收获一定程度的健康幸福与成就满足。”忽略证据并不能使陈腐的上帝、灵魂、自我或人类特殊性的观念复活，也不会赋予生活意义。相反，我们应该在个人或者社会层面改变我们的焦虑，毕竟现在，正如他们所说，“自然主义是世界上唯一的道路。”
注释：
[1] 在意识层面，我们体验的一切事物，不过是神经过程的结果。《意识寻踪》便探讨了意识的神经基础，介绍了整合信息理论（IIT）和全局神经工作空间（GWT）理论。
[2] 《自我认知的革命》指出：人很难通过可靠的自我观察，来完整准确地表述个人的欲望与动机。
[3] 在行为层面，我们只是由自然规律和物理机制所支配的动物。在《大脑是预测机器》中，人被描述为一个生物系统，这个系统对环境的相关方面进行建模和预测，以便对环境变化做出反应，维持内在的稳态。《与躯体重归于好，任其包覆心灵》也提到了“预测编码”模型。预测编码将大脑看作一个“统计器官”，基于既往情况预测感觉信息。大脑“根据经由（内脏感觉的）感觉证据检验的假说”来“为遇到的刺激做出解释”。我们响应内感受信号而采取的行动——即内稳定需求迫使我们做出的应变稳定调控——能够减少我们对环境之期望的预测错误。
[4] 而《没有所谓的自由意志》指出：大脑被神经科学描述成一个物理系统：一个神经元的放电触发其它神经元，引起我们的思维和行为。神经元放电不仅仅决定了一部分或大部分的神经活动，而是我们所有的想法、希望、记忆和梦。处于某种状态的神经系统受到某种刺激，就会出现某种特定的反应，用以色列海法大学的哲学教授索尔·史密兰斯基（Saul Smilansky）的话来说，这叫做“给定的展开”（an unfolding of the given）。那么令人不安的问题来了：如果大脑运作就像心脏跳动一样，并不需要意志驱动，那么自由意志的概念还能站得住脚吗？
[5] 犹他大学的凯思琳·福斯（Kathleen Vohs）的研究表明：当我们了解到自己的行动由无法控制的力量决定，我们的道德、前进的动力和生命的意义感变弱了。例子不胜枚举：相信自由意志是一种错觉，会降低人的创造力，让人更容易墨守成规且不愿从错误中学习，还会减少人们对彼此的感激。（《没有所谓的自由意志》）
[6] 在《我们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中，卡鲁索与塔夫茨大学哲学教授和认知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丹内特（Daniel Dennett），争论了“控制”到底是什么意思。卡鲁索说：“从本质上讲，我们的行为和生存方式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并不受我们的控制。正因为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尽管我们要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受应得的谴责和表扬、惩罚和奖励，但是我们对这些行为仍然是毫无道德责任的。”而丹内特认为，自由是演化的产物。
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类才演化出了心智，并因此拥有了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如果你的过往经历总体来讲是正常的，它就包含了一系列因果链条，这些链条将使你变成一个自主、自控的行为主体。这对你来说是很幸运的，因为你天生就有自主行为能力，不需要凭借努力去拥有这种能力，然而，一旦人们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就完全可以恰当地认为，在大多数严酷环境下，人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7] 挪威思想家彼得·韦塞尔·扎普夫（Peter Wessel Zapffe）认为，人类发展出了四种抵御存在焦虑的机制：隔离、锚定、分心与升华。其中锚定 (anchoring)指的是构建更高的意义和目标，包括上帝、教会、国家、道德、命运、人民、未来等。抛下心锚为人们提供了心理上的安稳，但当人们看穿幻像时，必将感到绝望。在宗教信仰带来的积极滤镜消失的现代，存在焦虑变严重了。（《抑郁现实主义》）
[8]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李斯特（Christian List）也表达了与卡罗尔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自由意志的经典驳议犯了个大错，它混淆了不同的描述层级。如果我们在基础物理层级寻找自由意志，那我们彻底找错地方了。即使组成你的原子不做决定，你也能做决定。（《Christian List：致决定论者，自由意志存在》）
[9] 人类是如何发展出同理心及其他道德直觉的，一直是神经哲学家帕特里夏·丘奇兰徳（Patricia Churchland）感兴趣的话题。对她来说，良心不是一套绝对的道德真理，而是一套因为其实用性而逐步生成的社群规范。举例来说，“不要说谎”和“信守诺言”使得一个社群忠于彼此。即使在今天，我们的大脑仍在巩固这些规范。如果社会认可我们的行为，大脑会释放出令人愉悦的化学物质；反之，如果不受认可，大脑则会释放出令人不悦的化学物质。（《大脑说：做人，要有良心》）
[10] 《演化论把道德踹下神坛了吗？》指出：演化论学者已经解开了生物利他（biological altruism)的秘密。有假说认为在演化的某个阶段，将利他倾向外化为规范性使得人类具有了更多生存优势，从而发展出以利他心理为枢纽的道德体系。
[11] 催产素究竟在人类的高等认知功能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目前学界仍然处于猜测摸索的状态。道德作为一种心灵现象，绝对不仅仅来自于所谓的“道德分子”催产素。(《催产素：道德的来源？》)
原文：
https://qz.com/1531721/feeling-anxious-its-not-just-you-its-our-philosophical-era-of-neuroexistent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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