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名有姓到病例1、病例2
“他张三李四，他什么职业对控制没有意义。
而且带来负反应，后续再有病例，他害怕，他不告诉你”
“提地不提人”，上海在疫情信息发布上的这一变化，在本周广受好评。在上周六召开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3名本土确诊患者没有被公布姓氏，而是以病例1、病例2、病例3代称，性别、年龄等个人信息也被隐去；同时也没有单独公布每个人的行动轨迹，而只是总体上列举了三名病例涉及的公共场所。
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吴凡：我是非常主张这么做，其实从一开始我就主张这么做，因为公布这些非常详细的细节，你知道这个人是男的女的，其实对任何人没有任何意义。公布哪个小区的，知道这个小区最好知道哪个楼的，有些人恨不能知道是哪个户的，其实没有意义。很多网民说对我有意义，我知道他在哪，我躲他远点。其实我们发现病例之后，我们疾病控制中心都会对他涉及到的一些公共的场所，公共的地方做终末消毒，也就是说你再公布他是哪里的，你知道他精准的位置，他张三李四他什么职业毫无意义，对控制没有意义。而且带来一个负反应，就是后续再有病例，他害怕，他不告诉你，为了不让你更多地对我的家庭生活家人有更多影响，他不告诉你。其实是非常不利的。
作为流行病学调查和疾控方面的专家，吴凡是上海市疫情防控发布会上的老面孔，她深知大多数病例个人信息的发布，其实对于防控并没有太多意义，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出于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很多地方的疫情个人信息发布，奉行着“越详细越好”的原则。
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 宋耀君：去年年初报告一个病例的时候，马上把他的轨迹写得很详细，这样就造成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对个人隐私的侵犯，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居民反响，其实这些对整个防控工作从采取措施来说，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指导性意义。
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吴凡：其实上海我们早就希望这么做，我们很早的时候就希望这么做，我想可能跟其它地方，大家公布得很细，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们从卫生行政部门也好，专家也好，大家还是形成达成这种共识。这与社会老百姓的回归理性，成熟的社会心态也有一定的关系，大家都能接受，大家反过来觉得很好。那个时候你要这么公布，他坚决不答应，对吧，网民就会给我们专业机构施加很多很多的压力。
此前，大多数地方在疫情信息通报时，往往会公布病例的姓氏、年龄、性别、职业、居住地等以及详尽的活动轨迹，尽管已经进行了脱敏处理，但这些被放到聚光灯下的信息，常常被网友脑补出离奇的情节，一些病例甚至成为被网络暴力的对象。而如今上海的做法，既没有透露个人的信息和轨迹，又将病例活动涉及的场所告知了公众，在平衡公众知情权和病例隐私权方面，是一个进步。
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吴凡：我们每一个公众其实应该知道，我们不需要去满足你这些好奇心。这次我们现场开始公布，既告诉了你哪些场所他曾经去过，信息也透明了，也告诉了，但是同时又保护了病例的隐私。可以说在这一年的疫情防控当中，我们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变得更理性了，更成熟了，对新冠病毒的了解也更深入了，所以他就能很好地接受，我想这是两方面都有一个平衡的结果。
上周日，北京市在通报大兴区疫情时，同样隐去了病例姓名、年龄、性别等信息；在本周一，吉林通化市的疫情通报中，也开始只发布确诊病例的序号和居住地，疫情个人信息发布“最小必要”的原则得到推广。但与此同时，进入2021年，各地通报的泄露疫情信息的事件仍有增无减，杭州某医生泄露疫情流调报告，保定某单位员工将密接者信息表发至微信群；北京顺义某航空安保公司员工将初步流调报告发至微信群，他们都受到了行政拘留的处罚。
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吴凡：因为现在泄密不是流调的环节泄密，而是应用的人泄密，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岗位职责，使用的人员，你要对他有一定约束和要求，这个可以是法律的，也可以是行政规章，也可以是规范，你对他要有要求，要教育。其实我觉得只要每个人有这种意识，作为工作人员就有这种责任和义务去保护人家的隐私。
在疫情联防联控的背景下，参与疫情信息收集、使用的主体空前多元。按《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规定，除疾控、医疗机构外，居委会、村委会等可以协助收集疫情信息，企事业单位、物业公司等经依法授权后也可以收集相关信息，未经授权的单位则无权收集疫情信息。然而，《传染病防治法》等现行法律，关于疫情隐私保护的规定仅适用于疾控、医疗机构，而无法针对其它各类主体。这就要求这些单位和主体，自觉建立起隐私保护的内部机制，尽到安全保障的责任。如今，在疫情信息发布环节，加密已经成为共识，在采集、传送、使用等各环节，能建立起“脱敏”和“加密”的机制吗？
上海市政协委员 臧熹：能不能把疫情相关的，牵涉到公民隐私的一些信息，在一网统管的平台上进行流转。未来一旦出现了泄露问题我们也能够在第一时间找到相关的责任人，迅速地进行处理。
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吴凡：我们可以用的技术手段是传输过程当中，为了更好保护隐私，我们可以在传输使用利用的过程当中，对一些敏感信息进行脱敏，进行脱敏处理 这是我们可以技术上做得到的，技术手段解决一部分的隐私保护问题，这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上海为什么没有全民核酸检测？
“越是缺人缺资源的时候就越需要精准，
因为只有精准才是省人力的，对社会的稳定也是最好的”
其实从去年武汉解封之后到现在，上海也出现了几波疫情，但好像这座城市并没有特别的紧张，一般情况下也基本不用进入“战时状态“等等这样的字眼。本周三上海市长说，上海的此轮疫情已得到控制，而且强调防疫精细化之后就不需要扩大化，如何用相对最小的成本解决最大的关键问题？大城市是怎么做到的？对于其它地区来说，有可借鉴性吗？
21日，上海新增本地确诊病例6例，所涉昭通路居民区被调整为中风险区域后，同步实施封闭管理，1800人分批闭环转运。这次流调直到凌晨四点才进入尾声。
李先生一家突然一早就被警方告知，由于进入过该居民区并接触过隔离居民，他们进了彻夜排摸出来的密接人员名单，需接受核酸检测并集中隔离14天。
上海市市长 龚正：总的来看疫情控制住了，我们对下一步的处置工作很有信心。
突发于一周多前的疫情，截至目前，突现18例本土确诊病例，结果是，只封闭了几个小区和一家酒店，仅安排了4.1万多人的核酸检测，到本周三便宣布控制住了疫情，上海的防疫密码是什么？24日的发布会，从发言者吴凡的流行病学调查介绍中似乎可现端倪。她介绍，某晚，一组专班连续通宵工作15个小时，对一条重要线索展开了深入分析。
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吴凡：关于做流调其实跟大家看破案大片差不多，病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我们认为有可能会沿着这条传播链，有更大范围传播。一晚上围着这个仅有的信息，我们排摸出了30位直接的密接者，这30位密接者这个时候，已经散播在全市的各个位点上。怎么办呢？我们第一时间跟他们联系，完了以后跟120打了电话确定，让他们去指定的这些隔离点隔离管理，所以这个当天晚上我们就做完了。
此次疫情是从对某医院重点人群的主动筛查中发现的。此时，牵头上海新冠肺炎流行病学调查的吴凡，便开启了与病毒的赛跑，按她的话说，这条线索有核扩散的危险。根据这30个密接他们又界定了2817人可能的接触者。
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吴凡：所有的流调，我们都是以病例为核心逐步展开，你可以想象成几个圈。我们明确了界定了这个人之后，由我们的地区组去协同、去找，那天正好是一个晚上半夜，那么有人就说，那行，那我们明天白天再去找他去，我说不行，必须晚上，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告诉他，明天你就不要出门了，你先原地固定住先别动，等待后边的信息。两千多人一晚上，都要把他找着，这也是很难的一件事，但不管怎么说，你总比找几万人要强得多。你像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精准排摸，聚焦重点这么一个过程。
上海将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的相关人群，精准划分为密接者、密接的密接和一般接触人员，对人群的电话流调只是其中一种手段，身着防护服的流调人员大白们，会精准锁定城市的某个角落，突然出现在人的面前，采取面对面或走访形式，流调出更为详细的信息。
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吴凡：如果“大白”找你，配合流调你该干什么，有人就蒙了，说我当然肯定害怕，害怕完了是配合，怎么个配合法？那我们就有很多种办法，你现在突然之间问我说 14天前你去过哪，那我也想不起来，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告诉他，你平时记日程吗？那把日程拿出来看看，买东西的，那你把支付的信息拿出来看看，你哪天到哪，用了哪些电子记录，有时候你还买过车票乘过车，或者看过病的挂过号的等等，都可以成为支撑，就是逐步逐步来帮我们丰富完善，我们所需要还原的轨迹活动、接触到的人。
作为在疾控领域征战近30年的专家，吴凡明白，再细的流调都不为过，甚至类似入厕等这些不起眼的事情，对线索、交叉印证都至关重要。而在流调对象做了什么之外，怎么做，也是一个人轨迹行踪的重要细节，这直接决定隔离措施的等级和严重程度。
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吴凡：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人，他是去了一个场所，这个场所里边只是病例可能在前边进去的，我们这个人在后边进去的，他没有和病例有一个直接交集，但是他又是一个有风险的人，可能通过环境的污染，也有可能污染上。像这类的人我们时间就不用（隔离）14天，可以用 3天（隔离）。我环境污染的时候，物表的存在可能是3天至以后，就已经没有病毒了。我现在找的这些高风险的人群，都是在3天里面，跟这个密接曾经路线上有关系的，这样就很精准了，而不是说把到过这个场所的所有人，可能几千人都把他管理起来。
上海是一个有着2500万常驻人口的开放城市，人口流动本来就大，还面临境外输入风险，不光本次疫情，上海自有确诊病例以来的几轮疫情中，都未进行全城最严管制措施，按照上海市长的说法，在对人群精细化区分之后，便无需扩大化，没有做全市或全区核酸检测。吴凡表示，这样的结果源于全市上下，对社区管理、基层组织架构状况的了如指掌。
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吴凡：你这个社区平时得有底数，这里边有多少人，平时是多少人，进进出出是多少人，你几乎不可能（瞬间）实施这种精准管理，所以功夫在平时。你顺着这条链排摸，多一个不要，少一个不行。你多了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也是对日常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干扰；但是少了绝对不行，少，你就漏了，有可能这个火星沫子就落在外头了，可能漏的这一个，它后来又起了一堆火。关键时候，这里面还有一个协同问题，这套（部门）机制要灵活，要能够大家相互之间协同作战。
上海正把防疫比作“陶瓷店里抓老鼠”，要在最低层级，也就是如当疫情处于零星散发层级的最早时间，以相对最小的成本、解决最大的关键问题，使得综合效益升至最佳。
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吴凡：今天所有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常态，那你不能把它碰碎了，掉到地上你就停滞了你就毁了，那这一些就是我们的常态生活要得以维系，我们的日常经济发展希望能够继续，老百姓也不会因为有个疫情而忐忑不安，纠结，他该干吗干吗，该享受生活享受生活，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的。
上海集聚一流的人才、雄厚的财力物力，在防疫面前没有层层加码，而是在做减法，这背后是以精准防控作为防疫密码，但同时，吴凡觉得，这似乎又跟这些无关，任何一个地区都可以做到像上海这样。
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吴凡：我觉得你如果越是缺人缺资源的时候，就越需要精准，因为只有精准才是省人力的，才是节省资源的，才是对社会经济影响面是最小的，对社会的稳定也是最好的，正因为地方小人数少，你更容易做到精准。我非常理解大家说进入战时状态圈，筛查决心很大，动作很果断，但是恰恰是这种做法，可能会给社会面上，带来更多人心的这种焦虑，社会情绪不稳定，对社会经济的这个巨大影响，反而是得不偿失。
白岩松：即便在本周，中国本土注射新冠疫苗已超过2000万人，但还要与新冠病毒打很长一段时间的交道，这显然也是人们的共识！到现在我们毕竟与新冠病毒已经交手了一年有余，如何更精准的防控？降低各种成本，取得最好的防控效果，的确是任何一个地方的主政者都该多思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