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要登基国产剧剧王。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
这届观众愿意把任务剧捧上神坛，自然有特定的社会背景。
就像以前，说起张嘉益他们那个泛西北圈，想到的都是野性，反思，反叛，冲击旧秩序。
《白鹿原》
也记录了飞奔的大时代下，那些被撞倒的人。
马得福这种角色，在以往那些泛西北圈的作品里，大多是面目模糊的配角。
甚至因为手握权力，调动起了人性里的丑恶面，被隐晦地塑造成反派。
如今统一变成了致敬道德典范。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
泛西北圈是我自己瞎编的概念。
对标的是《山海情》宣传时，强调的“泛西北方言”。
剧里一群宁夏人，讲一口陕西话。
据说这样安排，是因为西海固虽然在行政区划上不属于陕西，但同属关中文化圈，所以口音接近。
我说的这个泛西北圈里，也不只是行政划分下的西北人。
北京人陈凯歌，父亲是北影厂导演，现在也被笼统地划到京圈里。
但陈凯歌最初发迹，靠的其实是西北圈。
地道西安人张嘉益，1991年分到西影厂，干了9年。
直到现在还跟西影厂感情深厚，经常给西影厂站台。
但他真正红起来，靠的是零零年后的几部电视剧。
《蜗居》《心术》这些成名作，都和西北圈没什么关系。
张嘉益这几年搭台子，拉来西北圈老相识，拍了《白鹿原》《装台》这些陕西人的故事，质量也都不差。
现在几乎是西北圈的新标志人物。
但那更像衣锦还乡，回馈乡里。
跟我前面说的“野性，反思，反叛”的前西北圈文化，已经南辕北辙。
很多人拿西北圈和京圈类比，其实本质完全不同。
没有一大帮光屁股长大的大院子弟，利用与生俱来的资源，搭起关系网。
那是实打实的小圈子。
但西北圈，严格来说不是人脉网，更像是一种文化符号。
并没有王朔那样的灵魂人物。
但西北圈也有母题。
《黄土地》
跟《山海情》一样，有黄土地，山区，锄头，穷苦愚昧的农民，甚至也有卖儿卖女。
吴天明导演，张艺谋主演《老井》，男主角被逼和爱人分手，给寡妇做倒插门女婿。
《红高粱》里，巩俐扮演的九儿，被卖给50岁的麻风病病人。
吴天明导演《人生》，男主角的教师资格被大队书记的儿子顶替。
男主角愤愤不平要去举报，被父母拦下，告诉他“自古民不与官斗”“人家手眼通天”。
不吃下眼前亏，全家就活不下去了。
当男主角后来也有机会走后门的时候，他又成了另一个“大队书记的儿子”。
从以前到现在，演起大西北，总是离不开黄土和穷苦。
但以前的主角是苦难本身。
现在为了凸显大男主的功绩，苦难和苦难的人，都成了观光打卡的背景资料。
西北圈电影，大多改编自寻根小说，和当时文坛上的寻根思潮是同步进行的。
知道你们对这种文化问题不感兴趣，具体背景不展开了。
总之写小说和拍电影的，大多都下过乡，当过农民。
同一个计划时代，在京圈子弟姜文的电影里，是带着柔光滤镜的似水年华。
《阳光灿烂的日子》
对张艺谋这种出身不好的年轻人来说，是灾难。
第五代导演，包括陈凯歌这种老北京，都从寻根文学拍起。
西影厂出品，陈凯歌导演《孩子王》拍黄土和窑洞；老农的锄头和皱纹；
没有选择的人生，压抑和压抑不住的人欲。
《老井》剧照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在给长久没有寄托的精神寻根。
京圈拍的故事，是只能发生在京圈的故事。
西北圈是所有中国人的故事。
如果一定要找个西北圈核心，已故的第四代导演吴天明算一个。
1983年到1989年，吴天明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当了6年厂长。
那6年是西北圈的高光时刻，几乎也是整个中国电影最高光的时刻。
在国内，一届金鸡百花设立25个奖，西影厂能一下拿走15个。
在东京、柏林、戛纳、夏威夷各种国际电影节上创纪录。
陈凯歌给《黄土地》选景的时候，跟摄影师张艺谋一起拄个破树枝当拐杖，一路走到《人生》的拍摄现场，找吴天明要钱。
吴天明立马给了2、3000，这在当年是巨款了，还派辆车送两人回去。
这俩人的编制都不在西影厂，吴天明当时为了留住人才，特别是张艺谋，想了各种办法。
吴天明与张艺谋、巩俐给他分房子，给他当时的妻子肖华在西影厂图书馆安排工作。
张艺谋后来要拍《红高粱》，吴天明知道厂里各科室都有卖废品挣的小金库，帮张艺谋要了4万块钱，去高密种了几十亩高粱。
吴天明后来在各种演讲和采访里，回顾那段光辉岁月时总说：
在中国，一个单位如果一把手是个好人，就容易出人才，把事情办好。
前面还有一句，翻译成能说出来的，大概是“因为没有制度依据”。
吴天明去世前不久，和台湾电影学者焦雄屏做过一次对谈。
焦雄屏问吴天明，你觉得国产电影还能再现80年代的风华吗？
吴天明说很难。当时能出那么多好作品、好导演，是因为政策宽松。
当年也有领导在干部会上说《红高粱》是反动影片。
吴天明知道后，在一次全国电影人的会上大骂：放他妈的屁。
大概就是这种骂回去的空间，才诞生了闪瞎眼的第五代。
能跟侯孝贤、杨德昌那批台湾新电影骑手，在同一时期遥相呼应。
侯孝贤导演《恋恋风尘》，和《老井》同年上映两方第一次相遇，是在1987年的东京电影节上。
就是张嘉益考上北电那年，吴天明带着《老井》参加第二届东京电影节，拿了好几个大奖。
男主角是张艺谋，演一个太行山脚下的农民。
他在东京拿了最佳男主角奖，是内地第一个国际影帝。
焦雄屏说就是那届电影节，是他们台湾电影人第一次看内地电影。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西北片就代表中国电影。
后来焦雄屏和侯孝贤、朱天文他们第一次来内地，都是通过吴天明安排。
他们来内地的首站不是北京、上海，而是西安。
不只是西部电影繁荣，西部音乐、文学、美术，方方面面都在全国引领风尚。
这就是80年代末著名的西北风。
最有名的是那首：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
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吴天明导演《人生》西北风唱腔粗犷、高昂、歌唱的是风，是天，是土地，是太阳。
还有大写的、不断重复的“我”。
再看看《山海情》的主题曲：
「花儿一唱天下春，花儿一唱幸福来。
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再唱花儿等你来」
整首歌里没有一个“我”，通篇都在唱“你”。
不断重复一句，你一来“美得哟，沙漠变花海”。
1989年，吴天明离开西影厂，滞留美国几年，名字在内地媒体上消失了好几年。
黄沙滚滚的西北风也很快过时了。
进入90年代，西影厂落寞，张嘉益待了9年，也没能成名。
也不能说全是因为吴天明离开。
毕竟不靠制度运作，只靠一个、两个人拍板儿，本来就不可能长久。
电影在那时全面走向市场，老计划体制那套不灵了。
文化繁荣的地区，自然也要是经济发达的地区。
西北圈没能形成京圈那种强大人脉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才都流向了北京。
京圈就是在那时开始发威。
第六代导演里，最值得一说的陕西人，是张嘉益的同届同学王全安。
就是那个张雨绮前前夫，连续三天嫖娼两女被抓的王全安。
张嘉益当时正好在宣传电视剧，记者问他作何感想，张嘉益说他很痛心，不管生活中怎么样，他还是很有才华。
第六代里成就最高的贾樟柯，因为是山西人，很多人就粗暴地把他划进西北圈。
70后贾樟柯不再去黄土高坡寻根，寻找我是谁。
他的电影，都是巨变下的边缘人群，虽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但已经不再寻找，也没人在意。
2016年，贾樟柯在开罗电影节，领取了杰出贡献奖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在我的少年时代，中国社会开始了剧烈的变革，我开始有很多故事想讲出来，我很幸运，找到了电影这种表达方法。”
这种表达方法让他一边在国外拿大奖，享有盛名。
一边在国内处在半地下状态。
勇敢表达自己，大概是他和上一代西北圈导演唯一的共通点了。
贾樟柯写过一篇叫《迷茫记》的文章。
说在1999年1月13号那天，他被广电总局叫去谈话。
《站台》当年29岁，没进过国家机关大门。
左顾右盼下，突然从门里走来七八个中年人，贾樟柯认出其中一个，是第五代某大师。
和一位神似赵文瑄的官员，称兄道弟、勾肩搭背。
贾樟柯倍感迷茫，他的原文是：
「原本想象中神仙般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师，在官府衙邸竟也如此游忍有余，一如自家门前。」
进门落座后，“赵文瑄”留他一人在办公室里，桌上大喇喇放着一份文件。
贾樟柯扫到了自己的名字，拿起一看，上面复印着台湾《大成报》影剧版刊登的一篇关于《小武》的报道。
报道旁边有人手书几行小报告：“请局领导关注此事，不能让这样的电影，影响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
报告署名正是刚才那位第五代大师的文学策划。
再后来，贾樟柯从地下转入地上，在国外的盛名被平移回国内。
和好几位第五代大师挂了同样的职，他曾经讽刺的“官衙府邸”，肯定早就轻车熟路。
前几年还拍过类似于《山海情》那样的任务片。
主题是宣传二胎。
如今再遇到第五代大师，大师可能会拍拍他的肩，问候一句：“你也来啦。”
西北圈消失了。
其实这两年被神话的京圈，某种意义上也在消失。
什么圈都融合到一个圈里，在一个新的审美体系下，形成同一套话语体系。
也许操着不同的方言，但讲的是同一句话。
