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6日,东莞一玩具厂的员工下班时走出工厂(摄影/占有兵)

郭明志今年54岁,他的人生被分割在两处。一处是老家信阳,30年;另一处是一千多公里外的打工地东莞,24年。如今,他一家三代都“驻扎”在了这座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城市,分别在这打工、开店、读书,也在这变老、长大。

郭明志从未觉得一家人能在这个城市里安下家来,他和那些自己认识的大多数打工者一样——哪怕前一秒还在厂里熟练地工作,在酒桌上跟朋友推杯换盏,从幼儿园接回孙子,或是感受着肚子里的胎动,后一秒都难逃异乡人的漂泊感。

家乡也不那么容易回去。郭明志时常想,这么多年过去了,回乡重新融入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甚至小超市的麻将桌,得需要多久呢?也有人发觉,来东莞打工的二十多年,似乎让人生掉进了家乡和打工地之间的缝隙里——“现在,我没有家”,他不仅仅是城市的异乡人,同时也成了故乡的陌生人。



2009年7月1日,广东省东莞市,从市场买菜后返回出租屋途中的打工者(摄影/占有兵)


异乡人

“它是外省人的地狱或者天堂”

——郑小琼《东莞》


大约从早上7点开始,东莞市长安镇便彻底苏醒。工厂门口,七八个早餐摊支在路旁,蒸屉上的包子馒头冒着热气,炒熟的米粉在泡沫箱里保着温,牵着手的姐妹、搭着背的兄弟、拥抱着的情侣、送孩子上学回来的父母……共同构成了这附近24小时运转的工厂交接班的场景。

这是2021年的东莞,也是郭明志和妻子在东莞的第24年。

如今,54岁的郭明志和妻子、孙子、孙女一起生活在他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在他打工的科技园内,30多平,带阳台。儿子和儿媳住在科技园北边不远,步行十分钟就能到。每天早上7点,夫妻俩准时起床,妻子负责给1岁的孙女喝奶,郭明志要照看6岁的孙子穿衣服、刷牙、洗脸,然后煲粥煮鸡蛋,吃过早饭再把孙子送去幼儿园。

“他很乖,不抗拒上学,除非过完周末”,郭明志说只有连着玩儿两天之后,孙子会在周一哭闹,一起床就喊着不想上学,夫妻俩只能轮着哄,告诉他幼儿园可以学知识,跟小朋友玩游戏。最重要的是“哭也没有用,学还是要上的”。

“上学”在郭明志看来至关重要。儿子郭峰高中辍学后,从老家来到东莞打工,刚满两年,便厌倦了流水线单调乏味的工作,郭明志没忍住说了他几句,“要是当初你多读点书,最起码也能在工厂干个文员”。令他欣慰的是,经朋友介绍,从工厂离职的儿子如今已经成为东莞一家眼镜店的店长。他希望女儿和孙子、孙女个个都能像儿子一样,脱离打工群体。

郭明志的女儿作为打工者随迁子女,一直在东莞的私立学校上学。“九年义务教育,打工人基本享受不到”,郭明志说,如果没有本地户口,孩子很难进入东莞的公办学校,而私立小学一学期的学费要七八千。前段时间,郭明志去参加女儿学校举办的成人礼时,看到操场上有个女孩在刷题,他指着女孩对女儿说:“这就是你的榜样,要利用点滴时间搞学习。”在把自己买的鲜花递到女儿手上时,郭明志又唠叨了一遍这句话。

郭明志儿媳所在的工厂,也是刘念的工作单位。刘念是“看镜”女工,通过显微镜检查零件或产品是否有问题。她和丈夫租住在工厂附近带阳台的小单间,通勤时间10分钟,每月不算水电费600元,每年的月租金都会涨80元。虽然已经怀孕7个月,但每个工作日的早上7点到晚上6点,她的生活依旧被“看镜”填满,“在外打工的人不就是想挣钱嘛”。

占有兵也曾在这个工厂工作。47岁的他已经来到东莞26年,并在这里置下一套房,先后把妻子、母亲和儿子都接了过来。因为喜爱摄影,他至今拍摄了120万张工人照片,期望未来能够筹建一个“打工博物馆”,展出这些“世界工厂”里打工者的影像。

9年前,他凭借着自己的摄影技术成为了长安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农民工摄影师”的身份让他成了媒体报道中的“常客”,也成为小镇上小有名气的人物。医院医生、工厂老板都是他的朋友,早茶或晚餐的饭桌上,推杯换盏之间,大家总会说上一句“兵哥啊,是我们镇的骄傲”。占有兵笑着端起一杯酒磕在桌沿上,“我是什么名人啊,各位老板,也讲讲你们的成功故事。”

他们似乎都在这座城市中寻得了立足之地,过起截然不同但又各得其所的生活。但郭明志从不觉得这里是他的家,“这就是赚钱的地方,我退休以后是一定要回老家的”,在他看来,家只有一个,就是故乡。占有兵不同,他觉得自己是个“漂泊的人”——离开故乡,漂到东莞,在这个被称作“世界工厂”的城市打拼26年后,他发现,“现在,我没有家”。



2017年2月6日,春节后,东莞的打工者在工厂门口查看工厂的招聘信息(摄影/占有兵)

远行

“一生漫长得必须离开残破的小镇”

——郑小琼《川贵公路》


在1978年之前,东莞跟“工厂”这两个字还没有关系。1978年7月,国务院颁发《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东莞成为发展来料加工的试点之一。两个月后,中国内地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在东莞创办,伴随密集型加工产业模式的展开,这个城市逐渐成为那个“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世界工厂”。

1997年,河南信阳退伍军人郭明志正在乡里治安队工作,每月拿400块左右的工资,妻子在家里种田,但种出的水稻和小麦仅能供得上家里人吃。郭明志记得,当时村里有很多从广东打工回来的人西装革履,抽四五块钱的烟,同学聚会请吃饭花上大几百块都不在乎。而他自己只抽一块钱的烟,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农活,衣服上还打着补丁。

“当时就想,还是出来吧,出来能多挣点儿。”那一年,30岁的郭明志辞去工作,把6岁的儿子寄养在岳母家,带着妻子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来到东莞。在东莞市区向南开往长安镇的客车上,郭明志看到好多人都穿着类似迷彩服的夹克,拎着大大小小的彩色编织袋,“一看就都是来打工的”。窗外人们的穿着也大同小异,郭明志想,“老家见到的’西装革履’,大概是他们为了衣锦还乡,专门定制的吧。”

越接近长安镇,工厂宿舍楼就越频繁出现在窗外,每隔十几分钟,郭明志就能看到一两栋六七层高的宿舍楼。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每一层阳台上都挂满了灰白色的工服,晾衣杆露不出一点缝隙,“密密麻麻的,很壮观”,虽然还想象不出工厂的样子,但郭明志想,过不了几天,自己应该也会生活在这样的地方。

在郭明志来到东莞的两年前,占有兵也抱着赚钱的目的来到东莞。在此之前,他当过兵。他听战友说,在外打工时,工友们下班之后都会买可口可乐和健力宝喝,一瓶要差不多3块钱。占有兵当时每月的津贴才37块钱,“即使拿所有钱买健力宝,我一个月能喝几罐呢?但是他们每天都能喝到。”占有兵形容那时的心情:物质方面越是缺乏,就越是在乎。

18年后,“90后”刘念,也来到东莞,进入工厂流水线。她来这不完全是为了赚钱,而是想要离开家自己生活。1995年,她出生在广西。离家之前,妈妈几乎“看不到”她,只给弟弟做饭,买的水果也只给弟弟吃,父亲对她倒是不轻视,但“在家里说了不算”。“我初中一毕业就想赶紧出来,想自己生活”。

在郭明志看来,这座城市扑面而来的并不是随处可见的机遇。“骑摩托车的两个人,一个开车,一个在后座伺机抢路人的背包,走路稍微不注意东西就被抢跑了,要是不松手,人还会受伤”,刚在东莞落脚的他觉得还是家里好,本乡本土的,社会没这么复杂。

他记得和妻子在长安镇的第一顿饭是两份炒米粉,一份不到两块钱,放鸡蛋要加五毛钱,他没舍得。他也不舍得住旅馆,带着妻子投靠了在工厂打工的同学,在同学的宿舍凑合了一晚。之后的几天,他们仍靠炒米粉饱腹,同学偶尔会从食堂给他们打包点饭菜,两个人蹲在路边就着凉风吃,直到同学给他介绍了保安的工作,给妻子介绍了流水线上的工作,两人才安顿下来。但起初,做保安的薪水也只有四五百块,跟老家的收入差不多。

赚钱,养家,走一步,看一步,是郭明志对于打工生活的计划。他没有想过具体到干多少年或者赚多少钱才能回家。占有兵也是如此,“反正在老家没出路,当初就想出来赚点钱回家修个房子,再找个女朋友结婚”。

他们都没有料到,这一趟远行打工,一走就是二十几年。



2011年1月5日,东莞一电子厂的打工者在更衣室进行工间休息,每次10分钟,上午和下午各一次(摄影/占有兵)

在“世界工厂”的24年

“我把生活摆在塑料产品,螺丝,钉子上”

——郑小琼《黄麻岭》

因为是熟人介绍,郭明志所经历的保安入厂考试相对简单,走了几个齐步、正步就入了厂。占有兵就没那么幸运。他来到长安镇工业区找工作时,大街小巷贴满了招工启事,可招男工的工厂少之又少,还有诸多限制。“对于退伍兵来说,保安工作还是比较好找的”,当天,在街上看到“招保安”的启事后,占有兵马上赶去面试。

他记得自己当时做了102个俯卧撑,面试官随后问他“散打行不行”,占有兵点头,于是有了一场关于竞聘的“对战”——面试的人站成一圈,占有兵和对手站在圈内,对方抬起腿来攻击,占有兵一只手截住他的腿,另一只手打在对方胸口上,对方失去了重心,在面试官叫停后,占有兵被录取。这是他来到东莞的第三天。他回忆,“对战”时自己满脑子都是“如果今天找不到工作,晚上又没地方睡了”。

“那时候找工作的人太多了,工作又少。”在占有兵的印象中,初到东莞时,不管招工名额有多少,每个厂门口都排着三五十个人,工厂也因此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标准来筛选。首先是性别,工厂大多会选择女工,因为更容易管理;其次是年龄,工厂加班非常普遍,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甚至更长,每个月休息一天,所以对工人的年龄要求是28岁以下;还有地域,因为担心工人抱团,当某地工人招到一定比例时,就不再招这个地方的人。

来到东莞做了两三年保安后,郭明志被调到工厂所在科技园的党群服务中心工作,工资1500元。2001年,他成为党群服务中心的办公室经理,薪水涨到5000元上下。妻子一直在流水线做女工,“当时加班是非常普遍的”,他回忆妻子本应该晚上7点下班,但经常加班到10点或11点,下班时间要依照订单量与完成程度而定,“不过工人都是喜欢加班的,因为能多拿钱,是好事。”

2008年,在他们来到东莞10年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东莞各大工厂订单量骤然下降,大多数工人不再需要加班,只能拿到基本工资。不仅如此,裁员潮也开始爆发。郭明志所在部门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统计园区内各工厂的工人数量,他发现各工厂报上来的人数越来越少,工厂内部、部门内部以及每个小家庭内部的话题一下子都变了,大多时候大家都在问“会裁员吗?会裁谁呢?会是我吗?”

郭明志有个关系较好的同乡也在科技园内的工厂上班,几天前他们还在一起讨论工厂可能会采取的裁员措施,突然有一天,他告诉郭明志,自己被领导约谈了。同乡按厂里的规定领了赔偿金,要自己再想办法找工作。郭明志感慨,“他好歹是个保安队长呢,说裁就裁了”。后来,他听说同乡养过猪,养过鱼,但都赔了不少钱。

彼时,占有兵也是一个保安队长,工厂裁员时,他需要组织保安部通知和协调被裁人员,避免发生冲突。“当时经常接到电话说有被裁人员闹事”,作为保安队长,占有兵必须让这件事平息下来,但作为打工者,他又担心下一个被劝离的是自己。

为了驱散强烈的不安感,占有兵开始看书、打篮球、跳舞,最终他研究起摄影来,大量地拍摄工厂流水线和工人。

因为对工人群体的关注,占有兵结识了被称为“打工诗人”的郑小琼。她曾是一名普通的流水线女工,先后在烤漆厂、玩具厂、电子厂等工厂打过工。东坑五金厂是她呆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差不多快5年,工作内容就是在机台上取下两斤多重的铁块,摆好,再按开关用超声波轧孔,然后取下,再摆……最多时,她一天要打13000多个孔。

因为身体过敏以及其他原因,郑小琼没有一份工作能长久做下去,为了排解失业和想家的焦虑,她开始写诗。郑小琼记得第一首诗写于高英村的铁皮房,那时她像一只无头苍蝇,沿东莞的工业区大街行走,两边工厂的围墙内不停传来机器的轰鸣声。她站在工厂门口,等待人事文员面试。她渴望被“收留”,至少从此不必再为一日三餐忧心。

金融危机爆发时,郑小琼在一家小公司做业务员,因为接不到订单,再加上一些客户破产,账款收不回,她再次失业。“当年失业的人很多,都是一些来料加工厂,工厂倒闭,有的拿到钱,有的拿不到。”合俊玩具厂的倒闭让郑小琼印象深刻,那是一家在内地生产玩具的香港工厂。2008年10月17日,合俊向香港法院提请自行清盘,一夜间6000多名员工失业,并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讨薪行动。“其实中国早期工厂的背后,是一个让人看不到希望的贫困乡村,在资本眼里,人工与机器都只是能够产生利润的东西。”

对于“90后”刘念来说,打工的意义开始变得不同。“我们这一代,有时候想怎样就怎样”。刘念回忆刚进厂时,同一批年轻员工中,很多人没干几天就跑掉了,“明明培训的时候都说了车间很苦,既然进厂就代表你愿意承担这份工作是吧,但就是有人不负责任。”刘念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也还未曾屡屡陷入失业的忧虑,以及养活一家老小的压力,大多数时候,“规则”都无法框住他们。

对刘念而言,除了一心在工厂里打工挣钱,她同样在意自己的喜怒哀乐,比如今天要不要加班,或者车间能不能吃零食。刘念所在的电子厂工作时间为每天早7点至晚6点,午饭时间为上午10点半,“刚吃完早餐不久怎么还能吃的下呢,但是不吃就撑不到晚上”。刘念说,因为午餐时间不合理,很多员工会把零食带进车间,甚至有人占用空鞋柜放满零食零,并售给工友——小面包、辣条、火腿肠、鸡蛋应有尽有,“有人买的,因为饿呀,像我现在大着肚子怎么可能不吃嘛。”

郭明志偶尔会想念老家的腊肠、腊肉,但东莞气候炎热,没法腌制,只能靠家里寄过来。在东莞的第24年,他一个月的薪水涨到了大约7000块。“世界工厂”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出来赚钱的期望,但郭明志从不觉得自己属于这里。



2011年8月19日,东莞市一电子厂的员工交接班时,上班的人和下班的人交织在一起(摄影/占有兵)


归与留

“他们不仅仅变成城市的陌生人,

同时也变成了故乡的陌生人”

——郑小琼

2009年,东莞市政府下发《新莞人作家、艺术家入户实施方案》,明确指出符合条件的优秀打工作家、艺术家可入户东莞,且不受名额限制。占有兵是这个方案的受益者之一,他和正在上大学的儿子都在东莞落了户。

郭明志虽然一家三代都生活在东莞,但无法解决户口的问题。他常常觉得自己的孙子也因此在私立幼儿园被“差别对待”。“对外地小孩,老师的态度都不一样。”郭明志的儿媳说。有一天中午,郭明志的孙子在幼儿园玩游戏时磕了后脑勺,直到放学家人去接时才知道情况,那天晚上他一直说头晕头疼。

生活中那些不舒服的细节,也让郭明志记忆深刻。他回忆自己当保安时,有本地人要进厂,他的例行询问不仅得不到回应,偶尔还会碰到有人当着他的面给厂里熟人打电话说:“这个打工仔不让我进”,这话让郭明志心里不是滋味。

回老家是郭明志一家人关于未来的计划,东莞于他们而言更像是一个生存资本的积累地,他们用在东莞赚的钱在河南老家买了房子,随后又开始积攒做小生意的钱。“我退休之后一定会回去”。郭明志的父母都已经80多岁,郭明志想以后一定要守在父母身边,弥补这缺失了二十多年的陪伴。他还向亲戚朋友打听了老家的教学质量,听说县里的小学和中学升学率都不错,回去后,孙子、孙女的学习应该有保障。

在东莞,每天听着“靓仔靓女”的称呼,刘念从未觉得被看不起,“再说了大家都是打工的,开店当老板还要看客人脸色呢,我想得开”。在刘念看来,再高级的工作也会被制约,就像他们犯错会被组长说一样,组长的说教大多数时候是刘念可以接受的,比如“有坏品的时候我也不想骂人,因为都是出来打工的,谁也不想不开心。”

被问及是否会在东莞留下,刘念想也没想便回答“不可能”,可隔了几秒钟,她又摸着肚子说,“看孩子吧”。刘念觉得这里没有生活,自己打工的工厂旁边连个肯德基都没有,厂门口的小吃街也只在工人下班后活跃半小时左右,时间一到,老板们便骑上三轮车,载着身后的水果、炸串、炒粉或者臭豆腐融入车流,去往人更多的地方。至于园区内,虽然有篮球场、乒乓球场和跳广场舞的地方,但她依旧觉得冷清,因为它们会像工厂门口的小吃摊一样,到点就“消失”。生活的热闹终究不属于工业区。

眼下,占有兵的全家都在东莞生活,也很少回老家。他能调取的关于家乡的记忆只限一些年纪相仿或年长的人。他记得,2016年回老家,在路上看到一个小女孩,旁边小卖店的老板跟女孩说:“快叫爷爷”,占有兵有些懵,一问才知道那是亲哥哥的孙女。家乡的陌生感包围着他,那是他离家的第21年。

对于打工地东莞,虽然在这工作了二十几年,但占有兵却很少有亲切感,尤其是在年关将至的时候。他念叨着,在老家过年,“年味儿”会从腊月底持续到正月十五,腊月二十七炒瓜子、花生,二十八蒸馒头、做豆腐,三十晚上整个家族都聚到一起,初二开始走亲戚,“带着礼品啊酒啊,相互串门,一天要吃很多顿饭”。但在东莞,占有兵很少串门,即使是朋友聚聚,也只约到饭店。

还在工厂打工时,每逢过年,占有兵会提前买几箱酒备着,然后把同事们都叫来家里,桌上摆一个电磁炉,上面放上不锈钢的盆子,把买来的菜、鱼肉、鸡肉都处理好,一起放在锅里煮着吃。“但现在不会了,因为那时工厂同事一般都是外地的,现在大部分的同事都是本地的了。”

大约一个星期前,占有兵托人从老家捎了西瓜子回来,这是湖北襄樊一种煮熟、晒干后制成的零食,“心里对家乡肯定有特殊的情感,毕竟古话讲究归根嘛”。

但占有兵觉得自己也很难再接受老家的乡村生活了。他不喜欢种田,水田里有蚂蟥会吸人血,收小麦时不小心被麦芒刺到,整个手都会红肿。而在东莞,他不用下田,不用收小麦,他还可以背着照相机和摄影器材,穿梭于大街小巷找故事,或者应邀去全国各地参加摄影展。他要留在城市里,留在这座“世界工厂”中,虽然总会有新朋友问:“你不是东莞人吧,老家哪呀?”虽然也总会有老家的人调侃他:“哎呀,这是广东娃子回来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郭明志、郭峰、刘念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