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当育儿变成了一个圈子，身处其中的妈妈们，无论中美，都面临着如何融入这个圈子的困扰。有意思的是，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精英、中产家庭的育儿似乎都变成了妈妈一个人的战争。爸爸负责赚钱、养家，辅导孩子、收集信息、打入家长社交圈这样琐碎的任务理所应当落到了全职妈妈的身上，尽管她们也都有亮眼的学历和优秀的工作经历。
我们采访了《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的作者薇妮斯蒂·马丁（Dr. Wednesday Martin）和《上岸》的作者安柏，来看看在这场殊途同归的育儿大战里，中美两国的精英妈妈分别经历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作为鸡娃典范，海淀妈妈一向被大家看作是教育大战里的拼命三娘。安柏第一次听到“鸡娃”这个概念，是在儿子花生四年级下学期的时候。那时她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外国人，对“海淀六小强”、“坑班”这样的名词非常陌生。她完全不知道如果想把孩子送进“六小强”中的任何一所初中难度有多大，但很快，“一无所知”的安柏就被卷入了这场海淀妈妈的育儿内卷。
安柏回忆起当时的经历时，连连感叹和现在的父母比起来，自己的育儿焦虑开始得相对很晚，“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那会儿没有朋友圈之说，如果没有线下的交流，你就不知道别人在干嘛。大家都处在一个盲区，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比较，就不太容易焦虑。”在微信普及以后，大家获取信息的来源越来越多，很多媒体也会着重报道、宣传一些牛娃的经历，多方压力之下，父母们的鸡娃大战也就开始得越来越早。
安柏
有意思的是，生活在纽约曼哈顿的薇妮斯蒂·马丁在谈到这一话题时，也发出了同样的感慨。和把小升初考试看作是第一场正式战役的海淀区妈妈相比，上东区妈妈们的育儿大战开始得要早得多。马丁一家在儿子两岁时搬去上东区生活，那也是她育儿焦虑的开始。不过在她看来，自己仍然是较为幸运的那一个，因为别的上东区妈妈从怀孕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为育儿感到焦虑——她们需要让自己的孩子在一个最为正确的月份出生。
“对于上东区妈妈们来说，让自己在正确的时间怀孕，就能让孩子在正确的月份出生，这样申请幼儿园的时候才不会因为出生月份的原因错过最好的时机。为此，妈妈们甚至会借助一些医学上的技术，来保证自己怀孕的时机是最好的。”
资源是育儿大战里的另一个关键词，安柏提到，海淀妈妈们鸡娃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自己去鸡娃，还有一种是通过外包来鸡娃。为了能更好地给孩子辅导功课，成为全职妈妈的安柏开始跟着孩子一起学习奥数和英语：奥数方面，为了提高效率，她会自己看一遍儿子不会的题目，听一遍老师的讲解，再把儿子不懂的部分讲解给他听；英语方面，她干脆报了一个新东方的线上雅思七分班，花了三四个月复习，最后考出了7.5分的成绩。
工作相对忙碌的家长则可以选择通过金钱来实现外包鸡娃，其中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艺考，“有的小孩是因为成绩不好才转去学音乐、美术。这种小班或者一对一辅导费用是比普通学科班高很多的。同时，这些孩子还得学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我身边有朋友为了让孩子通过学考，所有科目都找了一对一老师，一年得花50-60万，够买好几个铂金包了。”
在上东区，金钱在育儿中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对于大部分不差钱的中产阶级来说，钱可能是这场战争中最不重要的因素。马丁提到，在美国大多数城市，家长可以直接将孩子送去自己居住街区的托儿所上学，它们几乎都是免费的，并且区别并不大。但在等级森严的曼哈顿，最有钱有势家长会在一岁时就将孩子送去读昂贵的Diller-Quaile音乐学校，“这是一个需要很多很多关系才能把你的孩子送进去的学校。”
剩下的中产阶级父母也绞尽脑汁想将自己的孩子送进教育质量更好一些的托儿所，前提条件是他们要先买下相应街区的公寓。马丁回忆，一个家庭要获得购买学区公寓的权利首先需要通过公寓管理委员会的层层审核：从财务状况到学历背景，都需要完美无缺。接着，你们要向公寓提供几封可靠的推荐信，他们可以来自你的邻居，也可以来自你的朋友，“如果你有朋友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成员，是议员甚至是前总统，是大企业的CEO，你都可以让他们给你写推荐信。总之，如果你认识有钱有势的白人男性，最好别放过他们，因为他们的推荐信能向公寓证明，你可以融入这里的文化。”
耶鲁大学人类学博士薇妮斯蒂·马丁
买学区房只是上东区妈妈们的第一步，进入好的托儿所才是通往好的小学、中学，甚至是大学的入场券。由于开始得太晚，很多人都告诉马丁，她当时已经错过了大部分托儿所的报名截止日期。
“我丈夫动用了自己所有的关系，他有一个亲戚的朋友在上东区一间托儿所里工作，所以我们在最后时刻报上了名。之后我卷入了上东区妈妈的圈子里，也因此让我的儿子转学去了一个更好的托儿所。后来我的二儿子出生，也申请了这间托儿所。”
回忆起这场关于托儿所的资源争夺，马丁在自己的书里感慨：“托儿所所长简直是曼哈顿最有权势的人。能进这几所托儿所就像拥有了一幢联排别墅，一颗大的钻石，那代表你很有人脉，很有办法，等于进入了一所学校的直升班。”
没人知道疯狂报班的海淀妈妈和努力挤进顶级公寓的上东区妈妈到底谁更拼，但毫无疑问的是，不管是在海淀区还是上东区，这场关于教育的战争都从未停止。
如果说金钱与资源的竞赛是育儿战争的底色，那么更为严峻的问题则是：这是一场只有女性参与的战争吗？
马丁和安柏在接受采访时都提到，尽管自己的家庭已经算是男女分配比较合理的家庭，但女性仍然承担起了大部分的育儿责任。在安柏家中，丈夫一般会负责跑腿、联系、接送孩子这样需要“动起来”的部分，但真正涉及到辅导孩子、规划升学这样琐碎的部分，还是自己承担得更多。
“从一般情况来看，妈妈的付出可能是比爸爸多得多的。一方面，爸爸们工作的压力会比较大；另一方面，爸爸的要求可能没有妈妈这么高，他会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不要这么累了。妈妈们比较有忧患意识，她们在陪孩子的过程中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你越置身于教育之中，比如陪孩子去上辅导班，在学校里看到的事情越多，你就越会有忧患意识。这也是一种循环，你管得越少越不焦虑，管得越多越焦虑。”
海淀区妈妈们更多是为孩子的学习操劳，上东区妈妈则在此之外还需要担心自己的穿着打扮十分能融入当地的“贵妇妈妈圈”。刚搬去上东区时，马丁正在写一本关于“继母”的书，加上白天需要照顾孩子，只有晚上才能研究和写作，所以常常需要熬夜。由于很难早起，她原本想让保姆每天送孩子去托儿所，但她很快发现，这在上东区根本行不通，“因为我如果不接送他上学，我无法融入上东区妈妈的圈子；如果我不融入，在学校就没有小孩愿意和我的孩子一起玩。”
因此，马丁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作息时间。刚开始的时候，她每天起床套上卫衣、卫裤和夹克，刷完牙就出门了，有时候连头发都不梳，脸上还有睡觉时枕头的印记。但是她发现这样的自己在其中是一个异类，因为其他妈妈看起来都非常精致：她们带着完美的妆容、穿着时髦的服饰，每个人的身材都保持得非常好；在送完孩子之后，她们会一起去吃慈善早餐（Charity Breakfast）或者一起去参加慈善午宴。
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和她们一样，马丁不得不再每天早起一小时，“上东区妈妈们的着装规则很严格：你需要背正确的包（爱马仕的铂金包或者香奈儿的包），穿体面的时装，了解当时的时尚流行趋势。”
作为一名人类学家，这样的现象一方面让马丁感到困扰，另一方面也让她产生了进行研究的兴趣。在她看来，上东区妈妈们之所以如此看重穿着，甚至将一只爱马仕铂金包看作是进入这个圈子的邀请函，正是因为曼哈顿有根深蒂固的“女性展示自己身体的文化”。在曼哈顿，几乎所有家庭都有着类似的分工：男性负责赚钱，女性负责育儿。这使得很多上层阶级的女性就算学历很高、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也会在社会对于完美女性形象的要求和压力之下辞掉工作成为一个全职太太。当男性成为了女性的全部收入来源，女性就会变得极为脆弱，因为“男性有随时抛弃她们的权力——如果她们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就失去了一切资源”。
“在上东区，男性是更稀缺的资源，并且他们垄断了大量的工作资源。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女性必须让自己的外表看起来美丽、有诱惑力、能取悦男性，这是她们通向财富和安全感的唯一道路。这也意味着，女性之间有强烈的同性竞争，你不仅要通过精致的打扮来维系你现有的婚姻关系，更需要让别的女性知道你处于食物链顶端——不要妄想通过美貌抢走你的丈夫。”
在安柏看来，这也是海淀区妈妈和上东区妈妈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和追求时髦、精致的上东区妈妈相比，安柏觉得海淀区妈妈更看重实用性，也很少有人会在接送孩子时精心打扮自己。她还记得自己有一次因为采访拍摄，稍微化了一点装、穿了一条裙子，到学校门口时就有认识的家长和她说“你穿得好讲究”。“我当时还挺不好意思的，因为大部分妈妈都穿得比较灰暗，显得我特别亮丽，这种感觉很奇怪。”
安柏也观察到身边很多朋友在生育之后都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消费降级”：以前买MaxMara这样的意大利奢侈品牌，现在都是去买Zara、优衣库这样的快时尚品牌；以前买大牌包包的，现在就干脆背学而思、新东方的帆布袋。
“但是大家也不是刻意地去省吃俭用，而是这些都不重要了，也没有心思去逛街、买包、买好看的衣服，所有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我们很喜欢背帆布袋，因为自重很轻，还可以装很多书。双肩背包在妈妈中也是比较流行的，装很多书背起来也不会很累。”
不过，马丁在采访中也特别提到，疫情的发生正在悄然改变着这一切。一方面，疫情让妈妈们的育儿压力更大了，因为大部分的家庭都不能再请保姆，所以女性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但另一方面，疫情将上东区妈妈们从一种长期自我展示的压力里解放出来，因为她们无处可去、无人可展示，所以也不再需要思考每天背什么包、穿什么衣服，不再需要每天去健身保持身材，不再需要和别的女性竞争。“很多妈妈现在十分享受这种状态，尽管也有一些妈妈，想趁着居家隔离的时间，把自己的身材练得更加完美。”
如果说中国孩子想上985只有通过高考这座独木桥，那美国孩子想要读上哈佛大学这样的顶尖名校，其中则有更多复杂的因素。
尽管官方没有给出权威数据，但是哈佛大学的校报“The Harvard Crimson”每年都会对新入学的本科学生做一个全面的调查，并将结果发布在网站上。
家庭背景与收入是这项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结果来看，哈佛大学对于富裕家庭和校友子女的偏爱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有钱”是哈佛新生的第一大标签，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83名新生中（占入学新生的76%），有近30%的学生表示，他们的家庭年收入高于25万美元，高于美国95%的家庭水平。不仅如此，25万美元的年收入也远远超过了中产的标准，就算是在经济水平相对发达的纽约，能拥有这样年收入的三口之家也可以被看作是上层阶级。
高昂的学费显然是让哈佛成为精英阶层聚集地的重要原因。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今年哈佛取消了面对面授课，学生也无法享受公共空间与线下学习资源，但哈佛今年的学费仍然迎来了连续三年的增长。官网数据显示，2020-2021学年哈佛的学费为49653美元，比去年增长了4%，增速超过了通货膨胀的速度。如果算上住宿、吃饭等生活费用，哈佛官方给出的参考数据则为75000美元一年。
高价学费仅仅是阻碍普通家庭孩子进入哈佛的第一道门槛，实际上，为了增加录取几率，在高中阶段为孩子寻找升学顾问（也就是俗称的申请中介机构）已经成为了现在的潮流。有超过20%的哈佛新生表示，自己在申请阶段接受过私人顾问的帮助。
这并不是一件便宜的事，据报道，2020年聘请升学顾问的平均花费为4035美元，花费1万美金以上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也是很正常的事。哈佛的新生调查也印证了这个结论，在聘请过中介机构的学生中，有42.9%的人都来自家庭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家庭，而他们也确实比同龄学生获得了更高的SAT成绩。
金钱是最为直接的标准，但另一方面，哈佛大学对于校友子女的偏爱也让很多出身寒门的孩子很难得到这所常青藤盟校的青睐。今年入学的新生中，有12%的学生父母曾是哈佛本科的毕业生，近30%的学生曾有兄弟姐妹或其他亲戚在哈佛本科就读。校友家庭也意味着较高的年收入，有32.58%的校友子女表示自己的家庭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
从以上的数据我们不难得到一幅“哈佛新生画像”，那些家庭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能够聘请私人升学顾问、毕业于私立学校的校友子女们确实是最容易进入哈佛的学生。
那出身普通家庭的孩子还有机会上哈佛吗？
从数据来看，仍然是有很大可能的，尽管哈佛的确是美国精英阶层的聚集地，但在去年入学的新生中，仍有近30%的学生来自年收入低于8万美元的家庭。但很显然，和精英、富豪家庭相比，普通家庭要将孩子送进哈佛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一个普通家庭每个月需要攒多少钱才能将孩子送进哈佛大学呢？CNBC曾做过一项调查，如果你的孩子出生于2020年，而你想要在2038年时将他送进哈佛大学就读，那么仅仅是攒够他四年所需的学费和生活费（考虑学费上涨和通货膨胀因素），你也需要从现在开始，每月存下至少1700美元。当然，哈佛并不是最昂贵的，如果你想进入的是最贵藤校哥伦比亚大学的话，攒钱的金额就要达到每月至少1850美元。
尽管高昂的学费和日渐走低的录取率都是事实，哈佛近年来也努力地为社会各个阶层的学生敞开大门，其中重要的措施就是给新生提供丰厚的经济补助。以今年为例，有57.1%的新生都接受了学校提供的经济补助，而这个数据也基本和近五年的情况持平。
助学贷款是家境普通的美国学生支付私立名校学费的另一途径，但如何在毕业后还清助学贷款一直都是美国社会的一大痛点。据CNBC统计，70%的美国大学生毕业时会身负沉重的助学贷款，平均每人3.7万美元。这一方面是因为年年攀高的私立名校学费，另一方面则是很多美国人都高估了自己毕业后的薪资和还贷能力。
纽约联储的报告显示，在2015年，美国还有280万6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还自己的助学贷款，平均负债金额也高达23500美元。就算是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也整整花了21年，才还清了自己大学的助学贷款。
如此看来，这堵用金钱筑成的墙，已经越来越把名校录取变成了一场精英阶层之间的竞赛。
对于大多数美国家庭而言，无论家庭条件优劣，要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哈佛大学这样的名校都是倾尽全家资源的竞赛。但是对于美国最顶尖的那部分富豪，将孩子送进常青藤盟校更像是对自己家族财富与地位的一次认证。
在美国大学录取体系里，有富豪可以通过长期捐赠数百万美元来确保自己的孩子被录取已经是一个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在这一漏洞之下，越来越多的有钱人也开始利用金钱和权力来玩弄这一本已不算公平的教育系统。
2019年3月，美国司法部侦破了一起史上最大规模的高校入学舞弊案，共有35名家长向一名私人升学顾问威廉·辛格尔支付高昂的费用，希望他帮助自己的子女进入斯坦福、耶鲁等名校。
在2011年到2019年之间，辛格尔一共收取了2500万美元，而这些巨额“咨询费”都来自于传统意义上的上层阶级父母：金融企业高管、顶尖律师、商业巨头，甚至是好莱坞明星。辛格尔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帮助这些孩子进入名校，第一类是雇佣“枪手”或买通考官，帮助学生获得更高的SAT成绩。这项服务的收费相对较低，一般一次为1万美元，因为就算取得了较好的SAT成绩，也并不能保证学生被名校录取。
为了更好地服务这些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辛格尔决定从美国高校招生系统的另一大漏洞入手：贿赂高校体育教练和管理人员，把这些学生包装成体育特长生或明星运动员。特招体育特长生一直是精英大学的一种录取偏好，名额主要给予参加长曲棍球、帆船和水球等运动的富有家庭的学生。哈佛大学的录取数据也显示，每年大概有10%的新生都是体育特长生，而他们也因为自己的特长大大降低了被名校录取的门槛。
辛格尔正是看中了这一招生偏好，买通大学的体育教练，让他们向招生办公室推荐指定的学生，尽管这些人可能根本不擅长这些运动。辛格尔几乎会为学生的简历伪造任何一种运动特长，但“帆船”是他的最爱，因为这只需要用Photoshop将学生的脸P到一个身材相似的帆船运动员身上就可以轻松完成。这些冒牌“体育特长生”被名校录取后，部分以受伤为由退出运动队，部分则完全不参加活动。
和在SAT考试中舞弊相比，简历作假的价格要昂贵许多，一般一次在50-200万美元之间。
实际上，震动全美教育界的辛格尔舞弊案并不是孤例。就在不久前，一名马里兰州的华裔商人被曝出为了将两个儿子送进哈佛大学，向哈佛的前击剑教练行贿150万美元。
一位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在接受USA Today的采访时提到，美国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惊人的名校招生舞弊案，正是由于社会对于优秀的定义越来越狭窄：考试取得高分、拥有一项运动特长、进入好的大学，“你的孩子能对社会做出多少贡献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玩好这场招生游戏。”
参考资料：The Harvard Crimson: Class of 2024 by numbersCNBC: Here’s how much you need to put in a 529 savings plan per month to pay cash for every Ivy League schoolUSA Today: The rise of Rick Singer: How the mastermind of college admissions scandal built an empire on lies, exploited a broken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