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6日，东莞一玩具厂的员工下班时走出工厂（摄影/占有兵）
郭明志今年54岁，他的人生被分割在两处。一处是老家信阳，30年；另一处是一千多公里外的打工地东莞，24年。如今，他一家三代都“驻扎”在了这座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城市，分别在这打工、开店、读书，也在这变老、长大。
郭明志从未觉得一家人能在这个城市里安下家来，他和那些自己认识的大多数打工者一样——哪怕前一秒还在厂里熟练地工作，在酒桌上跟朋友推杯换盏，从幼儿园接回孙子，或是感受着肚子里的胎动，后一秒都难逃异乡人的漂泊感。
家乡也不那么容易回去。郭明志时常想，这么多年过去了，回乡重新融入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甚至小超市的麻将桌，得需要多久呢？也有人发觉，来东莞打工的二十多年，似乎让人生掉进了家乡和打工地之间的缝隙里——“现在，我没有家”，他不仅仅是城市的异乡人，同时也成了故乡的陌生人。
2009年7月1日，广东省东莞市，从市场买菜后返回出租屋途中的打工者（摄影/占有兵）
异乡人
“它是外省人的地狱或者天堂”
——郑小琼《东莞》
大约从早上7点开始，东莞市长安镇便彻底苏醒。工厂门口，七八个早餐摊支在路旁，蒸屉上的包子馒头冒着热气，炒熟的米粉在泡沫箱里保着温，牵着手的姐妹、搭着背的兄弟、拥抱着的情侣、送孩子上学回来的父母……共同构成了这附近24小时运转的工厂交接班的场景。
这是2021年的东莞，也是郭明志和妻子在东莞的第24年。
如今，54岁的郭明志和妻子、孙子、孙女一起生活在他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在他打工的科技园内，30多平，带阳台。儿子和儿媳住在科技园北边不远，步行十分钟就能到。每天早上7点，夫妻俩准时起床，妻子负责给1岁的孙女喝奶，郭明志要照看6岁的孙子穿衣服、刷牙、洗脸，然后煲粥煮鸡蛋，吃过早饭再把孙子送去幼儿园。
“他很乖，不抗拒上学，除非过完周末”，郭明志说只有连着玩儿两天之后，孙子会在周一哭闹，一起床就喊着不想上学，夫妻俩只能轮着哄，告诉他幼儿园可以学知识，跟小朋友玩游戏。最重要的是“哭也没有用，学还是要上的”。
郭明志的女儿作为打工者随迁子女，一直在东莞的私立学校上学。“九年义务教育，打工人基本享受不到”，郭明志说，如果没有本地户口，孩子很难进入东莞的公办学校，而私立小学一学期的学费要七八千。前段时间，郭明志去参加女儿学校举办的成人礼时，看到操场上有个女孩在刷题，他指着女孩对女儿说：“这就是你的榜样，要利用点滴时间搞学习。”在把自己买的鲜花递到女儿手上时，郭明志又唠叨了一遍这句话。
郭明志儿媳所在的工厂，也是刘念的工作单位。刘念是“看镜”女工，通过显微镜检查零件或产品是否有问题。她和丈夫租住在工厂附近带阳台的小单间，通勤时间10分钟，每月不算水电费600元，每年的月租金都会涨80元。虽然已经怀孕7个月，但每个工作日的早上7点到晚上6点，她的生活依旧被“看镜”填满，“在外打工的人不就是想挣钱嘛”。
占有兵也曾在这个工厂工作。47岁的他已经来到东莞26年，并在这里置下一套房，先后把妻子、母亲和儿子都接了过来。因为喜爱摄影，他至今拍摄了120万张工人照片，期望未来能够筹建一个“打工博物馆”，展出这些“世界工厂”里打工者的影像。
9年前，他凭借着自己的摄影技术成为了长安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农民工摄影师”的身份让他成了媒体报道中的“常客”，也成为小镇上小有名气的人物。医院医生、工厂老板都是他的朋友，早茶或晚餐的饭桌上，推杯换盏之间，大家总会说上一句“兵哥啊，是我们镇的骄傲”。占有兵笑着端起一杯酒磕在桌沿上，“我是什么名人啊，各位老板，也讲讲你们的成功故事。”
他们似乎都在这座城市中寻得了立足之地，过起截然不同但又各得其所的生活。但郭明志从不觉得这里是他的家，“这就是赚钱的地方，我退休以后是一定要回老家的”，在他看来，家只有一个，就是故乡。占有兵不同，他觉得自己是个“漂泊的人”——离开故乡，漂到东莞，在这个被称作“世界工厂”的城市打拼26年后，他发现，“现在，我没有家”。
2017年2月6日，春节后，东莞的打工者在工厂门口查看工厂的招聘信息（摄影/占有兵）
远行
“一生漫长得必须离开残破的小镇”
——郑小琼《川贵公路》
在1978年之前，东莞跟“工厂”这两个字还没有关系。1978年7月，国务院颁发《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东莞成为发展来料加工的试点之一。两个月后，中国内地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在东莞创办，伴随密集型加工产业模式的展开，这个城市逐渐成为那个“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世界工厂”。
1997年，河南信阳退伍军人郭明志正在乡里治安队工作，每月拿400块左右的工资，妻子在家里种田，但种出的水稻和小麦仅能供得上家里人吃。郭明志记得，当时村里有很多从广东打工回来的人西装革履，抽四五块钱的烟，同学聚会请吃饭花上大几百块都不在乎。而他自己只抽一块钱的烟，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农活，衣服上还打着补丁。
“当时就想，还是出来吧，出来能多挣点儿。”那一年，30岁的郭明志辞去工作，把6岁的儿子寄养在岳母家，带着妻子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来到东莞。在东莞市区向南开往长安镇的客车上，郭明志看到好多人都穿着类似迷彩服的夹克，拎着大大小小的彩色编织袋，“一看就都是来打工的”。窗外人们的穿着也大同小异，郭明志想，“老家见到的’西装革履’，大概是他们为了衣锦还乡，专门定制的吧。”
越接近长安镇，工厂宿舍楼就越频繁出现在窗外，每隔十几分钟，郭明志就能看到一两栋六七层高的宿舍楼。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每一层阳台上都挂满了灰白色的工服，晾衣杆露不出一点缝隙，“密密麻麻的，很壮观”，虽然还想象不出工厂的样子，但郭明志想，过不了几天，自己应该也会生活在这样的地方。
在郭明志来到东莞的两年前，占有兵也抱着赚钱的目的来到东莞。在此之前，他当过兵。他听战友说，在外打工时，工友们下班之后都会买可口可乐和健力宝喝，一瓶要差不多3块钱。占有兵当时每月的津贴才37块钱，“即使拿所有钱买健力宝，我一个月能喝几罐呢？但是他们每天都能喝到。”占有兵形容那时的心情：物质方面越是缺乏，就越是在乎。
18年后，“90后”刘念，也来到东莞，进入工厂流水线。她来这不完全是为了赚钱，而是想要离开家自己生活。1995年，她出生在广西。离家之前，妈妈几乎“看不到”她，只给弟弟做饭，买的水果也只给弟弟吃，父亲对她倒是不轻视，但“在家里说了不算”。“我初中一毕业就想赶紧出来，想自己生活”。
在郭明志看来，这座城市扑面而来的并不是随处可见的机遇。“骑摩托车的两个人，一个开车，一个在后座伺机抢路人的背包，走路稍微不注意东西就被抢跑了，要是不松手，人还会受伤”，刚在东莞落脚的他觉得还是家里好，本乡本土的，社会没这么复杂。
他记得和妻子在长安镇的第一顿饭是两份炒米粉，一份不到两块钱，放鸡蛋要加五毛钱，他没舍得。他也不舍得住旅馆，带着妻子投靠了在工厂打工的同学，在同学的宿舍凑合了一晚。之后的几天，他们仍靠炒米粉饱腹，同学偶尔会从食堂给他们打包点饭菜，两个人蹲在路边就着凉风吃，直到同学给他介绍了保安的工作，给妻子介绍了流水线上的工作，两人才安顿下来。但起初，做保安的薪水也只有四五百块，跟老家的收入差不多。
赚钱，养家，走一步，看一步，是郭明志对于打工生活的计划。他没有想过具体到干多少年或者赚多少钱才能回家。占有兵也是如此，“反正在老家没出路，当初就想出来赚点钱回家修个房子，再找个女朋友结婚”。
他们都没有料到，这一趟远行打工，一走就是二十几年。
2011年1月5日，东莞一电子厂的打工者在更衣室进行工间休息，每次10分钟，上午和下午各一次（摄影/占有兵）
在“世界工厂”的24年
“我把生活摆在塑料产品，螺丝，钉子上”
——郑小琼《黄麻岭》
因为是熟人介绍，郭明志所经历的保安入厂考试相对简单，走了几个齐步、正步就入了厂。占有兵就没那么幸运。他来到长安镇工业区找工作时，大街小巷贴满了招工启事，可招男工的工厂少之又少，还有诸多限制。“对于退伍兵来说，保安工作还是比较好找的”，当天，在街上看到“招保安”的启事后，占有兵马上赶去面试。
他记得自己当时做了102个俯卧撑，面试官随后问他“散打行不行”，占有兵点头，于是有了一场关于竞聘的“对战”——面试的人站成一圈，占有兵和对手站在圈内，对方抬起腿来攻击，占有兵一只手截住他的腿，另一只手打在对方胸口上，对方失去了重心，在面试官叫停后，占有兵被录取。这是他来到东莞的第三天。他回忆，“对战”时自己满脑子都是“如果今天找不到工作，晚上又没地方睡了”。
“那时候找工作的人太多了，工作又少。”在占有兵的印象中，初到东莞时，不管招工名额有多少，每个厂门口都排着三五十个人，工厂也因此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标准来筛选。首先是性别，工厂大多会选择女工，因为更容易管理；其次是年龄，工厂加班非常普遍，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甚至更长，每个月休息一天，所以对工人的年龄要求是28岁以下；还有地域，因为担心工人抱团，当某地工人招到一定比例时，就不再招这个地方的人。
来到东莞做了两三年保安后，郭明志被调到工厂所在科技园的党群服务中心工作，工资1500元。2001年，他成为党群服务中心的办公室经理，薪水涨到5000元上下。妻子一直在流水线做女工，“当时加班是非常普遍的”，他回忆妻子本应该晚上7点下班，但经常加班到10点或11点，下班时间要依照订单量与完成程度而定，“不过工人都是喜欢加班的，因为能多拿钱，是好事。”
2008年，在他们来到东莞10年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东莞各大工厂订单量骤然下降，大多数工人不再需要加班，只能拿到基本工资。不仅如此，裁员潮也开始爆发。郭明志所在部门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统计园区内各工厂的工人数量，他发现各工厂报上来的人数越来越少，工厂内部、部门内部以及每个小家庭内部的话题一下子都变了，大多时候大家都在问“会裁员吗？会裁谁呢？会是我吗？”
郭明志有个关系较好的同乡也在科技园内的工厂上班，几天前他们还在一起讨论工厂可能会采取的裁员措施，突然有一天，他告诉郭明志，自己被领导约谈了。同乡按厂里的规定领了赔偿金，要自己再想办法找工作。郭明志感慨，“他好歹是个保安队长呢，说裁就裁了”。后来，他听说同乡养过猪，养过鱼，但都赔了不少钱。
彼时，占有兵也是一个保安队长，工厂裁员时，他需要组织保安部通知和协调被裁人员，避免发生冲突。“当时经常接到电话说有被裁人员闹事”，作为保安队长，占有兵必须让这件事平息下来，但作为打工者，他又担心下一个被劝离的是自己。
为了驱散强烈的不安感，占有兵开始看书、打篮球、跳舞，最终他研究起摄影来，大量地拍摄工厂流水线和工人。
因为对工人群体的关注，占有兵结识了被称为“打工诗人”的郑小琼。她曾是一名普通的流水线女工，先后在烤漆厂、玩具厂、电子厂等工厂打过工。东坑五金厂是她呆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差不多快5年，工作内容就是在机台上取下两斤多重的铁块，摆好，再按开关用超声波轧孔，然后取下，再摆……最多时，她一天要打13000多个孔。
因为身体过敏以及其他原因，郑小琼没有一份工作能长久做下去，为了排解失业和想家的焦虑，她开始写诗。郑小琼记得第一首诗写于高英村的铁皮房，那时她像一只无头苍蝇，沿东莞的工业区大街行走，两边工厂的围墙内不停传来机器的轰鸣声。她站在工厂门口，等待人事文员面试。她渴望被“收留”，至少从此不必再为一日三餐忧心。
金融危机爆发时，郑小琼在一家小公司做业务员，因为接不到订单，再加上一些客户破产，账款收不回，她再次失业。“当年失业的人很多，都是一些来料加工厂，工厂倒闭，有的拿到钱，有的拿不到。”合俊玩具厂的倒闭让郑小琼印象深刻，那是一家在内地生产玩具的香港工厂。2008年10月17日，合俊向香港法院提请自行清盘，一夜间6000多名员工失业，并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讨薪行动。“其实中国早期工厂的背后，是一个让人看不到希望的贫困乡村，在资本眼里，人工与机器都只是能够产生利润的东西。”
对于“90后”刘念来说，打工的意义开始变得不同。“我们这一代，有时候想怎样就怎样”。刘念回忆刚进厂时，同一批年轻员工中，很多人没干几天就跑掉了，“明明培训的时候都说了车间很苦，既然进厂就代表你愿意承担这份工作是吧，但就是有人不负责任。”刘念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也还未曾屡屡陷入失业的忧虑，以及养活一家老小的压力，大多数时候，“规则”都无法框住他们。
对刘念而言，除了一心在工厂里打工挣钱，她同样在意自己的喜怒哀乐，比如今天要不要加班，或者车间能不能吃零食。刘念所在的电子厂工作时间为每天早7点至晚6点，午饭时间为上午10点半，“刚吃完早餐不久怎么还能吃的下呢，但是不吃就撑不到晚上”。刘念说，因为午餐时间不合理，很多员工会把零食带进车间，甚至有人占用空鞋柜放满零食零，并售给工友——小面包、辣条、火腿肠、鸡蛋应有尽有，“有人买的，因为饿呀，像我现在大着肚子怎么可能不吃嘛。”
郭明志偶尔会想念老家的腊肠、腊肉，但东莞气候炎热，没法腌制，只能靠家里寄过来。在东莞的第24年，他一个月的薪水涨到了大约7000块。“世界工厂”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出来赚钱的期望，但郭明志从不觉得自己属于这里。
2011年8月19日，东莞市一电子厂的员工交接班时，上班的人和下班的人交织在一起（摄影/占有兵）
归与留
“他们不仅仅变成城市的陌生人，
同时也变成了故乡的陌生人”
——郑小琼
2009年，东莞市政府下发《新莞人作家、艺术家入户实施方案》，明确指出符合条件的优秀打工作家、艺术家可入户东莞，且不受名额限制。占有兵是这个方案的受益者之一，他和正在上大学的儿子都在东莞落了户。
郭明志虽然一家三代都生活在东莞，但无法解决户口的问题。他常常觉得自己的孙子也因此在私立幼儿园被“差别对待”。“对外地小孩，老师的态度都不一样。”郭明志的儿媳说。有一天中午，郭明志的孙子在幼儿园玩游戏时磕了后脑勺，直到放学家人去接时才知道情况，那天晚上他一直说头晕头疼。
生活中那些不舒服的细节，也让郭明志记忆深刻。他回忆自己当保安时，有本地人要进厂，他的例行询问不仅得不到回应，偶尔还会碰到有人当着他的面给厂里熟人打电话说：“这个打工仔不让我进”，这话让郭明志心里不是滋味。
回老家是郭明志一家人关于未来的计划，东莞于他们而言更像是一个生存资本的积累地，他们用在东莞赚的钱在河南老家买了房子，随后又开始积攒做小生意的钱。“我退休之后一定会回去”。郭明志的父母都已经80多岁，郭明志想以后一定要守在父母身边，弥补这缺失了二十多年的陪伴。他还向亲戚朋友打听了老家的教学质量，听说县里的小学和中学升学率都不错，回去后，孙子、孙女的学习应该有保障。
在东莞，每天听着“靓仔靓女”的称呼，刘念从未觉得被看不起，“再说了大家都是打工的，开店当老板还要看客人脸色呢，我想得开”。在刘念看来，再高级的工作也会被制约，就像他们犯错会被组长说一样，组长的说教大多数时候是刘念可以接受的，比如“有坏品的时候我也不想骂人，因为都是出来打工的，谁也不想不开心。”
被问及是否会在东莞留下，刘念想也没想便回答“不可能”，可隔了几秒钟，她又摸着肚子说，“看孩子吧”。刘念觉得这里没有生活，自己打工的工厂旁边连个肯德基都没有，厂门口的小吃街也只在工人下班后活跃半小时左右，时间一到，老板们便骑上三轮车，载着身后的水果、炸串、炒粉或者臭豆腐融入车流，去往人更多的地方。至于园区内，虽然有篮球场、乒乓球场和跳广场舞的地方，但她依旧觉得冷清，因为它们会像工厂门口的小吃摊一样，到点就“消失”。生活的热闹终究不属于工业区。
眼下，占有兵的全家都在东莞生活，也很少回老家。他能调取的关于家乡的记忆只限一些年纪相仿或年长的人。他记得，2016年回老家，在路上看到一个小女孩，旁边小卖店的老板跟女孩说：“快叫爷爷”，占有兵有些懵，一问才知道那是亲哥哥的孙女。家乡的陌生感包围着他，那是他离家的第21年。
对于打工地东莞，虽然在这工作了二十几年，但占有兵却很少有亲切感，尤其是在年关将至的时候。他念叨着，在老家过年，“年味儿”会从腊月底持续到正月十五，腊月二十七炒瓜子、花生，二十八蒸馒头、做豆腐，三十晚上整个家族都聚到一起，初二开始走亲戚，“带着礼品啊酒啊，相互串门，一天要吃很多顿饭”。但在东莞，占有兵很少串门，即使是朋友聚聚，也只约到饭店。
还在工厂打工时，每逢过年，占有兵会提前买几箱酒备着，然后把同事们都叫来家里，桌上摆一个电磁炉，上面放上不锈钢的盆子，把买来的菜、鱼肉、鸡肉都处理好，一起放在锅里煮着吃。“但现在不会了，因为那时工厂同事一般都是外地的，现在大部分的同事都是本地的了。”
大约一个星期前，占有兵托人从老家捎了西瓜子回来，这是湖北襄樊一种煮熟、晒干后制成的零食，“心里对家乡肯定有特殊的情感，毕竟古话讲究归根嘛”。
但占有兵觉得自己也很难再接受老家的乡村生活了。他不喜欢种田，水田里有蚂蟥会吸人血，收小麦时不小心被麦芒刺到，整个手都会红肿。而在东莞，他不用下田，不用收小麦，他还可以背着照相机和摄影器材，穿梭于大街小巷找故事，或者应邀去全国各地参加摄影展。他要留在城市里，留在这座“世界工厂”中，虽然总会有新朋友问：“你不是东莞人吧，老家哪呀？”虽然也总会有老家的人调侃他：“哎呀，这是广东娃子回来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郭明志、郭峰、刘念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