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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加拿大是为了逃离充斥着谎言的童年和国家。
我那时七岁，床底下有个背包，当我要爬墙的时候可以用。在绿色的塑料垃圾袋里面是一些毛绒动物，我每天晚上都会把它们拿出来，早上再放回去。有一只磨损的兔子，小熊维尼，还有一只丁丁狗。
我不一定会把三个玩具都放进背包里，我把我所有的毛绒玩具排成一排，然后决定带哪些走。我姐姐在一旁看着，但从来不说一句话。她觉得已经没有出路了，但我觉得还有一线生机。
我们卧室的高窗可以看到后面的门廊，有一扇只能从外面打开的木栅栏。当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偷偷地走到门廊，尽可能地松开门栓。还有的时候，在杂货店里，我故意离开母亲和六个哥哥姐姐，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需要救助的孩子，就好像有人把我抓走我都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但是，没有人来拯救我，凭我自己的力量跨过那堵高墙估计还得15年。
一
当他们把剧本演完一遍，艾德就会使出浑身解数，进行最后一次猛烈的毒打，他们给我们的是卑鄙的诽谤，不应该这样，即使在我们那个时代也很恶劣。
那是1968年，我和父母、五个兄弟姐妹，以及250个因轻罪和逃学而被州政府送到林肯堂接受改造的男孩，被困在纽约韦斯特切斯特县的荒野深处。
林肯堂被精心装饰过，它那广阔的土地被202号公路一分为二，这条公路由古老的石墙环绕，蜿蜒穿过纽约州南端，横跨哈德逊河，校园包括一座新的小教堂、一座用闪闪发光的硬木建造的体育馆、一条四分之一英里的户外跑道、一个修剪整齐的棒球场、一个游泳池、一个手球场和一个电影院。整个建筑位于202号公路两侧，周围都是大片的农田。
林肯堂是由德拉萨尔基督教兄弟会和其他几名非神职人员经营的。两年前，我们一家九口人搬出了布朗克斯区。我们的父母，艾德和帕特，和兄弟会达成了一系列协议，我的母亲帕特将担任学校的图书管理员，父亲艾德将担任副校长助理。
他们的工作没有具体的要求。帕特告诉所有问她的人，她受了好莱坞大片《男孩之城》的启发才接受这份工作的，这部电影由斯宾塞·特雷西饰演现实生活中的弗拉纳根神父。艾德留着规范的海军平头，前臂上纹着美国白头鹰，看起来像是一个能让问题少年听话的人。
我们刚到的时候，艾德把林肯堂称为“少年犯的乡村俱乐部”。他的办公室在“鱼缸”大楼的主楼层。“鱼缸”是一栋L形的红砖建筑，有宽大的双层玻璃门，门廊是半圆形的。在艾德的办公室附近有一间上锁的牢房，专门关押那些调皮捣蛋或企图逃跑的男孩。
当一个调皮的小孩跳墙的时候，艾德的工作就是把他抓回来，把他关在牢房里几天。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帕特协商好了我们在林肯堂的住房。我们住在曾经是湖景区的一楼，那是一栋有100年历史的房子，现在既没有湖，也没有风景。艾德在前面的草坪上插了一根杆子，每天早上升起美国国旗。每天晚上，他都会让两个孩子降下国旗，把它叠成紧实的三角形。
星期天晚上，艾德会熨好他的五件白色工作衬衫，然后依次把他的两双黑色休闲鞋和两双棕色休闲鞋擦得锃亮。
湖景镇的生活就像一次轮盘赌，它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始，艾德和帕特把我们七个人按年龄顺序排在厨房里。
艾德保证如果我们说实话就没人会受伤，他想知道是谁撬开了锁着的冰箱，是谁把口香糖粘在狗身上，是谁打开了车窗，是谁吃了他的开心果，是谁动了他的一个剃须刀刀片，是谁砸坏了沙发，是谁在纱门上开了个洞，或者是喝了止咳糖浆，有的时候甚至根本就没有人犯任何错。
艾德从队伍的一头开始，一路到我面前。逐个地问，“是你吗”，每个否定的回答都会给你的脑袋蒙上一道伤痕，哥伦布骑士的戒指在你耳朵上狠狠刮过。
我的大哥哥会举起双手捂住他发红的脸，他的脸仿佛是被恐惧和困惑烫伤了。当我哥哥哭的时候，艾德冷笑道：“你哭什么？告诉我你为什么哭。”
艾德是个左撇子，但和我的二哥一样用右拳，二哥是一群孩子中唯一一个红头发的，生来就有一只畸形的耳朵，脑袋一侧有一块胎记。
这个耳朵是帕特的忌讳，帕特喜欢讲她只见过丈夫哭过两次的事情：一次是他看到儿子的胎记，还有一次是肯尼迪遇刺。接下来，是我那长着子弹头的哥哥，他是所有男孩中最强壮的，他会把下巴伸出来，这会更加激怒艾德，而且总能奏效。
有一次，我一个排行中间的哥哥，长着一双淡褐色眼睛，为了了结这一切，抢先承认了错误，但它并没有用。艾德说：“你当我是傻瓜吗？”
我的姐姐瞪着地面，怂着双肩，揪着她那过短的衬衫袖口，因为恐惧和眼泪而打嗝，艾德接着说：“我保证让你为自己感到遗憾。”
我能感觉到我们的集体愤怒随着每一次的来回传递聚集而后消散。
艾德打孩子的时候总有很多话说。他喜欢靠近你，看着你的额头而不是眼睛。嘴角挂着唾沫，提醒你，你没有任何问题，“你觉得你有麻烦吗？你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麻烦。我才有大麻烦，我的麻烦就是你们。”
在这条线上来回找了几次都没有结果之后，艾德便转向帕特，开始了他们事先准备好的交流。接下来的表演一半是胡扯，一半是杂耍。
“这事怎么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帕特？我们怎么会生了这么七个满嘴谎言的混蛋？”帕特会叹口气，把头歪到一边，一副听天由命，心碎不已的模样。
“不得不抚养野蛮人，一群畜生、小偷，我们这是造了什么孽啊？他们有房子住，有东西吃，他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当他们把剧本演完一遍，艾德就会使出浑身解数，进行最后一次猛烈的毒打，他们给我们的是卑鄙的诽谤，不应该这样，即使在我们那个时代也很恶劣。
艾德说：“我每天上班，应付那些黑鬼和垃圾，你以为我想和那些动物工作吗？你觉得你妈妈想和黑鬼和垃圾一起工作然后回家还要对付你们吗？你们还是小孩吗？还是七个满嘴谎言的废物？”
艾德和帕特会在适当的时间抽支烟进行中场休息，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餐桌上旋转黄油刀来选一个出来认罪的人。之后，我们经历又一轮的殴打，我们脸都被打肿了，耳朵嗡嗡响，被塞进车里吃冰淇淋，我们吃得小心翼翼，以免一个不小心把冰淇淋洒在艾德的汽车座椅上。
如果说艾德的暴力是有条理的，那帕特就是混乱的，简直令人绝望。她对着孩子们挥舞着猎枪。她从厨房里拿了几把刀指责我们想要她的命，她在奇怪的时间冲进房子，咒骂那个害她肚子里塞满孩子，毁了她生活的男人。
她会穿着睡衣，带着一个空手提箱离家出走，坐在长长的砾石车道的尽头，等着一个男孩哄她回去。艾德这种时候总是装死，赖在床上睡觉，直到她自己回来。
我们被告知，“在这所房子里发生的事就留在这所房子里。”
他们其实没必要担心，六岁的时候，我有段时间都不能说话了，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很害怕艾德和帕特会下地狱，所以我为我的父母祈祷，并尽量让自己听起来很真诚。我担心我不能在这样的家庭里做个好人也许我也会一起下地狱。
在圣约瑟夫小学，每天早上，我们站在那里，面对美国国旗，手捂心口，背诵效忠誓词。修女们告诉我们如何做个好人：在万圣节拿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橙色盒子，为非洲的婴儿祈祷，手脚不要乱动，在走廊里保持肃静，最重要的是，永远不要撒谎。
我对自己撒的第一个谎是，我不能离家出走因为我爱我的家人。我告诉自己，我的兄弟姐妹没有我就活不下去，我对他们很重要。我在脑子里翻来翻去，用谎言来抵御我的懦弱。我告诉自己我爱我的父亲，我爱我的母亲，哪怕在他们打我的时候。
我的确爱我的家人，但那不是我留下来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一个七岁的孩子无处可去。
二
当我看到特朗普一边撒谎，否认现实，一边煽动暴力时，我意识到，我的家人拥有同样的超能力：我们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隐藏起来，对自己撒谎，然后让别人相信。而且，就像特朗普会不成比例地攻击任何威胁要揭露他真面目的人一样，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保护我们的谎言。
2018年10月25日，在加拿大生活和工作了30多年后，我走进美国驻渥太华大使馆，宣布放弃美国国籍。
按照我的律师和大使馆官员的指示，我只带了一个小提箱。里面是一大堆美国政府表格，我申请放弃的美国护照，我的美国出生证明，我的社会保障卡，以及我的加拿大护照，以证明我在放弃之后不是无国籍的。
手提箱里还有一个写有地址的特快专递信封，在美国国务院盖上最后批准印章后，它会接收我的国籍取消证明，还有一张2350美元（美元）的银行本票——我的出境费。
我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几个月申请成为加拿大公民，这是我耗时两年、手续繁琐的申请加拿大公民的最后一步。我的恐惧逐渐演变成了特朗普一定会赢的确定性，这让我不顾一切地想摆脱与祖国的关系。
在2016年大选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的童年是一个异数，如此极端，没什么普世价值，直到特朗普的竞选，在辩台上对希拉里的无理、在集会上对残疾记者做出的怪异手势，以及他的大量种族主义言论，我才意识到，我的家庭是美国功能失调的一个缩影。
当我看到特朗普一边撒谎，否认现实，一边煽动暴力时，我意识到，我的家人拥有同样的超能力：我们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隐藏起来，对自己撒谎，然后让别人相信。而且，就像特朗普会不成比例地攻击任何威胁要揭露他真面目的人一样，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保护我们的谎言。
有一次，我走进厨房的时候帕特正在用她的酒杯打艾德的头。她没打中，玻璃杯撞在他身后的墙上爆开了。我敢肯定她向他开了一枪。我的一个哥哥试图安慰我说这种事情家家都有，我知道那不是真的。
当艾德和帕特不再和我们一起吃饭，而是每晚把他们的盘子里更好的食物和一桶桶冰镇啤酒带到客厅时，我知道这也不正常。
当艾德和帕特带着我们在公共场合亮相时，人们会惊叹于这一大窝孩子这么有教养，我们穿着帕特亲手做的衣服看上去是多么干净整洁。
他们听不到艾德低声地在我们耳边说的话，他的呼吸就在我们的脖子边。
如果有孩子试图反抗，他就会微笑着靠过来，警告说，“跟我对着干，你他妈的不要命了是不是？”
或者是，“回家以后我要用我的鞋把你的屁股打烂”，还有“后面一整个星期我都会用来教训你”。
在家里，我的家庭是一个充满威胁和暴力的熔炉。而这个湖景之外的美国，也正在沸腾。
早在1968年，南卡罗莱纳高速公路巡警向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一群抗议学生开枪。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位于奥兰基堡，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黑人学校。三名黑人学生被枪杀。
同年4月，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引发了大范围的骚乱，并升级为枪杀令。尽管美国增加了在越南的军队部署，大学校园里的反战示威活动仍在全国蔓延。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演变成了一场电视上的争吵。
理查德·尼克松以“法律与秩序”为竞选口号赢得了1968年的总统选举，随后又大肆宣扬非洲中心主义和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黑人权力政治组织，其核心做法是公开携带武装巡逻以监视警察行为，防止警察暴行）的崛起。
1972年，就在尼克松的第二任期即将到来之际，他的白宫因在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遭到入侵和电话窃听而受到调查。从1973年5月18日开始，水门事件的听证会在美国三大网络上直播。当时我11岁，和数千万的美国人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他们要么观看现场直播，要么熬夜观看公共电视的重播。
8月，水门事件听证会结束时，在林肯堂工作了7年的艾德已经失业或辞职了（他从没说过是哪一种），我们搬到了康涅狄格州。我们租了一套又一套的房子，来回奔波，而艾德则往返于家和韦斯切斯特之间，他在萨默斯中学教七年级。
这份工作的薪水被削减了，而且在美国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全国汽油短缺的情况下，每天需要往返64公里。在康涅狄格州，帕特为纽敦、伯特利、布鲁克菲尔德和达里恩的富人房主，裱墙纸和缝窗帘。
我们在康涅狄格的第一年结束时，尼克松辞职了，试图躲避不可避免的弹劾。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宣誓就任总统，他向美国人民承诺，他们“国家的漫长噩梦结束了”。
一个月后，他赦免了尼克松。福特总统传达的信息很明确：尼克松只是一场噩梦，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没有犯下罪行的偏执总统，也没有什么敌人名单。
三
在加拿大做一个美国人，比在美国做一个美国人容易多了。我编了一段美好的美国经历，一直坚持编下去。我轻快、有主见、自信。在我的工作生活中，以及和朋友们在一起时，我把我的爱尔兰裔美国家庭描述成一个庞大的、勇敢的肯尼迪家族，在前院的草坪上玩橄榄球，只是真实版本里，有在我们骨折后不带我们去医院的父母。
1975年，我开始上高中。我的父母用他们大孩子的学生贷款在丹伯里的华盛顿大道买了一套房子。丹伯里是个小城市，周围都是漂亮的城镇，到处都是废弃的帽子工厂。如果你在20世纪早期买过帽子，它很可能是由“帽子城”的欧洲移民制造的。但这个行业已经在走下坡路：到20世纪50年代初，帽子开始过时，丹伯里就此衰落了。
买了新房后，艾德和帕特参与社区活动的第一个行动是签署一份请愿书，禁止黑人家庭在社区买房。黑人家庭大多被限制在伊甸园大道和劳雷尔花园的公共住房项目中。整个20世纪70年代，种族骚乱在丹伯里高中经常发生，暴力斗殴导致至少一名学生被送进医院。1979年，民权法案通过15年后，3K党一名成员还在当地州立大学校园散发小册子。
我在丹伯里A&P（Danbury A&P，连锁超市）找到了一份收银员的工作，当时罗纳德·里根在1976年失败的总统竞选中，重新开启了福利女王（注：“福利女王”在美国是一个贬义用语，指涉嫌通过欺诈、危害儿童或操纵等方式滥用或收取过多福利款项的女性）的丑陋鬼话。
带着食品券和WIC（注：给低收入家庭的福利券，可以在任何一家超市领取食物和生活用品）代金券来到商店的黑人家庭，会在前门和过道受到安检人员的检查。熟食冷盘被包装起来，并且都被标了号，收银员被要求检查坐在购物车儿童座椅上的儿童的屁股底下，有没有藏了标了号的熟食。
当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为我的父母祈祷了。我为自己的道德准则变低而感到痛苦。每次我想离开这所房子时，我要去哪里，我要去见什么人，这些回答都得撒谎。帕特坚持说我的朋友们在背后嘲笑我，说他们不值得信任。到了深夜，我就会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念叨我说过的谎话。我向自己保证总有一天我要勇敢说实话，我可以做个好人。
到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丹伯里的房子变得很破败。后半部分低于地面，常常被淹。铁锈色的粗毛地毯上长出了蘑菇，我们一家人也跟上了腐烂的步伐。
我的二哥和三哥都在快三十岁的时候结婚又离婚了。我的大哥在新斯科舍省上完大学后就再也没有回家。我的二哥精神崩溃了，被关进了丹伯里医院的精神病病房。我弟弟的医生建议艾德和帕特参加他的治疗，并参加家庭治疗。
他们不会冒险暴露我们的童年细节，所以我弟弟独自在医院待了三周。我们七个人争先恐后地逃离彼此。1981年，当我离开家去多伦多上大学时，只有两个兄弟姐妹留在了家里。
几年后，华盛顿大道上就只剩下帕特和艾德了，于是他们开始了新的篇章。1984年，他们来到加拿大，借着刚刚通过的扩大安大略省天主教学校资助法案的东风，在移民过程中一路顺风。他们在多伦多的北约克租了一间公寓，随即被多伦多独立学区（今天的多伦多天主教学区）聘为特殊教育教师。帕特在多伦多市中心教小学，艾德在他们公寓附近的一所高中教书。
艾德喜欢做一个带着布朗克斯口音和刺青的傲慢美国人，他的学生很喜欢他。有时候他穿着长袍站在桌子上讲凯撒大帝，有时候分享他做棒球队教练的经历，这都是他最喜欢讲的故事。
在他试用期间，当学校董事会的评估人员来到他身边时，他让学生们帮他，当他向全班同学提问题时，每个学生都会举手。举右手的表示他们知道答案，举左手的表示他们只是来凑数的。百分之百的参与率，惊人的答题正确率。
在加拿大做一个美国人，比在美国做一个美国人容易多了。我编了一段美好的美国经历，一直坚持编下去。我轻快、有主见、自信。在我的工作生活中，以及和朋友们在一起时，我把我的爱尔兰裔美国家庭描述成一个庞大的、勇敢的肯尼迪家族，在前院的草坪上玩橄榄球，只是真实版本里，有在我们骨折后不带我们去医院的父母。
最好的谎言都植根于事实中。
除了几个家人之外，我没有和任何来自美国的人保持联系。而且，尽管艾德和帕特已经搬到了多伦多，我也没怎么看过他们。我适应了我的加拿大生活。
大学毕业后，我成为了加拿大移民。20世纪80年代末，作为加拿大广播公司的制片人，我去了阿尔伯塔省、魁北克省和渥太华。我的杂志写作工作带我去了萨斯卡通和拉布拉多的原住民社区。1991年我儿子出生后，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在美国生活了。我无法想象把他，或我自己，从加拿大连根拔起。
尽管如此，我从未考虑放弃我的美国公民身份或正式成为加拿大人。偶尔朋友会问我为什么，我从来没有一个好的答案。
直到2001年夏天，《时尚先生》派我去佛罗里达写关于纳撒尼尔·布拉齐尔的故事。这位14岁的黑人男孩因为枪杀了他的白人七年级老师巴里·格鲁诺，而被当作成年人审判。2000年5月26日上午，布拉齐尔因投掷水球而被停课，他被送回家，回来时带着他在祖父家找到的一把手枪。
布拉齐尔后来告诉警方，他只是想在学年结束前和两个女孩说再见，格鲁诺不让他进教室，布拉兹尔拿出枪来吓唬老师。布拉齐尔后来告诉警方，他不知道枪响后发生了什么。“嗯，我看不见，因为我的眼睛开始流泪，所以我就跑了。我一看到血就跑了。”
接下来的一年，布拉齐尔在棕榈滩县监狱等待审判。透过有机玻璃，我看到小伙子长出了胡子，他还在长身体，在监狱的这段时间，他高了4英寸，重了20磅。他的辩护律师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布拉齐尔已经从一个男孩变成了一个成年“暴徒”。
他的故事只有一种结局。
布拉齐尔被判二级谋杀罪，被判处28年监禁，至今仍在监狱服刑。双子座倒塌时，他的故事正等待发布。《时尚先生》压下了这篇报道，因为时机不对，但合适的时机从来没有到来。
四
于是，作为一名加拿大人，我观看了2018年11月的中期选举，看到特朗普撤销了奥巴马医改，退出了《巴黎协议》。我作为一个加拿大人，看着他为富人提供税收优惠，退出伊朗核协议，把孩子关在南部边境的笼子里，为夏洛茨维尔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壮胆，让他们攻击媒体，庇护美国的敌人，疏远盟友。
纳撒尼尔·布拉齐尔和911事件之后，我和美国之间的距离拉开了。在袭击发生后不久，我买了一面美国国旗，并把它挂在多伦多我家的前廊上。那是一种奇怪的冲动，一种虚幻的爱国冲动，我以为它已经被切除了，这也是我童年时努力祈祷的回声，一种与别人共情的义务。
不管是什么心态和回忆让我挂上美国国旗，这种因素很快就消失了。我没有在911一周年纪念日或之后的任何一年挂过国旗。
接下来，美国精心打造的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不断遭到侵蚀。对根本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恶意搜索，导致了对伊拉克的灾难性入侵。在国内，《爱国者法案》和《国土安全法案》扩大了政府的监视权力。警察部门被军事化，配备了从美国陆军卸下来的装备，今天还在全方面地使用。
去年春天，当美国人走上街头抗议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跪杀乔治·弗洛伊德事件时，迎接他们的是《使命召唤》里的警察：笨重的单色制服、防弹衣、战术背心、防弹衣、头盔、面罩，还有随时准备好的半自动突击步枪。
2010年，我开始用Facebook，我保留的跟美国沟通的一扇窗户打开了，那是来自我1979年高中班级的好友请求。我的许多天主教同学现在被认定为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
我还记得，Facebook上充斥着各种宗教狂热的声音，让我感到不安：祈祷名单、关于神爱世人的个人见证，以及反堕胎的言论。
在我身上迅速成长的加拿大身份意识到，几乎每一个美国政治演讲的结尾都是“上帝保佑美国”。
到2015年，有关奥巴马是否拥有美国国籍的阴谋论，已演变成针对希拉里的歧视女性的攻击。
我在新泽西的表亲是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到了2016年夏天，我的“解除好友”按钮用完了，我的加拿大公民申请也在排队了。
2016年11月8日晚，特朗普的胜利是一枚闪光手榴弹。当这个国家恢复理智时，候任总统特朗普正拖着家人笨拙地走过舞台。希拉里以近6600万张选票赢得了普选，但这并不重要。特朗普兴高采烈的虚无主义竞选活动为他赢得了近6300万张选票。
他承诺修建边境墙，诽谤墨西哥人，提倡穆斯林禁令，在他的集会上煽动对抗议者的暴力，威胁要把希拉里关进监狱，并吹嘘性侵女性。
我和我在康涅狄格州的二哥打了大半夜的电话，一直打到凌晨。几周以来，他一直向我保证，特朗普肯定没希望，希拉里会彻底打败他。
特朗普获胜后，我哥哥说他会在一年内被弹劾。他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
特朗普就职典礼后的第二天，妇女大游行吸引了全国各地城市的数百万抗议者。
类似的抗议活动持续了两年。许多美国人似乎无法调和特朗普的崛起与他们对美国的看法。这种不协调是深刻的。
2017年2月22日，特朗普就职大约一个月后，我和其他几十人在斯卡伯勒镇中心宣誓成为加拿大公民。屋子里只有站立的空间，这些即将成为新加拿大人的朋友和家人挤在房间里，手里拿着小小的加拿大国旗。
这种兴奋很有感染力，几乎是在一瞬间，我就被我的情绪震惊了。一开始，这是我放弃美国国籍的捷径，但在我没注意到它已经深化成了另一种东西。首席法官言简意赅。她向我们表示祝贺，并建议我们结识邻居，结交新朋友，参观加拿大的省级公园。
于是，作为一名加拿大人，我观看了2018年11月的中期选举，看到特朗普撤销了奥巴马医改，退出了《巴黎协议》。我作为一个加拿大人，看着他为富人提供税收优惠，退出伊朗核协议，把孩子关在南部边境的笼子里，为夏洛茨维尔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壮胆，让他们攻击媒体，庇护美国的敌人，疏远盟友。
当特朗普摧毁了社会政治格局时，主流媒体如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却在原地兜圈子，故意假装相信，甚至真的相信，特朗普会变得更像一个总统，他会停止诽谤他的对手，与俄罗斯人勾结，或怂恿白人至上主义者。
但他从来没有改变。
对于那些因特朗普的胜利而感到羞耻的人来说，这些年是一场精神上的折磨。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现实，“这不是我们”（This is not who we are），他们等待着一个不存在的临界点，期待这个国家被一群从未露面的英雄阵容所拯救：詹姆斯·科米、罗伯特·穆勒、约翰·凯利、詹姆斯·马蒂斯、苏珊·柯林斯（注：以上这些政治人物都因为与特朗普的政见向左而被免职或主动辞职），还有所有值得尊敬的共和党人。
这是一场残酷的政治运动，但我并不惊讶，这就跟我的童年一样。
五
在一个被种族痛苦、歧视、暴力和贫困撕裂的国家，最大的威胁不是分裂美国人的东西，而是他们的共同之处：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一永恒的谎言。
2018年5月底，拿着我的加拿大公民身份，我聘请了一名律师，开始了放弃美国公民身份的官僚主义的漫漫长路。我努力回忆大约40年前我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确切日期和地址，那些关于撒谎或试图逃税的后果的严肃警告让我感到不安。
他们要求我提供所有银行账户在过去五年中的最高余额（114a表格）以筛查可能存在的洗钱行为。我必须提供我的律师的姓名和证件（G-28表格）。我必须填写过去5年的非居民外国人所得税申报表（表格1040NR）。每填完一份表格，我就向美国政府透露更多自己的情况。
为了正式完成我放弃美国国籍的流程，我被要求于2018年10月25日下午1点出现在美国驻渥太华大使馆，这距离我开始退出国籍流程已经有六个月了。
大使馆看起来就像一个地面上的碉堡，由混凝土屏障保护着，还有一个门禁，防止任何人开车进入。摄像机像炮塔一样。相比之下，室内显得柔和不少，我在前门外受到一名保安的欢迎，他在我头上挥舞着安全感应器。进去后，另一个保安检查了我的手提箱，并指给我穿过大厅，到收银台，把我的银行汇票递了过去。
在短暂的等待之后，副律师安吉拉·莫拉一页一页地审阅了我的个人文件和政府文件。然后她让我阅读并签署DS-4081表格，关于放弃美国国籍的后果的理解声明。该声明重申了有关逃税、成为外国人以及美国以刑事犯罪为由将我引渡回国的警告。
最后，是那个我的律师和其他放弃国籍的人预先提醒过我的问题：“你为什么选择放弃你的国籍？”
对于这个问题，我得到过明确的提示，我需要说明的是，我没有再在美国工作或生活的计划，我不想再保留我的公民身份。于是，我喋喋不休地说着我是如何爱上加拿大的。然后我脱口而出说我不讨厌美国，甚至为我放弃美国公民身份而感到难过，只是因为我现在生活在加拿大，而只好选择放弃美国国籍。
我仿佛又回到了七岁，努力说服自己，我热爱我要逃离的那个国家。当我停止说话时，副律师莫拉看起来对我答案很是满意。她在最后一张纸上盖了章，然后没收了我的护照。
我放弃了美国国籍，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再说关于我的家庭和美国的谎话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带到加拿大的、关于我在美国的幸福童年的童话也不用再编下去了。我的兄弟姐妹们也一样。
一个残暴的童年是一个共同的负担。我的一个兄弟告诉别人，他全家都死于一场悲惨的飞机失事，我佩服他简单粗暴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我另一个兄弟则干脆消失了。我的家人逃到了三个不同的国家和两个大洲。我们之间最短的距离是5个小时的车程，但我们从未互相拜访过。
拜登凭借美国范的神话进行了一次成功的竞选活动（原文为：PRESIDENT JOE BIDEN ran a successful campaign on the myth of the American character.）。他向美国人民承诺，他将恢复这个国家的灵魂，以及它在国内外的地位。
他称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是一个“异常的时刻”，并向疲惫的选民保证，现在为这个国家扭转局面还为时不晚。
超过8100万美国人把票投给了拜登，这是美国历次选举中赢得票数最多的候选人。川普获得的选票数量位居第二，接近7400万张，比他四年前赢得的选票多出近1000万张。无论如何计算，这次选举都不是对特朗普或他的政策的否定。他在2016年的宣言是有预见性的，“我哪怕站在第五大道的中间开枪杀人，也不会失去选民。”
特朗普是美国恶性自我欺骗的最终表现。拜登的胜利并没有改变这种诊断，他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了。1月6日，特朗普又一次用谎言给他的支持者壮胆，然后看着他们冲进国会大厦，这起袭击迄今已造成5人死亡，并向全世界传达了美国的创伤。
在一个被种族痛苦、歧视、暴力和贫困撕裂的国家，最大的威胁不是分裂美国人的东西，而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一永恒的谎言。
尾声
1991年，我姐姐从英国给艾德和帕特写了一封信。在这本书中，她记录了自己童年的恐怖经历，以及这些经历给现在的生活蒙上的阴影。同时，我也拿到了那封信的复印件，我担心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我没有收到帕特和艾德的消息，一周后，我接到一个警察的电话，告诉我我父亲死了。我以为艾德是自杀了。直到我到了斯卡伯勒综合医院，我母亲正在那里等候，我才得知他死于心脏病发作，终年六十二岁。
艾德把信藏了起来，不让帕特知道。我的二哥告诉我，我必须在它杀死帕特之前找到它。葬礼结束后，我的兄弟姐妹回到了英国、温哥华、渥太华、芝加哥、加利福尼亚和康涅狄格的家。只有我和帕特还有我六周大的儿子留在多伦多。
几个星期以来，我经常接到哥哥的电话，问我是否找到了那封信。我没有，因为我从来没有找过。2003年，我母亲去世时，我们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机会就更少了。
艾德去世几个月后，帕特打电话给我，无法控制地哭泣，我立刻知道她发现了那封信。我还奇怪她怎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找到。我去了她在唐米尔斯的公寓，我们面对面坐在餐桌旁。她问我姐姐在信里写的是不是真的。我明白这个问题是一种冒险，直到我回答“是的”，帕特才移开视线。
我记得她的手轻轻地放在茶杯上。她看了看我身后的窗外，告诉我她不记得在我们家发生过这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