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虽然98%的人口是穆斯林，但与周边的伊朗、沙特等伊斯兰国家相比，土耳其身上的伊斯兰色彩淡化了不少。
土耳其并未把伊斯兰教立为国教、大街上的女孩们很少缠绕头巾、酒吧餐厅里对于饮酒也没有禁忌，社会风气也更为开放自由。很显然，如今的土耳其是一个世俗化国家。
▲世俗且多元的土耳其
然而，就在100多年前土耳其的前身奥斯曼帝国却还是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帝国，它曾经凭借着伊斯兰信仰的加持，崛起成为当时世界上的重要国家。
此后的历史岁月中，帝国盛极而衰，一战的战败更是直接敲响了帝国的丧钟，列强乘机瓜分帝国领土，整个国家陷入到亡国的危险境地。
在奥斯曼帝国的兴衰历史中，伊斯兰教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取而代之的土耳其共和国为何不像邻近的沙特、伊朗那样保持伊斯兰教在国家生活中的影响，反而要“壮士断腕”毅然去除宗教国家的身份，走上世俗化道路呢？
▲土耳其国父凯末尔
一、宗教，从帝国利剑到帝国枷锁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诞生于阿拉伯半岛，以此为信仰的阿拉伯人凭借对宗教的狂热发动“圣战”迅速建立起囊括西亚、北非乃至西南欧的阿拉伯帝国。阿拉伯人将伊斯兰教带到被征服的地区并实行宗教同化政策，西亚、北非等地逐步“伊斯兰化”。
阿拉伯帝国的领导者自称“哈里发”，这是伊斯兰社会宗教与世俗最高统治者的称号，阿拉伯帝国灭亡后，埃及马穆鲁克王朝迎接哈里发的亲属来到埃及，进而获得了哈里发的名号。
10-11世纪，生活在中亚的突厥乌古斯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其中的一支为逃避蒙古军队的攻击逃入了小亚细亚半岛，成为了今日土耳其人的祖先。14世纪初，土耳其人开始崛起，此后的300余年间这个民族如同一只能量不竭的猛兽四处开疆拓土。
▲盛极一时的帝国
延续千年的东罗马帝国在土耳其骑兵的铁蹄下化为齑粉。从波澜平缓的多瑙河之滨到沙漠广布的北非地带全部都成为了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地中海的东部成为了土耳其人的内湖。可以说奥斯曼帝国这架战车在15-17世纪一直是欧洲人的梦魇。
时至今日，奥斯曼帝国的辉煌岁月依然是土耳其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来源，而伊斯兰教在奥斯曼帝国早期的扩张及统治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苏丹吞并了埃及继承了哈里发的称号，成为了帝国乃至于整个逊尼派世界的精神象征。
但不同于阿拉伯帝国的是，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民族国家，土耳其人作为统治民族人数并不占多数。除了穆斯林以外帝国境内还生活着大量基督东正教徒，比如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奥斯曼帝国也没有延续强力的宗教同化政策，而是选择伊斯兰为国教的基础上多宗教多民族共存。
▲塞利姆一世，首位成为哈里发的奥斯曼帝国苏丹
由于伊斯兰教法属于奥斯曼帝国的根本大法，帝国的伊斯兰教势力的代表——乌莱玛阶层处于帝国法律体系的主导地位，他们通过解释伊斯兰教法将司法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甚至对于新立法，乌莱玛阶层也可以以不符合伊斯兰教法为由予以废除，因为属于特权阶层，乌莱玛可以管理清真寺的地产，财政独立；人员雇佣与编制也与苏丹政府无关，苏丹政府很难管到这一阶层。而乌莱玛阶层却可以将手伸向帝国的方方面面。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早期通过军事贵族来协助其进行扩张战争，帝国将大量被征服的土地分封给军事贵族作为军事采邑，这种土地被称为“蒂玛”。
军事贵族通过采邑获得收入并给帝国提供兵员，而帝国也通过“蒂玛”实现对地方的管理，这与阿拉伯帝国的扩张有异曲同工之妙，带有明显的伊斯兰文明特点。
▲跟随苏丹开疆拓土的军事贵族
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制度被称为“米勒特”，它将帝国的子民分为穆斯林、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四大米勒特。非穆斯林米勒特需要额外缴纳人头税但被允许保留自己的信仰。
在17世纪末帝国衰落前，米勒特制度缓解了不同宗教间的冲突，弱化了各种族间的仇恨；比如信仰东正教的希腊商人和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在帝国境内从事商贸活动，许多城市中清真寺与教堂比邻而立。
苏丹-哈里发合二为一、“蒂玛”与“米勒特”制度都为奥斯曼帝国的强大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而这一系列制度都是以伊斯兰教信仰为基础的。但随着历史发展，这些制度从帝国机器的润滑剂变成了限制帝国发展的枷锁。
▲体制僵化致使奥斯曼宫廷行政效率低下
1683年奥斯曼帝国大军兵败维也纳城下，自此停止了它持续了两百余年的扩张步伐。
帝国没有新的土地分封给军事贵族，为了增加收入只得增加各个蒂玛的税收，农民苦不堪言，不堪压迫的农民和少数族裔不断掀起叛乱；米勒特制度在减缓宗教冲突的同时也进一步固化了人们对自身信仰和民族身份的认知，当帝国衰落后这些非穆斯林米勒特就开始挑战苏丹的权威，比如希腊、塞尔维亚等民族就愈发强调自己的东正教徒身份，不断掀起民族独立起义，威胁帝国的稳定。
▲维也纳战役失败后，奥斯曼帝国停止了扩张的脚步
面对国内外的困局，奥斯曼帝国苏丹认识到要延续帝国的生命就必须对现有体制进行改革。
二、内忧外患的帝国
17世纪后国势日颓的奥斯曼帝国渐渐成为了欧洲列强眼中的美餐，英法俄等国频频对其军事入侵和经济渗透，甚至鼓动非穆斯林民族的起义；帝国内部宫廷奢侈腐化、后宫干政、作为特权阶层的宗教势力自行其是，这一切都威胁着奥斯曼帝国的稳定也加速了帝国衰败的速度。
帝国的统治者试图通过改革来重振国势，但作为一个伊斯兰帝国，改革必须获得乌莱玛阶层的支持与配合才能有序展开。但乌莱玛阶层并不买账。
▲锐意改革的苏丹们
因为苏丹改革的前提是加强中央集权，但中央集权就意味着宗教阶层权力的缩减，所以宗教阶层对改革处处掣肘。比如塞利姆三世苏丹就因为军事改革试图革除旧式的近卫军，为了不让苏丹强化权力，乌莱玛阶层鼓动近卫军在1807年推翻了苏丹，奥斯曼帝国的大穆夫提（宗教机构主管）直接颁布教令宣布塞利姆三世的改革违反伊斯兰教法将苏丹废黜。
宗教界为了阻断改革竟然能够废黜帝国的统治者！由此可见宗教界影响力之大以及他们对改革的抵触。
此后的多任苏丹也尝试着推行了多次改革，比如开办工厂、组建新军、设立新式学校等。但帝国传统教界始终予以抗拒，乌莱玛阶层甚至在1839年鼓动安纳托里亚半岛的农民暴动以对抗苏丹的改革。
但奥斯曼帝国苏丹们的改革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虽然宗教势力依然存在，但苏丹们通过改革还是废黜了他们对清真寺的管理权、为宗教学校加入数理化课程，这就剥夺了宗教势力的经济独立性以及其对教育的影响力。
随着大量新式学校的建立，现代的世俗教育体系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宗教教育体系。西方世俗化的理念扩散开来，宗教势力的影响力逐步减弱，为日后土耳其世俗化改革打下了基础。
时间进入20世纪，帝国的北非领土已全部沦为列强殖民地，欧洲巴尔干半岛上的非穆斯林民族也在俄奥等国的支持下不断掀起民族运动，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国相继独立，帝国的欧洲版图不足全盛期的4%，亡国危机日益加重。
▲1913年奥斯曼帝国的领土
1914年一战爆发，由于同俄国的世仇关系，同时得到德国的资金援助，奥斯曼帝国选择加入德国阵营。四年惨烈战事换来的是帝国的丧钟，战败的帝国被迫签订《色佛尔条约》。
帝国领土被瓜分五分之四。对于剩余领土列强也不准备放过，时任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就曾说“我丝毫不为土耳其从舞台上消失而惋惜”。
▲严苛的《色佛尔条约》
希腊更是在英国的支持下悍然出兵夺取奥斯曼帝国剩余领土，危亡之际以凯末尔为首的爱国军人悄然来到尚在帝国控制之下的锡瓦斯城并在这里召开了爱国军政人士的大会，大会推选凯末尔作为他们的领导者，凯末尔趁机掌控了这里的帝国军队并号召人民保卫国家领土不受侵犯。
▲凯末尔获得了许多军政人士的支持
由于凯末尔曾在一战的加里波利战役中为保卫帝国首都立下了赫赫战功，因而在土耳其军政两界深孚众望。许多军人愿意追随凯末尔，这让企图瓜分土耳其的西方列强和帝国的苏丹深感不安。
此时的苏丹已经变成了英法列强的傀儡。在英国授意下苏丹政府缺席判处凯末尔死刑，而凯末尔就此与苏丹政府决裂在安卡拉另立政府与之对抗。
经过2年多年的艰苦斗争，凯末尔统率的国民军击退了入侵的外国军队，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保存了土耳其人赖以生存的土地。1922年11月1日土耳其国民议会废黜了苏丹，延续了600余年的奥斯曼帝国寿终正寝，末代苏丹穆罕默德六世的堂弟阿卜杜勒-迈吉德二世继任哈里发之位。
▲入侵土耳其的希腊军队
奥斯曼帝国灭亡后，凯末尔成为土耳其共和国首任总统。近代任人宰割的历史十分惨痛，凯末尔试图推行现代化改革以图自强。
奥斯曼帝国时期宗教干政掣肘改革的教训历历在目，为了摆脱宗教势力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使改革顺利进行，同时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理念，此次改革是以世俗化为基本准则的，所谓世俗化就是在社会结构中，超自然力量不再具有统治权，将宗教从政治中剥离出来。
土耳其的世俗化之路开始了。
▲凯末尔的六项主义也被称为“六矢”，这其中就包含世俗主义
三、世俗之路
作为世俗化的第一步，土耳其于1924年正式废除哈里发制度，虽然哈里发的存在可以使土耳其保持在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地位。但由于宗教势力一直是改革的最大阻碍，为了彻底贯彻世俗化的思想，土耳其被迫“壮士断腕”将哈里发制度送入历史。
▲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任苏丹离开土耳其
此消息一出远至印度的穆斯林领袖，近到身边的政治盟友。许多人都反对废除哈里发制度，认为这将使得人民失去精神的依托，是一场信仰的灾难。宗教界人士在议会高呼“议会应属于宗教，伊斯兰就是一切”。
土耳其东部落后地区伊斯兰的影响更是根深蒂固难以拔出，对改革形成了巨大阻力。面对阻力凯末尔等人没有退缩。通过此前奥斯曼帝国的改革，现代世俗化的理念已经深深影响到了土耳其西部发达地区以及城市市民阶层，凯末尔通过他们的支持并充分运用战争期间积累的个人声望，强大的个人魅力及熟练的政治手腕逐渐分化消解改革反对派的力量，多措并举最终废除了哈里发制度。
▲末代哈里发阿卜杜勒-迈吉德二世
凯末尔领导的改革结合了当时土耳其的国情，并不准备消灭伊斯兰教，而只是要摆脱伊斯兰封建神权势力的束缚。
凯末尔本人至死也是一名穆斯林。这赢得了许多宗教人士的理解，也凝聚起了绝大多数的社会力量，越来越多的人站到了凯末尔的身边。在此基础上土耳其新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建国原则，废止了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
此后土耳其又立法赋予了妇女参政的权利、引入西方历法取代伊斯兰历法，这在伊斯兰教国家中都是破天荒的……到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已建立起一套世俗化的法律体系，原有的宗教法律被彻底汰换。
▲1931年，凯尔末在一所女子高中
土耳其还从社会生活入手，革除宗教势力在民间的深层次影响。引入拉丁字母取代原有的阿拉伯字母书写系统，拉丁化的土耳其语代替了阿拉伯语的宗教语言地位。废除一夫多妻制、推广世俗化婚礼、着装开始欧洲化，这些改革内容即便是放在今天的沙特等宗教国家也是难以想象的。
当然土耳其的世俗化并不是反宗教的，它只是使宗教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义。伊斯兰的元素被限定清真寺等特定宗教场合。与埃及、沙特等中东国家相比，土耳其的社会要自由开放的多，经济发展得也相当不错，人民生活安定。
▲不同字母的土耳其语
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宗教的地位被削弱，土耳其从原来的专制保守转变为自由开放。凯末尔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他选择循序渐进逐渐拔除宗教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对于每一项改革他都充分调研，调动民众对改革的积极性。对于改革措施的贯彻他身体力行，态度坚决。
凯末尔在改革过程中也培养建立起了一支忠于世俗化精神的军队，通过世俗化的军队的支持，宗教势力被有效压制。凯末尔去世后，军队成为了世俗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二战结束后的50年间，为了维护世俗化的成果。
土耳其军队先后多次发动政变，推翻或改组试图推行伊斯兰化政策的政府。土军的政变并未造成军事独裁也没有中断现代化进程，反而为土耳其的世俗化现代化保驾护航，这也是土耳其的特殊国情使然。但军人干政也给土耳其带来了加入欧盟受阻（不符合西方民主形式）、威胁政局稳定的问题。考验着土耳其领导人的执政水平。
▲军队政变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并不陌生
冷战开始后，面临红色苏联的巨大压力，曾经奉行独立外交政策的土耳其迅速倒向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世俗化改革后的土耳其以西方的人民主权论为立国之本，政治价值与西方接近，这也让欧洲国家从心理上可以接纳土耳其。
双方的关系开始在二战后进入一段蜜月期。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约、1963年土耳其成为欧共体的联系国、1987年土耳其开始申请加入欧共体，欧盟成立后又转为加入欧盟。土耳其认为加入欧洲可以获得先进的经验技术，重新定义自己的文化从而坚定自立于欧洲强国之林的信心。
▲会没少开，但土耳其始终入“盟”无门
土耳其人投向西方的怀抱必然致使其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减弱，土耳其曾经的伊斯兰世界大哥形象逐渐模糊，宗教始终在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埃及、沙特、伊拉克等国对逊尼派领导者身份的争夺。
但土耳其世俗化的路途并非一帆风顺，国内传统的宗教势力一直存在，98%的穆斯林人口为宗教势力复兴提供了天然土壤。由于北塞浦路斯、军人干政、难民等问题与西方龃龉不断，土耳其迟迟无法加入欧盟，土耳其开始试图调整政策方向。
▲ “埃苏丹”推行了不少恢复伊斯兰文化的政策
2002年以“宗教精神”定位的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宗教复兴的态势继续加强，政治强人埃尔多安开始执掌土耳其。他依靠民众对西方的反感和众多虔诚穆斯林的支持迅速崛起，宗教学校、清真寺的数量开始快速增加。
随着加入欧盟受阻，土耳其开始寻求恢复其在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地位，重新找回奥斯曼帝国的荣光，积极介入叙利亚内战、纳卡战争，调停卡塔尔与沙特等伊斯兰国家的外交冲突。
▲多元并存的土耳其社会
总的来说土耳其世俗社会的本质没有改变，世俗主义也为军人、妇女等群体带来了自身的利益，世俗主义的拥护者占据着土耳其社会的主流。但伊斯兰的回归带给世俗化的挑战也是不可否认的，军队是否会继续发动政变维护世俗化成果，国家世俗化的价值理念会不会发生调整，这一切都需要历史的验证。
▲前路究竟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